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暉:「貝殼找房」要拆行業的牆,大不了把鏈家也輸掉

左暉:“貝殼找房”要拆行業的牆,大不了把鏈家也輸掉

左暉:“貝殼找房”要拆行業的牆,大不了把鏈家也輸掉

左暉曾跟媒體說,沒有什麼不能接受的結果,他們已經做好了最壞的準備——貝殼沒做成,鏈家也沒了。

文 / 宗白

老撾舊都琅勃拉邦有很多佛寺,圍牆都非常低矮,和膝蓋差不多高,並不能阻止他人進入,裡面的風光也一覽無餘。這似乎構成了一個隱喻:圍牆存在與否是一個主觀的問題。如果圍牆裡指代的是“我”的話,“我”與“非我”——圍牆之外的一切——之間的界限只是一條虛線。用一箇中國成語來表達可能更加直觀:畫地為牢。

一個人心理越封閉,一個組織越自我,就似自設一個空間極小的牢獄。正如西方寓言描述的,一個“點王國”的國王,既不會知道線是什麼,更遑論平面和立體的世界。

最近幾個月,鏈家創始人左暉展開“拆牆”行動,推出網站“貝殼找房”,引起了業界的恐慌和質疑。當公司之間那些牆被推倒,也是強勢一方的“我”溶解弱勢一方的“你”。弱勢一方的“我”,在企業的語境下,就是關乎生死的大事。

左暉:“貝殼找房”要拆行業的牆,大不了把鏈家也輸掉

建的是球場還是浴室?

左暉不太喜歡拋頭露面,但在業界看來,這些年鏈家一直到處“秀肌肉”。2014年鏈家稱霸京城後,左暉放眼全國,馬不停蹄地在一二線城市接連併購了成都伊誠、上海德佑、深圳中聯等各地老牌中介公司,不久後,鏈家達到8000家門店、13萬名經紀人的規模,成為一家現象級的公司。據鏈家研究院披露,2016、2017兩年的交易額超萬億元,鏈家網因此成了交易額僅低於阿里巴巴的網站。

在成立“貝殼找房”之前,鏈家已覆蓋國內32個城市,而貝殼找房的定位則是試圖打造一個行業公開信息發佈平臺,目標是覆蓋全中國超過300個城市,服務超過2億個社區家庭,連接100萬名職業經紀人和10萬家門店,賦能超過100個品牌。

左暉說:“貝殼找房想做這個行業基礎平臺,並且收費是CPS(按照銷售量計算廣告費的方法),不是CPA(按照行為計算廣告費)。我們是服務平臺,不是流量平臺。貝殼也不是全開放的主體,不是有房子就可以往那放,我們希望做白中介。”

他要求入駐貝殼的商家或房主發佈真實房源信息,讓信息無差別分享,否則很難入網;他希望貝殼是一個成長共同體,創造的是增量而不是存量價值,“對於我們來說,挑戰在於把自己升級一步,進入到一個萬億元市場中”。

左暉:“貝殼找房”要拆行業的牆,大不了把鏈家也輸掉

然而,那些中介市場的頭牌企業們對此並不感冒。如同地方實力派們看待蔣介石的軍事改革一樣,他們充滿狐疑。畢竟,左暉手上還有中央軍。我愛我家的董事長謝勇表示,“不是很懂他的邏輯。鏈家做貝殼的情懷也許對,但不該由它來幹,應該由行業協會來做,特別是地方行業協會。這個平臺的特徵是:第三方、非營利、不壟斷,而鏈家的貝殼肯定做不到”。

面對“既想做運動員,又想做裁判”的質疑,左暉稱他是在建一個球場,希望更多人來踢球。“基礎是推動合夥。未來行業界限會極大模糊,從對抗轉向合作的狀態。所謂競爭,同向為競,相向為爭。我們是賽跑不是拳擊,怎麼能共同把這個池子做大,是需要行業思考的。”

但在同行眼裡,更準確的描述應該是“左暉想建一個浴室,大家彼此都毫無秘密”。可是,“信息即權力”在中介行業又是如此的直接。一個房產經紀從頭忙到尾,也可能只是因為一次跳單而前功盡棄。每個經紀人都視信息為安身立命之本。

中介行業的悖論是,經紀人的價值在於信息不對稱,但不向買賣雙方披露足夠的信息又難以成交。對此,鏈家不少經紀人也擔心,貝殼找房將信息公開後,交易可以在佣金更少的公司進行,也許大鏈家系的利益得到增長,但經紀人個體卻面臨損失。

左暉此前在鏈家的做法是推行經紀人合作網絡ACN(Agent Cooperate Network)。ACN簡而言之就是把經紀人的工作模式分割,每一個節點都可以取得回報。之前是一單到底,誰負責成交誰拿到所有的錢。經紀人合作網絡是提供房源、帶客看房、成交等環節都分別拿到回報。

另一方面就是建設“樓盤字典”,把房子的各種信息,如房屋戶型圖、房屋座標、樓盤環境、與地鐵距離、歷史交易數據等,通過300個字段集合成一個大數據,供經紀人調用。該項目自2009年啟動,已經投資了4億多元,建立了全國28個城市的7000萬套房源數據,數據容量突破1200T。左暉說,這些數據是鏈家經紀人用實地勘察方式一個一個核對過的,而它們都會注入貝殼網,拿出來共享。理論上,鏈家拆掉了自己的牆,加入貝殼的同業與鏈家彼此都不再有秘密。

儘管左暉已經是地產中介行業的大鱷,推出貝殼找房後不久,58同城的姚勁波甚至要召集中介行業其他頭部企業,結盟以對抗左暉。這在坊間被戲稱為“六大門派誓師圍攻光明頂”。但左暉對地產中介行業從不諱言有一種淡淡的輕視。2018年5月5日,左暉在一場創業者閉門課堂上發表演講時表示,鏈家與同行早已不在一個時代。

從左暉進入中介行業開始,他就成了行規的破壞者,每次都在為鏈家帶來短暫陣痛之後,讓企業獲得了飛速發展,而頭部的同行也在跟進左暉的做法。這兩年,企業家中流行來自《三體》的暗黑森林法則和降維打擊理論。某種意義上,就房地產中介這個行業來說,左暉就是降維而來的人,不過他試圖打破的是暗黑森林法則,一種由大量信息孤島所帶來的囚徒困境。

左暉:“貝殼找房”要拆行業的牆,大不了把鏈家也輸掉

利用信息不對稱,還是消滅它?

左暉的創業史十分平淡,沒有什麼起落。1992年,大學畢業不久的左暉從北京郊區工廠,跳槽到中關村一家軟件公司做客服,他的日常除了接電話,就是收集客戶反饋。左暉後來回憶:“那段時間,整天耳朵裡都是嗡嗡作響的聲音,腦子裡常常一片空白。”1995年他再次跳槽,去一家軟件公司做銷售,為了一份銷售材料可以沒日沒夜工作三四個月。等項目一完成,會拿來同行的資料進行對比,他常常說“可以毫不自誇地講,我們是最好的,客觀而翔實”。

儘管如此,做了三年銷售依舊沒有做出成績,左暉終於想明白:“一個人在自己並不擅長的專業裡做事情,他永遠不可能激發出最大的潛質。面對眾多職業選擇,弄清楚自己不適合做什麼後就不要繼續浪費時間。做事情,最重要的是發揮自己的長處。”

左暉的長處在於收集信息以降低工作中的不確定性。在與兩個大學好友看完一場甲A比賽後,三人聊起了大學時代說過的“25歲的時候出來單幹”的約定,於是,每人拿出5萬元,從原公司辭職、創立了新公司,左暉任總經理,三個外行一起做起財產保險代理。他們完全不懂保險,更不是“保險產品消費者”,但寡言的左暉知道,保險業的入門之道就在保險法律條款之中:“如果我的業績要做得比同行們更好的話,就只有比他們業務更精”。

等大家下班後,匆匆吃過盒飯,沏上茶,左暉就開始研讀平安、人保、太平洋等幾大保險公司字數浩繁的理賠條款細則。那些密密麻麻的條文大同小異,真正有用的只有幾百字關鍵信息,這也是左暉要找的。這種“摳字”式的研究枯燥乏味,但他後來說:“這是必經的過程。事實也證明,正是由於我們比別人更瞭解行業、瞭解對手,才打了勝仗”。此外他發現,除了應對行業風險之外,更為棘手的問題是培訓員工。他晚上下班後自學,白天上班就在黑板前給員工上培訓課。三年後,由於國家政策變化,他們撤出保險代理市場時,獲得了百倍於當年投入的收益。

在早年北漂的經歷中,左暉也因為租房被各種黑中介騙過,他更敏銳地發現,自1998年房改後,國家取消了“福利分房”並實行市場化,北京個人購房比例在加大,卻沒有一個可靠的購房服務平臺,房產交易信息嚴重不對稱。2001年11月,北京鏈家房地產經紀有限公司誕生,第一家門店在甜水園開業。

左暉說過他的人生每三年一個節點:2004年提出讓買賣雙方見面不吃差價;2007年建立SE系統;2011年決定做真房源;2014年發起全國併購;2018年決定要平臺化發展。可以說,他的每個舉措都在試圖降低行業中的信息不對稱,並在短暫的業績下滑後,都讓鏈家的發展有了飛躍。當年鏈家開店越來越多的時候,左暉感到了恐懼,他害怕被別人指指點點,更害怕面對越來越大的女兒的詢問。左暉嚮往的是美國MLS體系,它對中介“信息悖論”難題解決得最為徹底。

作為數據控的左暉,一個不成功的銷售員,不喜歡用在別家中介幹過的熟手,而喜歡招聘大學生或沒有做過中介的,從零培養。他更不想培養金牌銷售員,而是讓一般經紀人的水平達標。有人打比喻,其他中介是20%的經紀人拿90分,其他人拿30分;鏈家則是經紀人平均都在70分。由人本身帶來的信息不對稱也是左暉要消滅的。

左暉:“貝殼找房”要拆行業的牆,大不了把鏈家也輸掉

中介公司,還是互聯網公司?

儘管左暉試圖降低中介這個行業的信息不對稱,但他面對的信息不對稱始終存在,比如國家的政策、房市的好壞、從外部殺入的競爭者。事實上,鏈家之所以長期被外界質疑,正是來自公眾眼裡的信息不對稱,比如“推高房價”。當房價上行,賣方每每坐地起價時,為了達成交易,鏈家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頗有爭議。

對此,左暉的解釋是,外界什麼都可以罵,但推高房價不能罵他,因為地產中介只是公雞,是天亮了,公雞才打鳴;而不是打鳴了,天才亮。

一個企業的圍牆總是存在的。對於貝殼找房,左暉的同行這樣評價:貝殼找房畢竟不是公益組織。地產中介行業的頭部企業們暫時不打算與左暉的貝殼找房合作,對於這塊被視為衣食住行中最後一個還沒有出現巨頭的應用場景,沒有人會掉以輕心。除了與58同城在未來風口“租房”上針鋒相對外,蘇寧成立了二手房交易服務平臺蘇寧有房;在鏈家之後啟動融資的易居中國拿到了恆大、碧桂園、富力地產等24家頭部開發商的戰略投資,阿里巴巴也高調殺入。

在今年一次由行業頭牌組成的會議中,47歲的左暉上臺演講,帶著標誌性的黑眼圈和眼袋,屏幕上演講主題則是“Where We Are”。與企業大佬喜歡佈道相比,左暉的低調來自他的一個認知:當下中國企業界的種種成功,不過是在補歷史的欠賬,也就沒什麼好說的。

左暉做平臺的想法據說十年前就有了,如今,他說自己做的不是中介公司,是互聯網公司。雖然“不急著上市”,但顯然,中介公司和互聯網公司的PE值天差地別。

回到文章開頭的比喻。當人與“我”之間的那道牆被拆除,其結果可能是建成一道新牆,圈到了更大的空間;也可能是新牆沒有築成,舊有的領地也喪失了。左暉曾跟媒體說,沒有什麼不能接受的結果,他們已經做好了最壞的準備——貝殼沒做成,鏈家也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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