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十三行研究的現狀
自從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設立十三行壟斷中國海外貿易的廣東洋行制度以後，直至1840年的154年以至今天，都有人研究廣州十三行，就我所知大約有40多篇（本）論文和專著發表和出版。其中最早者是道光十五年（1835年）梁廷枏所著《粵海關志》就專設卷25《行商》對十三商行進行的闡述。在清代的南海、番禺、新會等縣誌書中也有敘述一些行商的事蹟。到20世紀初期，外國人有研究十三行者如美國人馬士的《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1635—1834年）》於1925—1929年出版，裡面均涉及到十三行商；又如法國人Henri Coraier著Les Marchands Hanistes de Canton《廣州洋行商人》；日本人根岸佶著《廣東十三洋行》、武藤長藏著《廣東十三行圖說》、松本忠雄著《廣東的行商及夷館》。中國學者在上世紀30年代直接研究十三行者是天寶行行商梁經國的第6代孫梁嘉彬。他1928年考入清華大學史學系讀書後，就開始研究十三行，並撰寫《廣州十三行行名考》論文，於1932年3月發表在《清華週刊》第37卷第5期。當年畢業後，回到廣州中山大學文史研究所任編輯員，繼續研究十三行。1934年撰寫成《廣東十三行考》一書約20多萬字。之後他到日本東京帝國大學（今東京大學）留學，在和田清教授指導下繼續研究，到1937年完成本書，並由國立編館出版《廣東十三行考》專著。這是近人研究廣州十三行的奠基性著作，成為當時研究廣州十三行最高水平的著作。該書的出版受到國內外學者的好評。學者們紛紛發表書評，1939年，吳晗發表了《評梁嘉彬著〈廣東十三行考〉》（《中國社會經書史集刊》1939年第6卷第1期），1940年德國鮑克萊爾（I·de Beauclair）教授發表書評（美國《太平洋事務（Pacifier Affairs）》1940年3月）稱梁著“幾乎全新之成果”。1944年，日本山內嘉代美將梁著翻譯為日文由日本日光書院出版發行。梁嘉彬在寫作本書的同時，還發表了論文《英法聯軍之役廣東十三商調停戰事史料》一文（《國立中山大學文史研究所月刊》1933年第1卷第1期）。50年代，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經濟研究所彭澤益發表了《清代廣東洋行制度的起源》（《歷史研究》1957年第1期）；60年代初，梁嘉彬之胞兄梁方仲發表了《關於廣州十三行》一文（《廣州文史資料選輯》1960年第1期）；1964年法國路易斯·德爾米尼（Louis Dennigny）著《中國與西方:18世紀廣州的對外貿易，1719—1833》（La chine Et Loccident Le commerce A Canton，Paris Au XVIII Sieele 1719—1833，Paris）第三卷第4章“代理行商”，專論廣州十三行。文革後，由於解放思想運動的驅動，不少人比較放心研究十三行，發表論著較多，計有章文欽《從封建官商到買辦商人——清代廣東行商伍怡和家族剖釋（上、下）》（《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3期、1984年第4期）；彭澤益《廣州十三行續探》（《歷史研究》1986年第4期）；劉文瀾《與“十三行”有關的感事詩》（《廣東史志》1989年第4期）；黃國聲《十三行行商顏時瑛家世事蹟考》（《中山大學學報》1990年第2期）；陳國棟《中國洋行商人的破產，1760—1843》（中央研究院1990年）；章文欽《十三行商早期首領潘振承》、《十三行商首領伍秉鑑和伍崇曜》（《廣州名人傳》，暨南大學出版社1991年）；李雲章《廣東十三行的興亡與封建制度的關係》（《廣東史志》1991年第1期）；陳國棟《潘有度（潘啟官二世）:一位成功的商人》（《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五）》臺北1993年）；李金明《清代經營海外貿易的行商》（《海交史研究》1993年第2期）；Weng Fang Cheong，Hong Merchants of Canton-Chinese Merhants in Sino-western Trade，Richmond:1684—1798，NIAS Curzon Press，1997；蔣祖緣《清代十三行吸納西方文化的成就與影響》（《學術研究》1998年第5期）；曾昭璇等《廣州十三行商館區的歷史地理》（《嶺南文史》1999年第1期）；蔣祖緣《潘仕成是行商而非鹽商》（《嶺南文史》2000年第2期）；黃啟臣《南海商人顏亮洲》、《番禺商人潘啟》、《南海商人伍國瑩》、《新會商人盧觀恆》、《番禺商人梁經國》（均見《明清廣東商人》，廣東經濟出版社2001年）、《廣州十三行行滄桑》（廣東地圖出版社2001年）；周湘《廣州外洋行商人》（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清代廣州行商倪秉發的事蹟》（《中山大學學報》2001年第3期）、《清宮廣州十三行檔案精選》（廣東經濟出版社2002年）；蔡鴻生《清代廣州行商的西洋觀》（《廣東社會科學》2003年第1期）、《清代廣州行商的世界觀——潘有度評說》（《廣東社會科學》2003年第1期）
；黃啟臣、梁承鄴《廣東十三行之一——梁經國天寶行史蹟》（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美國南加州大學歷史系範岱克（Paul A· VanDyke）The Canton Trade，Life and Enterprise on The Chinese Coast，1700—1845（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05）、《廣州行商顏氏家族》（《文化雜誌》2005年第57期）；潘剛兒、黃啟臣、陳國棟《廣州十行之一:潘同文（孚）行》（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2006年）；李國榮主編《廣州十三行:帝國商行》（九州出版社2007年）；吳義雄《興泰行商欠案與鴉片戰爭前夕的行商體制》（《條約口岸體制的醞釀》，中華書局2009年）。 從上面所述，可以看到一個半世紀以來，研究廣州十三行的學者不少，特別是我國開放改革以後，更多學者涉足於這領域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績。但與廣州十三行這個聞名世界的品牌和它在貿易全球化時代所起的歷史作用以及與同時代的全國十大商的晉商、徽商相比較，這些研究還是相當滯後的。具體說來，就是在廣東及廣州還沒有形成研究廣州十三行的氣氛，更沒有形成研究廣州十三行的隊伍和組織，而是處於散兵遊勇，東放一槍，西放一槍的狀態。所以，廣州十三行的研究成果與廣州十三行地位和作用很不相稱。為了進一步深入研究和開發廣州十三行，本人不揣譾漏，提出如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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