媽媽退休前在輔導學生
我的姥爺有五個女兒，在解放初期，他做了件兒很了不起的事兒：除了大姨、二姨被舊社會耽誤了之外，他把後面的三個女兒全部送到學校裡讀書，一個供養到高中，兩個供養到初中。
1966年5月，我媽高中畢業即將考大學，連到鄲城參加考試的糧票都兌換好了，大學離她近在咫尺，姥爺在村裡也漸漸挺直了腰桿。突然之間，文化大革命爆發，大學停止招生，全體學生停課鬧革命。從此，媽媽和她的同學一起被貼上“老三屆”的標籤。接下來，她和老師同學一起，步行到全國各地串聯鬧革命。經過一陣轟轟烈烈亂象後，她回到農村當起了民辦教師。
1977年恢復高考制度時，弟妹尚小。她邊教書、邊幹農活、邊撫養弟妹、邊複習功課，終於在1981年36歲的時候考上了師範學院。畢業後，她轉為公辦教師，分配到縣城教書直到退休。
我媽工作非常努力，她像千千萬萬個教師一樣，課堂上一絲不苟，夜晚經常備課到深夜，二十多年從來沒有因為家庭私事耽誤過一節課。她對學生傾注了巨大的心血，如今說起30年前她教過的班級，她還如數家珍，清晰的記得
誰的數學好、誰的語文差、誰愛耍點小滑頭，有的班她還能記起二三十個學生。我上初二，我媽擔任我班的數學課，她給我起個學名閆興旺，希望我的學業興旺發達。她能教好一班學生，卻教不好我。我們學校後牆是老君臺。不想聽課的時候我能翻過三米高的牆頭，跑檯子上玩兒兩節課時間。有一次我和同學趙正立玩過癮了，正站在牆頭上準備往學校裡面跳，被班主任郭老師逮住了。趙正立當時戴了個軍帽，手裡拿了把水果刀，郭老師吵我倆他不服氣，白瞪著眼兒翻郭老師，把郭老師氣得渾身發抖。他指著我倆鼻子大喊：“歪戴帽子稜瞪眼，簡直是倆小流氓！”後來，郭老師把我倆交給了我媽，她除了生氣，沒有一點辦法。事情鬧到閆超眾校長那裡，閆校長在全校大會上點名批評：“白說你閆興旺，你閆發達我也得處分你！白說你是老師（溼）的孩子，你是老幹的孩子我也不願你意！”從那以後，好多同學都叫我閆發達。後來我跟我媽強烈要求改名，再也不叫閆興旺。
我喜歡看小說，曾偷偷在圖書館辦了一個借書證，借來的小說深深吸引住我，晚上趴被窩裡看，上課夾課本底下看，把學業扔在了一邊。除她的數學課外，上課就是看小說睡覺。同桌告我狀，我媽必定要拿我問罪。後來我找了一個理由：
“我愛睡覺能怪我嗎？那是腦炎後遺症，你也不看看，跟我同時期得上流腦的，全國有三分之一的都死掉了。我不就是愛睡個覺嗎？跟他們比，這不是最好的結果了？”後來我媽調整了思路，找個成績好的學生，慢慢把我從泥潭裡給帶了出來。我媽人品很正直。有一次，一個學生家長去看孩子，臨走在她教案裡夾了五十塊錢。等她發現，人已經走遠，她拿著五十塊錢愣住了。後來她用這五十塊錢買了作業本，全部發給了班上的學生們。我剛參加工作的時候，週末我家裡是最熱鬧的，常常有十幾二十幾個孩子在我家補習功課，牆上掛著小黑板，院子裡擺著一堆小板凳。午飯時，有三五個學生在我家吃飯是常事兒。近幾年，社會上收費補課歪風盛行，我媽常常不解的問：“老師把學生教會是責任，孩子學不會，幫他們補補落下的功課，咋管收孩子的錢呢？”
她的很多學生也對她念念不忘，這幾年，在北京工作的朱廣濤，每年教師節都發個紅包給我，讓我轉交給我媽。我發了她的照片到我的朋友圈，她的學生留言有幾十條，他們都表達對她的崇敬思念之情，誠心祝福她晚年身體健康。
我媽一生有一個最大的遺憾：沒有晉升為中學高級教師職稱。她退休前有一次機會，當時學校裡還有兩個競爭對手，都不在教學一線，一個管理實驗室，一個在辦公室為領導服務。無論資歷還是教學成績，我媽都排在第一位。因為有競爭，我媽原本想放棄，但是幾個同事跟她分析，這是她退休前唯一一次機會，職稱上去了工資就會提高很多。當時我在縣政府當秘書，跟主管教育的副縣長。入職時，她教育我做什麼事都要謹小慎微、常懷律己之心。在當時的社會大環境下，我感覺到她的無奈，也想幫她找找關係。她猶豫再三，最終還是沒有拖我後腿。她自己出面，找到了高中時的校友、時任教育局副局長去說明自己的業務情況。副局長當著她的面子說了一大圈子冠冕堂皇的話，最後告訴她：指標有限，儘量爭取。結果出來後，那個高級教師職稱給了從沒講過課的後勤人員。不久，我媽就退休了。
如今，70多歲的我媽成了我們兄弟姊妹以及姑表、姨表、舅表、叔伯家兄弟姊妹等各家的軸心，她熱心張羅著親戚家的每一件事兒，手機常打的不亦樂乎。如今，我們工作都很忙，團聚少了，但是無論什麼時候回到家，兄弟姊妹隔著牆喊出的第一句話就是“媽”！有一句話說得好：
媽在，兄弟姊妹永遠是一家！當別人炫耀“我爸是某某”時，我也挺自豪的說：“我的老師是我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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