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將跟隨克勞斯·費舍爾的分期敘述，試圖勾勒出二戰之前的歐洲基督教世界恐猶和排猶的歷史演變，以及基督教世界排猶的幻覺本質與納粹的屠殺之間的歷史邏輯聯繫。
校對：Yanyan
排版：付安琪
1939年9月1日，阿道夫·希特勒同時發動了兩場世界大戰：一場是針對波蘭及其盟友的傳統軍事戰爭，另外一場則是針對歐洲猶太人的生物學種族戰爭。後一場戰爭導致了現代史上最大的罪行——對猶太人的大屠殺。納粹屠殺被視為一個獨一無二的歷史事件，人類歷史上，還沒有一個事件能與之相比。因為不同於以往戰爭中的屠殺，它是第一場由一個現代工業國家發起、資助和組織的，對六百萬猶太人流水線式的系統性種族滅絕。
The Holocaust - Unable To Work
作者 David Olère (1902 – 1985）
至今，許多學者仍被這樣一個問題所困擾：為什麼這樣的惡行會發生在先進的西方文明？為什麼是德國，這個產生過最優秀的科學家、音樂家、哲學家、神學家和作家的國度？二戰後，有些流行的論調將納粹屠殺歸因於德國人的獨特性，宣稱他們是天生的種族主義者和軍國主義者。
丹尼爾·約拿·戈德哈根（Daniel Jonah Goldhagen）正是持這一論調的典型代表。他在《希特勒的志願行刑者》一書中表示，納粹對猶太人的屠殺行為無法用超越歷史和文化的普遍人性來解釋，而應歸咎於德國人獨特的政治文化血統。[1]
保羅·勞倫斯·羅斯（Paul Lawrence Rose）的《德國問題/猶太問題：從康德到瓦格納的革命反猶主義》和約翰·魏斯（John Weiss）的《死亡的意識形態：為什麼猶太屠殺發生在德國》也從德國民族獨特的歷史經驗來尋找原因，認為自中世紀到現代，反猶情緒深深根植於德國精英的思想中，且從未間斷過。[2]
克勞斯·費舍爾（Klaus P. Fischer）在《強迫症的歷史：德國人的猶太恐懼症與大屠殺》中批評道，這一論調無非是納粹反猶的種族主義信條的變調而已，即，由於遺傳因素，某一類族群天然就是邪惡的。儘管在範圍和程度上，納粹對猶太人的種族屠殺都是史無前例的，
但對猶太人的恐懼和仇恨並非為德國所特有，而是整個歐洲共有的歷史傳統。事實上，構成納粹仇猶心理的關鍵因素早在先前的歷史事件中就初現端倪，尤其是在中世紀的歐洲，基督教世界醞釀了基督徒對猶太人的“天然”敵視。伴隨這一敵視，關於猶太人的各種神話和幻覺相繼出現，它們最終發酵成為歐洲歷史上針對猶太人的一次次血腥屠殺，被強化為了一場“仇恨”運動。[3]
因此，如果想要對導致這一事件的歷史動因有個相對清晰的瞭解，我們首先應當將它置於更廣闊的歷史和地域背景之中，回溯到恐猶和排猶意識的萌芽、發展時期。在這個意義上，納粹對猶太人的屠殺首先應被視為一個歷史延續的產物，“是‘人性之惡’的歷史表現，這種惡存在於過去，也很有可能在未來複現”[4]；其次，才是歐洲歷史上普遍存在的仇猶情緒以德國所特有的形式被現實化。
關於恐猶和排猶情緒在歐洲歷史上的演變過程，費舍爾將它分為了五個獨特的時期：
（1）古代：當時的仇猶情緒相對溫和。
（2）基督教的出現和擴張時期：該時期仇猶達到一個高潮。基督徒視猶太人為殺死基督的兇手，認定他們是一群得不到救贖的人。該時期標誌是十字軍東征的暴力或宗教法庭，以及此後，在個人與團體中不斷出現的關於猶太人的各種幻覺。
（3）宗教戰爭期間（1540-1648）和啟蒙時期（1650-1815）：這段時期恐猶情緒出現暫時的緩和。
（4）19世紀：在國家主義和種族主義的影響下，恐猶以新的、更具破壞力的形式重新出現。
（5）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納粹運動：恐猶海嘯在納粹屠殺中達到頂點。
本文將跟隨費舍爾的分期敘述，試圖勾勒出二戰之前的歐洲基督教世界恐猶和排猶的歷史演變，以及基督教世界排猶的幻覺本質與納粹的屠殺之間的歷史邏輯聯繫。
猶太人的歷史際遇：“難以被消化”的民族
猶太人被修·特維羅伯（Hugh Trevor-Roper）稱為“難以被消化的民族”。19世紀前，絕大多數的猶太人嚴格堅守著法利賽教派的猶太主義（Pharisaical Judaism）。該教派的目的是將猶太社區與外部世界隔絕，將信徒們牢牢地束縛在日常例行的聖經規則和宗教實踐之中。這樣，他們成為了“國中之國”，與外部世界的關聯只是純粹的經濟聯繫。
十六世紀的猶太放貸者
他們強烈地堅守著神聖法律和祖先的傳統，在漫長的歲月裡，他們倖存下來了，但也受盡了外部世界的折磨。在社會生活和政治活動上，猶太人與外部世界是隔絕的，也是低人一等的。在外部世界裡，他們永遠是軟弱的外人，他們的身份被統治民族所定義，因而淪為那個社會的一項發明。由於沒有定義自我的權利，他們被迫接受主流社會強加於他們的刻板印象。
過去的三千年裡，從沒有一個民族像猶太人那樣，既受人欽佩也被人嘲笑、既讓人害怕也深受迫害、既遭人輕視也被妖魔化。法老在埃及奴役他們，亞述人奪取了他們的北方王國（以色列），巴比倫的尼布甲尼撒二世毀掉了他們殘餘的國土（猶大），並在“巴比倫之囚”中帶走了上萬名猶太俘虜，希臘人和波斯人鎮壓並驅散了他們。
羅馬人奪走了猶太人在巴勒斯坦的故土，又把他們驅逐到世界各地，伊斯蘭教的狂熱信徒定期對他們發動襲擊，基督教的十字軍在發動聖戰之前先屠殺了上千名猶太人，西班牙宗教法庭把他們驅逐出了伊比利亞，波蘭人和俄羅斯人充滿敵意地對他們進行了多次種族屠殺，而德國人通過消滅600萬猶太人，將這長久以來的仇猶情緒推向了極點。
基督教世界的集體幻覺：邪惡的猶太人
在古代歐洲，猶太人就被視為一個外來的可疑民族，但直到基督教的出現和擴張，猶太人才被安上了殺害上帝之子（耶穌）與魔鬼同謀的罪名，成為一個“天然有罪”的民族。這個影響深遠的歷史轉折點發生在聖保羅(St. Paul)時期。由此種下的仇猶種子，在1096年的十字軍東征之前，發酵成針對猶太人的、跨越國界的群體性暴力 事件。而在黑死病流行的1347年，因為“井中投毒”的指控，猶太人開始被等同於無處不在的、神秘而邪惡的力量。
《The Devil and the Jews》封面
· 為耶穌之死負責：惡魔化猶太人的開端與擴散
從聖保羅開始，基督教發生了兩個決定性的改變：一是從只接受猶太人入教變為對所有信徒開放；二是將把耶穌釘上十字架的罪責從羅馬人身上轉移到了猶太人身上。一旦國家基督教化，針對猶太人的法律限制就開始了。從羅馬帝國後期開始，一直持續到中世紀早期，許多猶太人在古代所享有的特權被廢止、勸人入猶太教被禁止、拉比的司法權被剝奪和廢除、與基督徒的性行為被禁止，絕大多數的法律保障也一併被取消。
繼宗教敵視和法律歧視之後，1096年，即第一次十字軍東征的那一年，則是基督教世界普通民眾仇猶情緒的轉折點。當年，在十字軍東征之前，一些狂熱的十字軍戰士從他們的基督教恐懼和懷疑中生出了特殊的仇猶情緒。他們襲擊了法國和德國北部的猶太區，任意地屠殺了數千猶太人。
對他們而言，這是一次合法行動，因為猶太人不但謀殺了耶穌，而且還沒有認識到自己的錯誤而皈依基督教：“瞧！替他報仇的時間已經到來，那個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人，那個被他們的祖先殺死的人。現在，不要讓任何人逃脫，即使是一個在搖籃中的嬰兒或乳兒。” [5]
當時，殺死猶太人甚至被視為值得讚賞的基督徒行為，因為“只要殺死一個猶太人，任何人的所有罪過都會被赦免。”[6]許多猶太人因此被基督徒出賣、拋棄、移交給兇殘的狂熱分子，而這些基督徒正是他們和平相處多年的鄰居。
1096年的事件是仇猶情緒累積到一定程度的爆發。它的歷史意義在於：“從第一次十字軍東征開始，反猶迫害開始反常地蔓延，……惡化為超越國界的群體性精神錯亂。”[7] 1096年及此後的十字軍東征或中世紀歐洲劇變的特殊之處都在於仇猶情緒的
“幻覺”本質，即這一仇恨完全是基於不斷增加的、對猶太人和關於他們邪惡行徑的荒唐信念之上。[8]· 謠言層出不窮：集體性恐猶幻覺的累積
到中世紀晚期，歐洲普通民眾對猶太人產生了至少十種幻覺，其中，較為重要的有寄生蟲、冥頑不化、與魔鬼結盟、血祭誹謗和殺童祭禮、猶太世界的陰謀、井中投毒。
因為被禁止擁有土地（而這正是中世紀權力的主要來源），同時也被排擠於團體之外，猶太人被迫在經濟上從事被基督徒視為既低等又不道德的職業，如放貸。從事這行的猶太人獲得了非常重要的經濟能力，但也因此面臨許多惡意的指控，被指責為依附於基督徒鄰居、不事生產的寄生蟲。
另外，由於猶太人拒絕信仰被基督徒視為自明的真理（尤其是“耶穌就是彌賽亞”的信念），基督徒認為猶太人冥頑不化。有一個傳說聲稱，（世界末日前的）基督復臨以猶太人改信基督教為前提，因此猶太人拒絕改宗激怒了基督徒。
如果耶穌就是彌賽亞，那麼猶太人所等待的只能是“敵基督”（antichrist）。[9]據此，基督教作家們到處散佈猶太人是敵基督支持者的謠言。猶太人與魔鬼的聯繫可以在新約和早期的教堂神父（如Gregory of Nyssa或St. John Chrysostom）的作品中發現，他們將猶太人描繪成具象化了的撒旦，[10]其後果之一是，基督徒將自己所懷有的恐懼和仇恨都投射到了猶太人身上。
此外，有傳言說，猶太人需要週期性地注入基督徒的鮮血才能維持健康，而其中最強效的莫過於基督徒兒童的血。於是，用兒童獻祭並喝下他們的血，這個古代人祭的神話（“神話”一詞暗示猶太人用兒童獻祭的傳言具有虛構和幻想的性質）又被置於猶太人殺童的新形式中被表達出來。
傳說中的猶太人殺童獻祭
1144年，英國通報了第一起兒童謀殺案：在耶穌受難日前一天的晚上，一具年輕學徒的屍體在近諾威奇的樹林裡被發現。隨後流言四起，說是當地的猶太人遵照拉比教義的指示犯下這個罪行，以嘲笑救世主的受難。這個事件引發了整個歐洲一連串的兒童獻祭案件，每一次都產生了誣告、暴亂和對無辜猶太人的屠殺。[11]
與兒童獻祭有關的還有猶太世界陰謀論，即世界上的猶太人都受某神秘猶太教祭司密謀者們的組織和控制，這些人密謀削弱基督教文明。儘管這一陰謀論明顯很荒謬，但仍有人相信拉比教義的信徒謀殺基督徒兒童來獻祭的謠言，以至於讓它成為了繼十字軍之後又一個為大規模滅絕猶太人的行動辯護的正當理由。
還有一個對猶太人重要的指控是井中投毒。據傳，1321年的夏天[12]，在法國南部的阿基坦公國（duchy of Aquitaine），一個麻風病人在帕特納領主（Lord of Parthenai）的領地裡被捕，他供認是一個猶太人給了他一個有毒的包裹，裡面裝著人的血、尿和三種神秘草藥，以及從神聖的主那裡獲得的粉末，並指示他把這個包扔到一口井裡。[13]這一指控在之後的黑死病事件（1347-50年）中得到了強化。對於黑死病的恐慌讓人們精神錯亂，他們開始輕易相信任何荒唐、非理性的謠言。
在利昂·波利亞科夫（Leon Poliakov）看來，1347年的歷史重要性可與1096年相提並論，因為除了被視為撒旦或憤怒的上帝，或兩者兼有的一般宇宙力量外，對於普通民眾而言，井中投毒事件表明邪惡力量如今無處不在：它正在被釋放，正在汙染空氣、毒化水源。在這裡，猶太人扮演了一個替罪羊的角色。無論什麼，只要是基督徒覺得厭惡的，他們就將它轉嫁於猶太人。
黑死病期間焚燒猶太人
至此，到中世紀晚期，絕大多數現代恐猶症的要素已基本形成，這種仇恨最終來源於基督教文化本身的脆弱和不安全感。從心理學角度講，恐猶是基督徒對基督教真理內在質疑的表達；能夠平息這種質疑的一種方式便是將猶太人釘上十字架。
幻覺之下歐洲猶太人的命運：被驅逐、短暫的融合、新的衝突
後來，這些人身侮辱繼而轉變成為物理空間上的種族隔離和驅逐。1290年，猶太人被愛德華一世（Edward I）驅逐出英國，直到17世紀中葉才有猶太人返回英國。此後的幾十年裡，他們也被驅逐出法國和德國的許多城鎮。
15世紀晚期，在基督教奪回西班牙期間，猶太人同摩爾人一起成為宗教法庭審訊的對象。這個宗教法庭設於1478年的西班牙，用以辨認異教徒和基督教異端。它的第一個審判官，托馬斯·托爾克馬達（Thomas Torquemada，1420-98）就引發了一場恐怖行動，有許多猶太人在這次行動中被殺害。
西班牙宗教法庭審判異教徒和基督教異端
另外，該宗教法庭還嚴格地監控著皈依基督教的猶太人，這些人被稱為馬拉諾（marranos，指表面上皈依基督教但私下仍信奉猶太教的猶太人）或豬（西班牙語marrano，意為豬，源於猶太教禁止吃豬肉）。他們中的許多人在西班牙已有了很高的社會地位，西班牙人對這些改教的猶太人的不信任，揭示出了他們對所有猶太人的深深懷疑，這一次，他們又製造出了許多有關猶太人醜陋、新奇的刻板印象。
猶太血液低劣說是其中之一，認為猶太人的血會產生惡劣的性格，並且不可改變，會通過遺傳一代代延續下去。正是這個學說，生物學種族主義第一次在歷史上出現，儘管只是一個雛形，但它足以說明第一個沉迷於血液汙染和血液淨化的團體並不是納粹。僅僅13年之後，當基督教完全奪取西班牙之時，費迪南德（Ferdinand）和伊莎貝拉（Isabella）將猶太人驅逐出了西班牙，葡萄牙則在1498年緊隨其後。到1500年，整個西歐，除了德國和奧地利的少數地區以外，已經沒有了猶太人。
猶太人中世紀被驅逐路線
在中世紀結束時，“猶太人”已經從真正的人類降格為一種喪失人性、十分邪惡的神話(虛構)形象。對猶太人的仇恨被視為一種美德。事實上，正如史蒂芬·卡茨（Steven T. Karz）提醒我們的，一個人越是仇恨猶太人，就表明他越虔誠。[14]因此，認為猶太人在精神上墮落的信念是由基督教會而不是納粹發明的。在這個神話的信念之上，納粹所增加的：一是，對猶太人墮落起源的一個不同版本的解釋，他們認為猶太人的墮落根源於“猶太人的血液”而不是猶太教；二是，一個不同的處理方法——在此處和當下滅絕他們。
當啟蒙運動到來，人類意識經歷了一次重大轉變：世界開始脫去（宗教的）神話色彩，人們開始相信自然界的物體運動服從於理性規律，並且能夠被人的心智所理解。於是，基督教千禧年的精神被世俗化，啟蒙運動用更樂觀和包容的語言向世人宣稱，人類的本質都是善的，其中當然也包括猶太人。
1791年，法國大革命議會賦予猶太人完全的公民身份，而其他在法國統治下的地區，萊茵蘭（Rhineland）、威斯特伐利亞（Westphalia）、瑞士（Switzerland）和意大利北部，也都照做了。此後，在一個相對融洽和寬容的後拿破崙時代，在法國和德語地區的猶太人開始壯大，並獲得了更高的社會關注。
但短暫的寬容氛圍很快就結束了，猶太人在德國遭到了國家主義的激烈反對。與其他西歐國家相比，德國的恐猶症有其特殊性：首先，不同於英國和法國，猶太人從沒有被完全地驅逐出德國國境，他們仍舊現實地與德國人生活在一起，而不是僅僅存在於民間傳說和藝術之中；其次，由於第一個原因，恐猶症成為了一個延續和持久的歷史傳統；第三，德國人一直以來缺少一個統一的國家身份，更容易陷入國家主義的魔咒，最終將他們自己限定在一個狹隘的文化和非理性的種族界限內，以至於越來越多的德國人拒絕接受與非德意志民族或其他宗教的少數族裔融合，尤其是猶太人。
納粹屠殺：恐猶幻覺在德國的重生
在19世紀的最後25年裡，一種新的恐猶症——生物學的種族主義——攪動了歐洲，同時也成為產生納粹心態的土壤。生物學的種族主義是由達爾文的追隨者提出的偽科學理論。他們誤讀了達爾文的生物學發現，把它用於自己的意識形態宣傳。19世紀晚期的思想家，尤其是那些生活在非民主或不自由的社會（如德國、奧匈帝國和俄羅斯）中的思想家們，開始拋棄啟蒙運動的價值，不再理會平等、民主、自然權利和理性。這是一個對現代猶太人影響深遠的文化轉向。
納粹對猶太人的仇恨深深地根植於整個歐洲的歷史和宗教，是久遠的恐猶傳統的重生。正如阿爾諾·邁爾（Arno J. Mayer）所言，過去的精神劇變——尤其是十字軍東征和宗教戰爭期間的群體性狂熱——會一再重現。納粹對猶太人的屠殺是第二次三十年戰爭[15]的結果，是對過去種族屠殺的一次更加可怕、更具破壞力的重複。[16]
費舍爾認為，邁爾的這一論點雖然在某種程度上削弱了納粹屠殺的獨特性，卻正確地指出了，
歐洲人在多樣的聖戰（如十字軍東征、對異教徒的鎮壓，或在宗教改革時代的宗教毀滅）中所注入的文化力量並沒有隨著1648年宗教戰爭的結束而減弱，反而在後世被重新激活，或者說，在18世紀短暫的平靜之後，這種文化力量以不同的形式在德國人非理性的集體意識中復活。雖然在很大程度上，意識的建構是一個符號的或文化的過程，但因為它的結構並不是完全理性的，它會被非理性的恐懼、妄想和激烈的情感所塑造。在致幻力量的影響下，集體意識可以部分或全部地轉變為一種神話的或妄想的意識，從而產生對現實完全不同的感知。
隨著時間的推移，整個團體會被一些異常的非理性思維所控制，而植入進意識形態的文化力量又總是能把群體性幻覺轉變為攻擊性行為。在最糟糕的時期，當所有的事物似乎都在密謀反對一個特定的群體（如中世紀的基督教徒、一戰後陷入困境的德國人）時，集體意識就會退化至前邏輯的（prelogical）或神話的（mythical）狀態。事件的發生不再被視為服從於正常的因果過程，而成為隱蔽、變幻無常的力量的展示。在這個混亂的世界裡，這個被誤導的團體有一種漂泊感和頹喪感。
La révolte du Sonderkommando d’Auschwitz-Birkenau
作者 David Olère (1902 – 1985）
對幻覺體系的盲目信念在人類歷史上反覆出現，希特勒的納粹德國無非是宗教預言的世俗對應物，是一再重現的聖戰幻覺的又一個現實產物，即向他的追隨者們宣傳，他們不是被征服者，而是上帝或歷史的選民，他們的作戰目的是打擊折磨他們的人。而與折磨者（無論是撒旦還是猶太人）的相遇是即將到來的末日決戰中的重要組成。[17]在這種幻覺的刺激下，納粹意識中充斥著一種
急迫感——邪惡力量似乎已經佔據上風。既然如此，對納粹而言，就有必要以一種激進的方式將邪惡從當下和此地根除。以對靈肉毀滅的極端恐懼為基礎，任何扭曲現實的妄想症必然地將滅絕戰略作為將自己從苦難中解脫出來的唯一療劑。在費舍爾看來，當被置於更為廣闊的歷史視域中時，納粹對猶太人的屠殺並非一個全然烙著德意志民族政治和文化特性的孤立歷史事件。或者說，從根源上看，它僅僅是歐洲基督教世界原有的、非理性的歷史精神或文化力量的延續和再表達，是舊的恐猶幻覺在新形式中的自我揭示。這一歷史精神或文化力量源於基督教文化內部的脆弱、懷疑與恐懼，形成於基督教世界的集體性幻覺，而後又深深地潛藏回這個群體的集體意識之中，且在新形式的刺激下，這種致幻力量隨時都可能被喚醒，轉變為對被惡魔化群體的集體暴力。
[1] Daniel Jonah Goldhagen, 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 Ordinary Germans and the Holocaust (New York: Knopf, 1996), p. 408.
[2] 如馬丁·路德本人就被認為是一個反猶的種族主義者，見Paul Lawrence Rose, German Question/Jewish Question: Revolutionary Anti-Semitism from Kant to Wagn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John Weiss, Why the Holocaust Happened in Germany (Chicago 1984).
[3] Fischer, Klaus P., The History of an Obsession: German Judeophobia and The Holocaust (New York: Continuum, 1998), p. 26.
[4] Fischer, Klaus P., The History of an Obsession: German Judeophobia and The Holocaust (New York: Continuum, 1998), p. 7.
[5] Robert Chazan, In the Year 1096: First Crusade and the Jews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1996), p. 31.
[6] 同上, p. 23.
[7] 同上, p. 132.
[8] Gavin I. Langmuir, Toward a Definition of Antisemit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7), p. 17.
[9] Joshua Trachtenberg, The Devil and the Jews: The Medieval Conception of the Jew and Its Relation to Modern Antisemiti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3), p. 32.
[10] Robert Wistrich, Anti-Semitism: The Longest Hatred (New York: Schocken, 1994), p. 17.
[11] Fischer, Klaus P., The History of an Obsession: German Judeophobia and The Holocaust (New York: Continuum, 1998), p. 33.
[12] 這個時間在Klaus P.的文中沒有提及。根據Leon Poliakov的原文所加，見 Leon Poliakov, History of Anti-Semitism (New York: Schocken, 1974), p. 104.
[13] Leon Poliakov, History of Anti-Semitism (New York: Schocken, 1974), pp. 104-105.
[14] Steven T. Karz, The Holocaust in Historical Contex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1: 259.
[15] 史學家用來指稱從1914年到1945年間發生在歐洲的戰爭。
[16] Arno J. Mayer, Why Did the Heavens Not Darken? The Final Solution in History (New York: Doubleday, 1969), p. 123.
[17] James M. Rhodes, The Hitler Movement: A Modern Millenarian Movement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30.
哲學專業畢業，目前從業於公益領域。對現象學、宗教（尤其是佛教）和精神分析感興趣。
文章首圖/尾圖：Kaethe Kollwitz Edward Ho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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