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月 22 日，蚂蚁金服宣布与光大银行、光大科技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三方将在云缴费、金融科技等方面展开深入合作。
这是近期蚂蚁金服密集的与金融企业开放合作的又一尝试。就在短短的一个五月，蚂蚁金服已经先后向两家基金公司的货币基金开放了余额宝的入口，向银行开放了旗下消费信贷产品花呗。
当然，开放与开放是不同的。上述这些开放，除了共同能表现出蚂蚁金服在打造科技赋能金融生态圈的决心之外，其实内涵和模式是在不断深入的。
从FinTech到TechFin 表述差异的背后是什么？
“我们更愿意用 Techfin 而不是 Fintech 来定义自己”，早在 2017 年 1 月的达沃斯世界论坛上，蚂蚁金服的 CEO 井贤栋就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
放在一年多之后的此时此刻来看，这显然是蚂蚁金服发展过程中战略定位的一次巨变，但是在当时，却并未引发太多的人关注。
无它，之前蚂蚁金服作为一个金融产品创新者甚至于颠覆者的形象太过于深入人心。余额宝的诞生，就对整个银行存款体系，对基金业传统的货币基金都产生了冲击，以至于许多银行一度将余额宝视为 “劲敌”。毕竟，2014 年，马云那句“如果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改变银行” 的豪言壮语，还历历在目。
但是 2017 年开始的一年多时间里，蚂蚁金服一次次的开放，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让业界感受到了蚂蚁金服开放的决心
为什么蚂蚁金服越来越专注科技服务金融，而非直接用科技优势去做金融？
要明白这个问题，才能理解 2017 年初蚂蚁金服从 FinTech 到 TechFin 的巨大转变。
其实，从经济学而言，这并不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一切答案都在六个字 “ 比较优势定律 ”。
早在 1817 年，大卫李嘉图出版的那本经济学辉煌巨著《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就已经鲜明的提出了关于国与国之间分工与贸易的一个重要原则：每个国家都应该生产自己有比较优势的商品，进口自己有比较劣势的产品——即使在比较劣势的产品上，实际效率比进口来源国更好——虽然这样看起来不理性，但其实却通过 合作 让所有的国家都能发挥最大的优势，让整个经济生产的效用最大化。
类似的原则，其实也适用于当下 科技巨头与金融巨头的共生关系 。
蚂蚁金服能不能成为一个成功的金融机构？对于这个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但是在大卫李嘉图的理论下，这是一个毫不重要的问题。
因为没有人会否认，作为科技巨头，坐拥海量工程师和技术储备，同时又利用科技联接了海量用户的蚂蚁金服，在科技领域，拥有着远超过金融领域的 “比较优势”。
而这也意味着，在资源和人力有限的前提下，即使蚂蚁金服能够做好金融业务，甚至比现有的金融机构做的更好，它依然应该将科技作为核心业务，并且将服务金融的科技作为一种商品贸易输出给金融机构，以此才能实现整个金融科技领域的效用最大化。
我们还能看到那只鲶鱼吗？
是的，甘于拥有比较优势，只做 “用科技为金融” 服务的蚂蚁金服，不管是对行业，还是对它自己，都意义更大。
如果套用漫威超级英雄蜘蛛侠的那句名言，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With great power comes great responsibility)，对于拥有巨大科技能力的蚂蚁金服，不应该将时间和精力浪费在过去十几年金融机构早已探索尝试了许多年的传统货基、消费信贷等业务本身，而是应该用新技术、新渠道，去探索金融产品的服务疆界——就像曾经震撼整个行业的余额宝，其价值不是在于行业里面又多了一只货币基金，而是产生了内置在支付宝的余额宝这样一个崭新的联接用户的新渠道新方式。
事实上，回望过去五年乃至十年的金融行业发展，也可以清晰的看到，整个金融行业单单就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本身而言，并无太多激动人心、改变社会的创新——尤其是在 2008 年次贷危机之后，金融行业的过度创新，反而成为了引发整个社会反思的问题。
与之相比，金融行业这些年发生的大量激动人心创新，比如中国的 “余额宝”，比如美国的智能投顾，比如催生比特币的区块链，这一切真正在改变整个社会的金融创新，都来自于信息技术层面，来自于移动互联带来的与用户连接方式的创新。
从这点而言，立足科技，服务金融，对于蚂蚁金服而言显然是一条用好 “比较优势” 的正道。
事实上，伴随蚂蚁金服开放业务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科技企业也意识到了自身的价值不应当是用科技做金融，而是以科技服务金融。比如京东金融明确表示，现在定位为服务金融机构的数字科技公司，用 B2B2C 的模式，为金融机构提供数字化的企业服务；又比如乐信，其 CEO 肖文杰宣布乐信 “不做金融业务、不参与金融业务竞争，做各大金融机构最好的合作伙伴”。
不做金融，看似是一种自我受限，是一种放弃。
但是，俗话说的好，“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而莫文蔚那首脍炙人口的《盛夏的果实》，更是告诉我们 “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
就像蚂蚁去年对基金行业开放了财富号的平台后，蚂蚁金服不再需要自己去储备人才，去学习如何对基民进行类似股票型基金这样的投资者教育 ，而是通过科技配合基金公司去培育服务客户。
这样各司其职的合作，效果是显著的。这才有了入驻财富号的机构非货基交易金额增幅，是同期未入驻机构的 21 倍；非货基的保有量增幅，是同期未入驻机构的 11 倍。
有人会说，相比余额宝的一飞冲天和带来的行业震撼，这算得了什么？
但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已经过了余额宝爆发的那个年代。换一个角度看，哪怕余额宝再怎么辉煌，一个余额宝也不能解决数字金融、普惠金融的所有问题。
马云曾经有一个观点，一个长的技术周期，前 20 年是技术的大爆发阶段，后 30 年则是技术跟社会深度结合的阶段。在我看来，这样的周期中，前 20 年固然创新频发，无比绚烂。但看似寂静无声的后 30 年才是技术真正创造价值、改变生活的阶段。
这一轮的互联网科技对金融的影响刚好也到了 20 年的关口，我们要开始习惯平淡中孕育的进化。这也是中国当前的金融大环境更加需要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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