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報整版報導!尋找士兵蒙九齡,看人民軍隊的創建成長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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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一個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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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兵就是

蒙九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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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九齡

尋找士兵蒙九齡,

看人民軍隊的創建成長曆程

相對於那些燦若恆星的將帥,蒙九齡也許是如此微不足道,如此不顯山不露水,幾乎就要湮沒在歷史的塵埃中。然而他的身影,他的血肉,他的生命,他的靈魂,始終在這支軍隊中,從創建開始,一直,都在。作為個體生命,也作為普通一兵,他已隱藏在人民軍隊的滾滾洪流之中,他的所有足跡都散落在了那個由鮮血和生命衝擊形成的大平原上。

尋找蒙九齡,是尋找普通一兵,更是在尋找一支新型人民軍隊從創建一路走來的風雨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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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正在負責編撰《中國人民解放軍院校發展史》的國防大學教授蘇士甲,致函中共貴州省委黨史研究室,請求幫助調查一個叫蒙九齡的黔南人的出生地。

調查工作迅速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所轄12個縣市展開。幾個月過去了,其中11個縣市陸續反饋查無蒙九齡此人。唯獨在荔波縣,調查人員尋訪到蒙姓家族較為集中的縣城南門街及周邊時,發現了一個“蒙九嶺”,據這個“蒙九嶺”的親屬和街坊鄰居介紹,“蒙九嶺”一九二幾年便從軍離開了荔波,至今杳無音信。在蒙氏家族祖墳的墓碑上,調查人員也找到了“孝男蒙九嶺”的字樣。

但“蒙九齡”與“蒙九嶺”,雖讀音相同,卻一字之差,就有可能是兩個人。當這個結果提供給蘇士甲教授後,得到的答覆是名字不吻合,不可採信。

調查工作暫時擱置了下來。直到2005年8月,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在國防大學開設培訓班,當時參與調查蒙九齡出生地的荔波縣工作人員何羨坤,作為革命老區荔波縣的代表被選派參加學習。學習期間何羨坤拜訪了蘇士甲教授,他向蘇教授詳細介紹了調查情況,蘇教授建議他根據已掌握的蒙九齡系黃埔軍校學生等情況,到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圖書館去查閱相關資料。在那兒,何羨坤翻閱《黃埔軍校同學錄》,“蒙九齡”赫然在第三期步兵科之列,姓名:蒙九齡,年齡:22歲,籍貫:貴州荔波,通訊地址:荔波縣城南街。何羨坤按捺不住興奮,土生土長於荔波的他清楚,荔波蒙姓人家尤其是城南街的蒙姓家族,世代都是布依族,因此蒙九齡必是布依族無疑。

當晚,何羨坤將這頁通訊錄的複印件送給蘇士甲教授,蘇教授認真對照分析原先荔波縣提供的調查材料,認定雖然“齡”和“嶺”二字有差別,但其他信息吻合,“蒙九齡”與“蒙九嶺”確係同一個人,應該採信。至於為何出現這種音同字異的情形,大概是由於方言發音所致,即使隨後發現也將錯就錯了。

回到荔波後,何羨坤查閱了能夠找到的貴州省及黔南州出版的各種文史資料和人物傳記,始終沒有尋覓到有關蒙九齡的足跡。

其後的近3年間,何羨坤等人多次前往廣州、南昌、郴州等地,尋訪蒙九齡曾經學習和戰鬥過的地方,實地採訪耄耋之年的知情人,終於沿著當年蒙九齡走過的足跡,撿拾起了他戎馬倥傯的一生。

至此,一段塵封86年的崢嶸往事被揭開了面紗,一個當年出走鄉關的有志青年南下縱橫幾省的崎嶇腳印被收攏齊了,一個懷揣熱血似的理想和信仰的普通一兵短暫而悲壯的人生被真實地還原了。

而此前的荔波縣,除了極少數人依稀記得蒙九齡年輕剛毅的面容和聽說過他以外,更多的人根本不知道荔波曾有此人,也不清楚他當初是跟隨哪支部隊走的,甚至他的個別親屬認為他是跟土匪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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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蒙九齡出生於荔波縣城南門街的一個布依族農民家庭,蒙家世代以務農為主,其父通曉文墨,除種田稼穡外,還開設私塾教授學生、替人寫訴狀打官司,屬於當時比較殷實的家庭。站在南門街上,來往行人能夠看見蒙家兩層傳統布依族木瓦結構的樓房,最高處正中央懸有“鵬程萬里”四個黑底金色大字,似乎寄寓了蒙家對自己子孫的殷切期許。信奉忠厚傳家的蒙家,至蒙九齡這一代,果真振翅飛出了蒙九齡這隻大鵬,扶搖直上青天,翻越關山萬重,一路引吭一曲碧血丹心。

幼時的蒙九齡周圍不乏同齡的小夥伴,其中最令他佩服的要數鄧恩銘了。鄧恩銘是水族人,長他兩歲,家住北門街。橫過門前同一條街,蒙鄧兩家相距不過300多米。他倆和其他小夥伴經常圍著大榕樹捉迷藏、做遊戲,到東門大井挑水、納涼……

10歲時,鄧恩銘從私塾轉入荔波縣公立兩等小學校(原為荔泉書院)讀書。兩年後,10歲的蒙九齡也由私塾轉入該校。他們共同的老師有高煌等。高煌是荔波縣第一位留學生,也是荔波縣“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在日本主習高等理化和師範專業,回到荔波在兩等小學校採用新式教法,注重對西方自然科學的傳授,同時他積極向學生們介紹國內國際形勢,宣揚孫中山的革命主張,培養學生的民主精神,使鄧恩銘和蒙九齡等一批進步學生,萌發了反帝反封建、立志報國的思想,為他們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最初的思想基礎。

1915年6月,高煌老師帶領學生走上街頭,開展反日討袁的愛國運動。鄧恩銘慷慨激昂地演講,號召群眾抵制日貨,當他看見自己的二舅仍戴著一頂東洋帽時,上前一把搶下帽子,摔到地下狠狠地用腳踩。見此情景,蒙九齡也將自己穿的一雙東洋襪子脫下,劃一根火柴燒燬了。

1917年8月,鄧恩銘辭別親友,出走黎明關,踏上了北上求學之路。蒙九齡站在送別人群中,看著鄧恩銘瘦小孱弱的身影越走越遠,越縮越小,禁不住喉結哽咽,淚水滾落……

蒙九齡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兩等小學校後,考入都勻初級中學。這期間,他與遠在濟南奔波參加學生運動、工人運動和籌備建黨的鄧恩銘一直保持著通信聯繫,受到其先進思想的薰陶和影響。

1922年,一支滇軍奉命南下廣州討伐陳炯明叛軍,隊伍浩浩蕩蕩地途經荔波縣城,正愁報國無門的蒙九齡,徵得爹孃的同意,毅然投筆從戎,加入其中。他一身戎裝,跟隨著隊伍,走過大榕樹,經過家門前,心裡默唸:別了,生我養我的故鄉;別了,疼我愛我的爹孃;別了,樟江水、大榕樹、東門大井、荔泉書院……他強忍淚水,加快腳步,踏著青石板路,繼續向南行進。他太熟悉腳下這條黔桂古道了,它橫過自家門前,自懂事時起,他便聽慣了各種鄉音,見慣了各色人等。給他印象最深的是那些替人背鹽巴的窮苦百姓,他們佝僂著身子,肩頭的揹簍裡裝著沉甸甸的鹽巴,拄棍一步一步地走在彷彿沒有盡頭的石階上,烈日將他們的影子深刻地拓印在地上,汗水化作一道道小溪流浸溼了衣裳,流到青石板上,立刻被烤成了蒸汽;他們不時在他家中打尖,熱火朝天地說著途中見聞,新鮮有趣的氣息撲面而來,讓他對山外的世界充滿了憧憬。同樣是黎明關,這是5年前鄧恩銘由此走過北上尋求真理的關隘,出了這兒便離了鄉關,成為異鄉客了,今天他步鄧恩銘的後塵來了,所不同的是他將南下追尋自己的理想,施展自己的抱負。誰料想,風蕭蕭兮樟江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他和鄧恩銘一樣,自走出黎明關,便如一朵無根的白雲,再沒回到故鄉的天空……

荔波的文史愛好者曾經總結了鄧恩銘與蒙九齡的相同之處,竟10項之多。諸如同城、同街、同校、同老師、同齡人、同飲一井水、同為少數民族等,前頭已有交代,自不必多言,還有同信仰、同參加北伐戰爭、同為中國革命獻身等。這看似巧合,實乃必然,他們都生在長在荔波這片妖嬈多姿的熱土上,血肉裡埋藏著這片土地特有的文化基因和性格密碼,浸染著歷史沿襲和現實風氣。住在北門的鄧恩銘北上激情建黨,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住在南門的蒙九齡南下參加建軍,成為創建新型人民軍隊的參與者和見證人,殊途同歸,分別在黨旗和軍旗上留下了最初的足跡。他們雖為不同民族,但志向一致,理想相同,聲氣互通,共同以淋漓熱血寫下了各自的血色人生,匯入了中國革命的滾滾洪流當中。

這在20世紀初偏僻閉塞的荔波,在這個吸一支菸逛遍全城的小縣城,不能不說是一件令人拍案稱奇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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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挺獨立團成立 資料圖片 何羨坤提供

1924年冬,蒙九齡在廣州考入黃埔軍校第三期。正是從這一期學生開始,黃埔軍校實行了入伍生教育。多年後,同期學生在回憶文章中說,當時因擔任的勤務較多,而導致各種科目都是初學,沒有學好。但正是這些勤務,使蒙九齡身臨殘酷的戰爭當中,不斷地參加實際作戰,為日後艱苦的軍事鬥爭打下了基礎。

1925年7月,蒙九齡入伍期滿,正式升為軍官學生,編入步兵科。此間他受到周恩來、惲代英、蕭楚女等共產黨人的影響,加入了共產黨。

1926年5月,北伐戰爭拉開序幕,以黃埔軍校中的共產黨員為骨幹,以鐵甲車隊全體官兵為基礎組成了葉挺獨立團,蒙九齡任該團連長,率部參加了汀泗橋、賀勝橋和武昌等戰役。獨立團擔當“開路先鋒”,所向披靡,被譽為“鐵軍”。

1927年8月1日凌晨2時,南昌城內靜悄悄,年輕的共產黨人周恩來、賀龍、葉挺、劉伯承、朱德等率領23000餘名北伐軍,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南昌就此成為人民軍隊的搖籃和軍旗升起的地方。全體起義人員一律胸佩紅領帶,像一束束激情燃燒的火苗,映紅了胸中心頭的理想與信念。經過4個多小時的激戰,敵人繳械投降,起義部隊完全控制了南昌城。

根據起義前周恩來與聶榮臻的約定,南昌城內戰鬥打響後從南昌發一列火車到九江的馬回嶺,以告知駐紮在那裡待命的第四軍25師73團的同志這邊起義了,要求他們馬上把部隊拉出來,向南昌方向進發。南昌城內起義當天,下午一時,73團等部隊以打野外的名義,將部隊拉出各部駐地,按計劃在下午六時前全部到達德安車站附近集中,73團1營擔任後衛,聞訊趕來阻撓起義的張發奎衛隊營被全員繳槍。待那列火車轟隆隆地趕到,起義部隊立刻跳上火車奔向南昌城,第二天拂曉時分,全部到達南昌與主力會合。當時蒙九齡擔任73團3營營長,他率部搶佔德安車站西北端高地,居高臨下,準備迎頭痛擊追敵,因此幸運地成為新型人民軍隊創建的參與者和見證人。在南昌起義參加者已知的1042人名錄中,寫有蒙九齡的名字,他的名字和照片還被展示在了南昌起義紀念館的牆上。

起義後蒙九齡隨新編25師南撤,率領3營參加兩次攻佔會昌城戰役,分別在嵐山嶺陣地和城北丘陵地帶發起進攻,配合殲滅敵軍,奪取敵軍陣地。9月,南昌起義軍在三河壩兵分兩路:主力部隊由周恩來、賀龍、葉挺、劉伯承等率領直奔潮汕;朱德率領第九軍教育團和25師共計4000多人留守三河壩,阻擊敵人抄襲起義軍主力的後路。自此,蒙九齡一直追隨著朱德。

蒙九齡跟著部隊經過三天三夜阻擊傷亡過半,又聞主力部隊已在潮汕失利,有人趁機提出就地散夥,各奔東西。朱德遂決定將這支唯一建制尚存的起義部隊餘部隱蔽北上,穿山西進直奔湘南。一路轉移途中,部隊除被敵軍主力追殺和圍剿,還時遭地主武裝和土匪伏擊,只能擇山間小道逶迤前行。時近冬天,蒙九齡仍穿著南昌起義時的單衣和短褲,鞋子破了,拱出了腳指頭。南方天氣多雨,正慶幸著天空晴朗,一轉眼便下起大雨,打在枝頭葉上發出急促響亮的聲音,像是許多急行軍的腳步飛奔而過。飢餓考驗著他的耐力,聽著像青蛙一樣咕咕喊餓的肚子,他和戰友們四下尋找能吃的野菜;山中叢林密佈,即使白天也難以透射進陽光,每到夜晚宿營更是寒涼浸骨。他發起高燒,說著胡話,頭冒冷汗,渾身如水洗,折騰一宿,終於退燒了。再看看周圍,傷病的戰友因為缺醫少藥,得不到及時治療,必需的槍支彈藥也無法補充……

終於走到江西安遠的天心圩,從師、團級主官開始,各級幹部紛紛脫離部隊,最後團以上幹部走得僅剩朱德、陳毅、王爾琢3人。營長、連長們也攜槍結夥逃走,有的公然拉走了一個排或一個連。某營長與蒙九齡平素關係不錯,找到他說:“兄弟,現在部隊不行了,跟哥一起拖槍帶人另外去搞吧,也強過在這兒等死。”蒙九齡瞪了瞪他,斬釘截鐵地說:“要走你走,我不當逃兵。”某營長無奈地搖了搖頭,拉起一個連不辭而別了。此刻,部隊面臨著分崩離析、一鬨而散,南昌起義留下的這點火種,有頃刻熄滅的可能。朱德召開大會重申了自己磐石一樣不可動搖的信仰,隨即統一整編了部隊,共計800多人。

23000多人的南昌起義隊伍,最後真正保存下來的,就是這800多人的家底。這點家底後來成為中國工農紅軍的精髓,更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的基礎與核心戰鬥力。而蒙九齡,正是自始至終站在這支僅有800多人的隊伍裡面,而且自願堅定地留下來浴血奮戰的一分子。

作為黃埔生,蒙九齡具有紮實的軍事理論素養,又在平定楊希閔、劉震寰叛亂,第二次東征、北伐戰爭和南昌起義等戰鬥中,積累了豐富的實戰經驗,逐漸展露了出眾的指揮才能,朱德曾稱讚他“善打阻擊”。

三河壩分兵後,朱德開始從思想和組織上整頓部隊,一貫重視培養幹部的他,在原來南昌軍官教育團的基礎上,抽出力量成立“特務大隊”,任用黃埔生李奇中、蒙九齡等主持工作。“特務大隊”也叫學兵隊或學生隊,是學校性質的組織,負責培訓官兵掌握軍事知識,瞭解我軍的宗旨、性質和任務,開展隨營軍政訓練。後改稱教導隊,湘南起義爆發時稱為湘南起義教導隊,擔負的職責卻一直沒變。

1927年12月,朱德、陳毅率領部隊在廣東韶關的犁鋪頭駐紮下來,進行休整。時任教導隊隊長的李奇中後來撰文《朱德同志教我們戰鬥》,詳細回憶了朱德向他和蒙九齡講解自己反覆思考的新戰術,李奇中和蒙九齡邊聽邊記,一個上午不知不覺地過去了。他們回去將朱德講的內容整理出來,便是新鮮實用的一課。隨後,朱德又向他們講了第二課、第三課……朱德還在豐富的戰爭實踐和厚實的理論學識基礎上,創造性地提出了自己的游擊戰爭原則。李奇中和蒙九齡他們根據朱德的講授,結合自己在實際教練中的體會,陸續整理編寫成簡單教範,經過朱德審定後,作為訓練中的臨時教材。緊張的訓練先從教導隊開始,學員們經李奇中和蒙九齡他們培訓後,再帶著教材到各營去擔任教員。短時間內,朱德的新軍事思想和新戰術在這支隊伍中得到了層層推廣,整個隊伍的戰術水平迅速提高,並在以後的多次戰鬥中贏得了勝利。

在《中國人民解放軍院校發展史》中,記載有由南昌起義軍餘部的教導隊發展而來的湘南起義教導隊,它們是我黨自己創辦軍校的主要源頭,是行軍中辦在腳板上的軍校,肯定了作為副隊長並積極參與其中的蒙九齡在我黨我軍院校發展史上佔有一席之地。

1928年1月,朱德和陳毅率領南昌起義的餘部和湘南農軍一起,發動了宜章年關暴動,揭開了聲勢浩大的湘南起義的序幕。起義範圍波及20多個縣,動員起百萬以上人民群眾參與,前後歷時近4個月,以武裝暴動建立了湘南蘇維埃政府和8個縣蘇維埃政權,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土地革命運動,起義部隊擴編到一萬多人,是中共領導的創建新型人民軍隊的又一次大規模武裝起義。

為支持郴縣的武裝起義,蒙九齡被從教導隊派到郴縣擔任工農革命軍第七師3團團長。第七師是以赤色游擊隊為基礎成立的工農革命武裝。為了顯示革命軍隊的特點,這支部隊的每一名戰士的左臂都戴著一個紅綢箍,幹部則以3寸寬的紅布條斜佩胸前,並胸佩一朵紅綢花。

蒙九齡率部戰鬥在郴縣、宜章、永興、資興等地,攻佔縣城,掃除頑敵,鞏固新生的蘇維埃政權。4月初,湘南各縣工農革命軍接到通知後,開始陸續經資興撤往井岡山。4月7日,陳毅率工農革命軍第一師機關和學兵營及湘南特委機關最後一批人員撤出郴縣;4月8日,宜章、永興、郴縣、耒陽等縣的工農革命軍和自發跟隨的人民群眾近八千人彙集在陳毅麾下,向資興縣城進發。這支隊伍龐大而雜亂,有白髮老翁,也有小腳老嫗,有的全家都跟來了。他們挑擔推車,拖兒帶女,棄家相隨。隊伍越走越大,沿途不斷有人加入進來,一天只能走二三十里路。而此時敵人第十三軍2師一個團正由永興方向朝資興撲來。為掩護起義軍部隊和人民群眾安全轉移上井岡山,蒙九齡臨危奉陳毅之命,率領3團殿後阻擊。在資興縣城內,兩支部隊開始了激烈的巷戰,蒙九齡率領的部隊著裝不一,槍支極少,以大刀、梭鏢等簡陋武器為主;對方部隊個個軍裝筆挺,清一色的漢陽造步槍。他們在每一條街巷展開激戰,大刀、梭鏢近距離地給敵人以有效殺傷,槍聲、吶喊聲、慘叫聲交織在一起,久久縈繞在資興上空。一時間,屍橫遍野,血流成河。戰鬥自早晨堅持至中午,工農革命軍損失慘重,大部分戰士陣亡,邊戰邊撤離縣城,退至城郊的船形山上,敵人尾隨蜂擁而至,船形山像一彎月牙兒,兩頭高中間低,工農革命軍據險阻擊,子彈打光了,就搬起石頭砸向敵人;後又撤到山腳下的老虎山繼續抵抗,到下午又有200多人犧牲,年僅25歲的蒙九齡和他新婚的妻子也在多處負傷後壯烈犧牲。

在蒙九齡犧牲80年後的2008年,何羨坤等人來到他犧牲的地方——資興老縣城。據當地八九十歲的老人告知,當年蒙九齡率領的3團官兵,在縣城內阻擊敵人,掩護一萬多人的隊伍沿著縣城旁邊的石板小道撤往井岡山。由於起義軍隊伍人多,加上許多家屬孩子,行動遲緩,給3團阻擊造成很大壓力。這是一場沒載入史冊的阻擊戰,卻是真正的惡仗與血戰,持續時間長,敵我屍首堆積如山,戰後只能一概就地掩埋了,從此,老百姓都管這兒叫“墳上墳”。

而蒙九齡的妻子至今沒尋到名字,調查人員只瞭解到她是資興人,與蒙九齡新婚不久。也許在她中彈仰面倒下的那一瞬間,那片浸透鮮血的土地已然野草蓊鬱,鮮花盛開,她眼前重新浮現她的九齡郎吹木葉唱情歌的情景。那是他倆新婚的夜晚,踏著皎潔纏綿的月光,他倆並肩來到小溪邊,蒙九齡抬手摘了一片楓樹葉,橫到唇間吹了起來,悠揚婉轉的聲音傾瀉而出,溪流上霧氣氤氳。他倆相互依偎著,蒙九齡對她深情地唱道:“妹是清亮一條溪,哥是溪邊翠竹叢;日日翠竹映溪心,夜夜溪聲伴竹篷……”而此刻,沒有月亮,只有太陽,血紅的太陽,黏稠如一滴碩大的血,正在急速下沉,天空傾斜了,太陽墜地了,濺開一天燦爛晚霞……伴隨著木葉聲聲,她的九齡郎的歌聲由遠及近破空傳來:“清溪從此伴翠竹,此後翠竹纏清溪;不求富貴不羨仙,只願溪竹永相守……”

儘管血寫的歷史沒有如果,但我還是想說,如果,我是說如果沒有蒙九齡率領3團以近一天時間浴血奮戰,阻擊敵人,以全團幾乎犧牲殆盡的代價,以自己年輕的生命拖住了敵人,贏得了起義軍隊伍安全轉移撤往井岡山的寶貴時間,湘南起義大部隊就有可能被中途截擊潰敗,“朱毛會師”就有可能無法實現,歷史就有可能被改寫。

尋找蒙九齡,我才發現作為個體生命,也作為普通一兵,他已隱藏在人民軍隊的滾滾洪流之中,他的所有足跡都散落在了那個由鮮血和生命衝擊形成的大平原上。在那個非凡時代,他在一頂斗笠中、一領蓑衣中、一條標語中、一盞油燈中、一粒子彈中,可以說他無時無處不在,但我卻很難將他的足跡從千千萬萬相同的腳印中剝離出來,也無法將他短暫如流星的人生敷陳為壯麗的史詩。相對於那些燦若恆星的將帥,也許他是如此微不足道,如此不顯山不露水,更不屬於“這一個”之類的宏闊敘事,但他的身影,他的血肉,他的生命,他的靈魂,始終在這支軍隊中,從創建開始,一直,都在。

而這支軍隊的源頭與上游,是許許多多像蒙九齡一樣的普通一兵,是他們以自己的精神血脈與信念膽氣營養了這支軍隊,為這支軍隊打上了鮮明純粹的底色。這支軍隊的旗幟也因為有了他們,一直牢牢地紮根在大地之上,紮根於人民之中,迎風獵獵飄揚,永遠鮮紅如一支進行曲。

在蒙九齡的家鄉荔波縣,土壤貧瘠的茂蘭喀斯特地貌上,生長著兩萬多公頃原始森林,站在觀景臺上極目望去,錐狀峰叢林海浩瀚恣肆,乘著清風,破著激浪,衝撞前來。單獨一座山、一棵樹、一株草,都不會產生這樣有視覺衝擊力和心靈震撼力的景象,是無數山、樹與草,甚至鳥鳴、蝶舞與猿啼,手拉著手,肩並著肩,才形成了這挺拔向上的綠,沒有破綻的綠,無邊無際的綠。

而普通一兵蒙九齡正是這樣一座山,一棵樹,一株草。

因此,我要說,我是在尋找一個兵,更是在尋找一支新型人民軍隊從創建一路走來的風雨歷程。

2011年11月27日,貴州省人民政府以黔府函(2011)第456號文件,正式追認蒙九齡為革命烈士。

(作者:簡默,系山東省棗莊市作協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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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製:全媒體中心 黎以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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