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鄭中砥
日前有自媒體做了一組新聞熱度監測，發現在當前中國社會，一則社會新聞的熱度不會超過7 天，7 天之後，公眾的注意力就會慢慢散去，再聳人聽聞的新聞也會慢慢淡出公眾視線。但總有一些事情不該被輕易遺忘，恥辱和光榮一樣，本都是一個民族成長、團結的原始力量。
十年前三鹿“毒奶粉”事件波及3000 萬嬰幼兒，其中確診為三聚氰胺受害者的多達30 萬。十年過去，不知道當年的30 萬孩童，如今是否仍在與腎病、哮喘、心臟病等後遺症作不死不休的鬥爭。十年後，2018 年7 月最受關注的疫苗造假事件鬧得沸沸揚揚，已確認流入市場的有害疫苗至少波及數十萬人，其中包括大部分少年兒童。在輿論譁然、民意沸騰之際，政府表態嚴查到底，絕不姑息。
當新聞的熱度散去，影像記錄下的故事卻仍然在銀幕上發出直指人心的力量。
2017 年7 月，隨著1.3 億人次走進全國各地影院，以菲律賓撤僑事件為背景拍攝的影片《戰狼2》創造了中國市場最高單片票房紀錄。國人如盛夏般熾烈的家國情懷以《戰狼2》為出口，在5 萬塊銀幕上恣意綻放。
和去年相似，今年7 月，一部觸及醫療問題的真實事件改編電影《我不是藥神》將電影市場“燒”得比7 月的空氣更炙熱。當“真實”從新聞事件走向電影銀幕，觀眾得到了在黑暗的影院中與故事、與他人一同悲喜的機會，這種情緒的釋放顯然比看一則社會新聞來得更徹底、更深刻。
面對信息爆炸的時代和善於遺忘的公眾，真實事件改編的電影讓那些不該遺忘的勇敢和傷痛被反覆觀看、牢牢記住。
《我不是藥神》絕不是真實新聞事件、社會事件改編的現實主義影片的第一次市場成功。回首近年國內電影市場，2013 年陳可辛導演《中國合夥人》，以俞敏洪、徐小平、羅永浩、王強等人的創業故事為原型，最終取得5.38億票房。
2014 年陳可辛導演《親愛的》，以當時備受關注的兒童被拐案為真實原型，最終內地市場收穫3.44 億票房；2014年底徐克根據共產黨員楊宗貴深入敵穴臥底偵查事蹟改編的影片《智取威虎山》，最終收穫8.82 億票房。
2015 年丁晟以演員吳若甫被綁架一案為原型，拍攝電影《解救吾先生》，並請來吳若甫出演角色，影片斬獲16 屆華表獎優秀故事片獎，也為飾演綁匪的演員王千源拿下了第31 屆金雞獎最佳男配角獎，1.95 億的票房成績也證明了市場對這部影片的肯定；2015 年《滾蛋吧！腫瘤君》以熊頓抗擊癌症的故事為原型，在笑聲與淚水中收穫5.11 億票房；2015 年劉德華主演電影《失孤》以山東聊城郭剛堂騎摩托尋子的故事為原型，最終票房2.15 億。2016 年曹保平《追兇者也》以貴州六盤水五兄弟千里追兇的真實事件為背景，改編為一出黑色幽默意味的懸疑片，最終收穫1.35 億票房；2018 年初《無問西東》上映，片中每一個人物均可從清華檔案館中找到原型，影片最終票房7.54億。
此次《我不是藥神》的票房成功更是將此類影片的市場表現提升到30 億量級，這是否意味著中國電影可以像美國、韓國等國家一樣，出現一批優秀的真實事件改編電影，以及一眾此類影片的成熟創作者和一群青睞此種類型的目標觀眾？
《我不是藥神》的票房成功，是否會像徐崢主演並出品的另一部影片《泰囧》引發喜劇片的市場熱潮一樣，在國內市場引發真實事件改編電影的浪潮？
帶著這些問題，記者採訪了多位行業內外的專家學者、影評人、知識產權保護方向的法學教授等，力求多視角立體呈現當前真實事件改編電影的進展與掣肘。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尹鴻認為“真實事件改編電影在全世界都是一個潮流”。
電影學者、羅伯特·麥基的“電影編劇聖經”《故事》中文譯者周鐵東謹慎地持觀望態度，他認為“所謂的潮流，完全是缺什麼吆喝什麼的表現。電影是多元的，文化是多元的，趣味是多元的。關於中國電影我們不要急於去定性。市場有自己的規律，我們只能去觀察。對當前的中國電影市場做任何結論性的論斷都是草率的”。
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教授李洋（大旗虎皮）從電影題材的角度切入，認為“《我不是藥神》的成功有其偶然性與特殊性。它可能會讓中國電影人思考：拍攝現實題材、關注老百姓感興趣的現實問題也是可以拍出好作品的，也可以拍出有尊嚴、有價值的作品。可能會觸發產業從業者去思考這個問題，但我不認為它會產生一個潮流，或者形成一個什麼類型”。
“市場潛力+真實事件”
真實事件改編電影的兩大標籤
在清華大學教授尹鴻看來，“這些年出現了一大批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電影，在全世界範圍內都得到了很好的市場表現和藝術完成度。《薩利機長》《逃離德黑蘭》《聚焦》等影片，都是這樣。”
與尹鴻的說法一致，近年其他國家真實事件改編的電影在中國市場上也取得了亮眼的成績。2017 年，改編自真實事件的印度電影《摔跤吧！爸爸》在我國上映，創造了12.99億的票房紀錄，成為當前國內票房最高的印度電影。同年上映的泰國電影《天才槍手》根據2014 年轟動一時的SAT 亞洲考場作弊案改編，在我國上映時豪取2.71 億票房，同時也奪下當年度泰國票房冠軍。
真實事件改編電影不僅取得了市場成功，同時，也因其對社會現實的觀照和對社會問題的叩問而備受各大電影節的青睞。
2016 年第88 屆奧斯卡獲獎影片中，根據一則美國神職人員性侵兒童的新聞事件改編的影片《聚焦》擊敗呼聲頗高的《荒野獵人》和《卡羅爾》，奪得當屆最佳影片和最佳原創劇本兩項大獎。同期，布麗·拉爾森獲得最佳女主角的影片《房間》也是根據真實事件改編。
尹鴻根據真實事件的還原程度將這種改編分為兩類：“一類是Based on Truth，就是基於真實事件改編的影片，比如說《紅海行動》《戰狼2》，它有一個真實事件的影子，但它還是一個虛構的作品。故事主要是虛構的，但有一個真實事件作背景。第二類叫True Story，就是真實故事。這類影片大部分的內容框架是真實的，但就是在某些人物和情節的處理上有一些虛構成分。”
對於這兩類作品的區別，尹鴻做了進一步闡釋：“Based on Truth 類作品可供解釋的空間非常大，與原型之間的差異非常明顯，它可以只是一個事件背景，人物基本上全是虛構的，所以這類作品與原型的關係並不太大。但True Story（真實故事）是另外一種，裡面可能會有一些人物與原型人物有非常密切的關聯，有非常近的相似性，所以也很容易引發當事人的不同態度。”
與尹鴻的分類方式相似，電影學者周鐵東也將真實事件改編電影分為“Based on Truth”、“Loosely basedon Truth”或“Inspired by Truth”與“True Story”兩類，不同的是，周鐵東認為絕大多數真實事件改編的劇情片都只能屬於“Based on Truth”一類，只有傳記類影片與極少部分的劇情片和紀錄片能夠劃入“True Story”的範疇。“哪怕是法國在1960 年代發起的源於紀錄片寫實主義的號稱‘真實電影’(Cinéma vérité)的電影類型也難免創作者的主觀提煉，所以即使是來源於生活真實的藝術真實也很難當得起‘True Story’這個名號。”
北大教授李洋從電影史的角度出發，說到：“社會新聞事件改編的電影在電影史上由來已久。早期中國電影《閻瑞生》就是改編自當時的社會新聞事件。”同時，他提出了另一種“民生題材改編影片”，並將該類影片的題材選擇框定在“醫療、住房、教育”這三大問題上，他認為“真實事件的改編有很多種，但不是所有的改編都能觸及民生問題。醫療、住房、教育，這些問題與每家每戶的生活都是息息相關的，它不是一個事件，而是他們生存、生活的一部分。”
影評人賽人明確提出“真實事件改編電影嚴格來說不是一個類型，類型概念的產生與界定是有一定規範的，不能把類型當成一個筐，什麼都往裡裝。”確實，從學術概念出發，真實事件改編電影並不能像喜劇片、愛情片、科幻片一樣稱其為一種“類型”，但它可以與多種類型雜糅，成為劇情片、喜劇片、懸疑片等多種不同類型。這與羅伯特·麥基在《故事》中提出的“社會問題劇”的概念相似。周鐵東在採訪中詳細闡釋了社會問題劇：“它可以是一個獨立的類型，也可以跟其他很多類型雜糅，可以是一個劇情片、喜劇片、科幻片等，但是它主要是得提出一個社會問題，去尋求一個解決辦法，必須得有一個Social Message。”
本文提出的真實事件改編電影也並不作為一種類型概念，而是為了便於指代而提出的一個分類名詞。綜合多位專家學者的觀點並結合當前的中國電影市場現狀，接下來的討論重點將集中於近年來市場表現尚可，根據社會新聞、真實社會事件等改編的現實題材影片。包括尹鴻和周鐵東定義中除傳記片之外的大部分“Based on Truth”與“True Story”，以及李洋提到的社會新聞事件改編電影與民生題材改編影片。如《親愛的》《解救吾先生》《滾蛋吧！腫瘤君》《失孤》《追兇者也》《嘉年華》《無問西東》《我不是藥神》等。
原型事件影響力
是影片市場成功的一大因素
2017 年，香港導演文晏被一則女童遭性侵的社會新聞觸動，以此為背景拍攝影片《嘉年華》。電影在內地上映時，恰逢多起幼兒性侵案發生，輿論對這一問題的關注度空前高漲。銀幕上下在這一時間節點形成了奇特的共振，引發大規模討論。影片《嘉年華》更是被觀眾稱為中國版的《熔爐》。但相比於前文提到的影片《親愛的》《解救吾先生》等影片動輒過億的市場成績，《嘉年華》2200 多萬的票房只能算是差強人意。
同類影片之間票房的高低差異是市場常態，這與影片內容和市場環境等多種因素密切相關。多位專家認為對於真實事件改編電影來說，決定其票房成績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影片涉及的真實事件本身的影響力。李洋認為：“真實事件改編有很多種，《最愛》是改編，《嘉年華》也是改編，但不是所有的改編都能觸及民生問題。有的只是改編自一個社會事件，這個社會事件對普通觀眾來說可能是一個與他生活無關的事件，但《我不是藥神》觸及醫保、醫療，這是與他們生活息息相關的一個民生問題，它不是一個事件，而是千家萬戶生存、生活的一部分。其他的如性侵醜聞等社會新聞事件改編可能就不會引起這麼大的反響。”
周鐵東從《故事》中對“社會問題劇”的討論出發，將一部分具有社會問題破冰效應的影片歸入其中，“《嘉年華》《我不是藥神》等影片都包含著一個Social Message，更多具有該種社會問題的破冰效應。嚴格來說，陳可辛《親愛的》應該是一個情感劇，它涉及的Social Message 沒有那麼強大，因為對於社會問題劇來說，它要提出一個社會問題，然後也需要尋找解決辦法。”
在周鐵東看來，能夠在社會真實事件改編領域進行“破冰”就已經非常值得鼓勵：“現在大多數創作者都在為了規避審查制度帶來的創作限制而選擇‘玩虛的’，所涉題材都是遠離生活現實的玄虛或與當下關切風馬牛不相及的所謂“歷史”，像《長城》《貓妖傳》，甚至《邪不壓正》，都屬於‘玩虛的’。觀眾長期處於一種‘給什麼吃什麼’的狀態，市場上現實題材的優秀影片少之又少，成為一種稀缺資源，所以但凡是現實題材，只要不被產業打壓，不被輿論‘綁架’，一般都能夠取得一些成果，對不對？因為觀眾在尋找這些東西。一旦出現之後，觀眾就會如飢似渴。”
觀眾對真實事件改編影片的青睞不僅僅是“物以稀為貴”，尹鴻從此類影片本身的優勢出發，總結了這類電影本身具有的兩大吸引力。
“這類影片主要的優點，就是有真實事件，更容易讓觀眾感同身受，更容易與時代背景、真實的生活場面相聯繫，所以到最後都能成為社會熱點，因為它是我們真實發生過的事情被重新搬上了銀幕。還有一點，有時候真實事件所提供的戲劇性超越了虛構故事，那種真實、豐富、生動的魅力。裡面包含足夠多的細節，有很好的基礎。根據真人事件改編的電影，大家還是關注在真實事件中人們面對困境、解決困境的那種正能量的傳達。包括韓國的《辯護人》《出租車司機》也都是這樣。它雖然是表現了現實生活、表現了困境和人的掙扎，但是最終它都是一個有希望的，傳達正面價值的結局，所以觀眾也能從中感受到生活的光明感。”
原型人物不等於
作品人物真實事件改編電影的“真實”之爭
真實事件改編電影引人注目的一個原因往往在“真實”二字，在改編的過程中準確把握故事、人物在真實與虛構之間的尺度，成為關係到影片內容與評價的一個關鍵。
影評人賽人從改編角度評價《我不是藥神》，認為它不能算是根據真實人物改編：“我覺得影片沒有還原真實的事件，而且並沒有完全按照真人改編的方式去做。嚴格來講，我覺得它不是根據真人改編的電影。”
賽人從影片人物和故事走向兩個方向切入，佐證了自己的看法：“第一點，真實事件中的陸勇是一個病人，但片中徐崢扮演的程勇他並不是一個病人，這就導致人物動機發生根本變化，所以它不屬於真人改編電影，它只是從真實人物或者事件中受到了一些啟發。第二個重要的不同是結局不同，現實中的陸勇當庭釋放，而電影中徐崢飾演的角色被判刑。人物動機和故事結局是非常關鍵的兩個東西，這兩個不同已經決定了這個電影跟真實事件相去甚遠，現實中主人公陸勇的事情是真實事件，而這個電影更可以稱之為一個‘童話’。”
關於影片真實與虛構的界限，賽人認為至少要符合真實人物、真實事件的基本要素，他用一個反問來強調自己的這種觀點：“這是一個邏輯問題，假如我根據一個女人的故事來改編電影，我把她改編成一個男人；現實中女主人公去世了，我把她改編為活得長命百歲，觀眾還覺得是根據真實事件改編嗎？”
恰如賽人所說，真實事件、真實人物的改編確實需要認真對待真實的故事。2015 年上映影片《滾蛋吧！腫瘤君》根據熊頓的抗癌故事改編，不僅還原了熊頓樂觀的心態和天馬行空的想象力，更重要的是，影片並沒有迴避熊頓最終去世的結局。觀眾在影片中看到了真實人物身上強大的精神力量，同時，也看到了真實而殘酷的現實結局，這讓整部影片在真實與藝術上均走向了更高的臺階。主人公熊頓的父母在觀看影片後也發自內心地感慨，並坦承“這就是我的女兒熊頓”。
能夠獲得原型人物或者原型人物親屬全力認可的改編類影片在國內語境下並不十分多見。與《滾蛋吧！腫瘤君》同一年上映的影片《解救吾先生》獲得原型人物吳若甫的認可，並請到吳若甫出演了片中警察的角色，這種情況非常少見，在當時的市場上引發了關注，也為影片帶來了很好的宣傳效應。
《解救吾先生》全面還原了吳若甫被綁案中的大量細節，創作團隊大量採訪當時的辦案警察，一遍遍翻閱卷宗，更有吳若甫本人的回憶和真實感受，影片本身有著極高的還原度和真實度。影片將劇情張力放在綁匪與吾先生的一次次對峙中，不斷加深這些細節，用演員的演技和解救時間上的緊迫感來不斷推動劇情。屬於國內真事事件改編類影片中，頗有閃光之處的一部影片。
當前國內真實事件改編電影像《滾蛋吧！腫瘤君》和《解救吾先生》這樣能夠一舉得到原型人物、觀眾、業界專家等多方面認可的影片並不算多。更多時候，原型人物與改編之間都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矛盾與衝突，其中既有來自原型人物本身的抗議、觀眾的質疑、甚至也包括來自其他利益相關方的反對。《親愛的》上映之後，片中趙薇扮演的人物原型高永俠曾多次向媒體表示自己的無奈，“我沒有跟別人睡覺，他們這樣拍，我走在路上都被村裡人指指點點。”高永俠甚至一度表示要起訴《親愛的》片方。而此前鬧得沸沸揚揚的“《手機》原型是不是崔永元”的爭論，也某種程度上暴露了電影改編與現實人物之間的矛盾衝突。那麼，這種情況是中國獨有，還是在全球範圍內普遍存在的呢？
李洋總結了這個問題：“原型人物與改編之間的衝突，在各個國家都存在，都有衝突。只要經過加工的、經過改編的，那跟原型肯定是不一樣的。電影終究是電影，不是現實。”
李洋肯定了真實事件改編電影的藝術屬性，他認為：“電影改編必然是一個創作的東西。它畢竟是一個電影的作品，要求按照故事片最基本的規律。要有能抓住人的開場，有鮮明的人物，有情節的轉變，有人物的變化，有影片的敘事高潮和結局，這都是必然的。否則觀眾根本看不進去。而且電影本身有創作的內部規律，這就意味著電影創作不可能完全按照原型人物去寫。”
觀眾需要認清現實與虛構真實事件
改編電影的虛實邊界
真實事件改編電影不僅要像普通電影一樣，接受關於影片內容優劣的評價。而且由於真實事件本身具有的社會影響力，電影往往還會受到觀眾和影評人之外的社會各界的品評和質疑。
面對真實事件改編電影引發的諸多爭議，不同專家學者給出了多種建議。尹鴻和李洋從藝術創作角度出發肯定了電影虛構的權利，同時也呼籲觀眾要認清現實與藝術虛構之間的差別。
尹鴻認為：“一方面要讓普通觀眾包括當事人（原型人物）都意識到藝術與生活是不一樣的，所有的藝術都有虛構性，不用簡單地去把自己、把藝術和生活對等。全世界有很多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電影，我們也不敢說《社交網絡》中的扎克伯格就是生活中的扎克伯格，他一定跟生活當中有出入，因為電影有藝術改編的需要，當然整體上還是真實的。這在大部分西方國家，他們的觀眾對這個都有一定的認知。藝術形象於生活原型之間有差異，在全世界的電影創作、文學創作中都是這樣的。所以在常識上我們要認識到藝術是虛構的，藝術形象與原型人物不能劃等號。第二方面，更為妥當的處理方式是事先要與當事人有一些溝通，通過授權許可等各種方式，讓這種衝突儘可能降低到最小的範圍。妥善地處理好與觀眾的利益關係，甚至是在必要的時候要做聲明。要讓觀眾知道這個藝術形象是虛構的，與原型人物之間並沒有完全一對一的對應關係。”
李洋認為：“藝術創作有變化、有改編非常正常。很多原型人物對改編有意見也非常正常，這在各個時期、各個國家都出現過。沒有人（原型人物）會覺得改編是他滿意的，但你讓他說什麼是他滿意的，他也說不出來。如果一個電影的改編原則是要服從原型那是絕對不對的，任何一個國家根據現實改編的電影都不可能百分百符和原型，所以如果大家用事實、用原型來衡量一部電影的話，我覺得就是完全錯誤地理解了電影。”
李洋總結了真實事件改編電影的價值內核：“一個改編自現實事件的電影要尊重現實，尊重題材最有價值的社會內核，在這個內核的基礎上講述一個好的故事，帶來一個鮮活的人物，我覺得這就是有價值的。這類電影最關鍵的是把最有價值的東西代表了，而且讓大家相信這個問題是成立的，這兩點是最關鍵的。如果在此層面上進一步能讓觀眾相信這個事情是真實發生的，人物的行為語言是真實可信的，影片觸及的問題是重要且有價值的，如果這幾點觀眾也認同了，那就已經夠了。”
不同於尹鴻和李洋從創作層面探討真實事件改編電影的真實與虛構問題，周鐵東從他多年的好萊塢電影研究經驗出發，講解了好萊塢在真實事件改編電影中的慣常做法和一些可供國內借鑑的有益經驗。
周鐵東告訴記者：“好萊塢有一套完整的流程來處理真實事件改編的影片，首先最基礎的一步就是要得到版權方的授權。如果一個電影改編自新聞事件，那麼首先要拿到寫作這個新聞事件的記者、媒體平臺的授權，其次還要拿到新聞涉及的主要人物的授權。必須要有這些授權。”
授權從法律層面上降低了影片之後可能引發的一些糾紛。但同時，“授權”也並不能保證萬無一失。周鐵東列舉了三種情況，在這三種情況下，原型人物可以作為被侵權方把片方送上被告席：“原告要進行舉證，然後法院受理，經常遇到的侵權有三種，一是侵犯名譽權，包括誹謗等。二是侵犯隱私權，將當事人不願公之於眾的隱私拍了出來；其中，明星、政客等公眾人物的隱私權會向公權力讓渡，所以他們在這部分的訴訟中通常會有更大的舉證責任。三是侵犯公眾人物的Right of Publicity（公開權），將他們不想被髮表的內容公之於眾。”
用法律手段規範改編類影片拍攝迫在眉睫
當前中國電影對真實人物授權改編的認知顯然不夠全面，據現有資料來看，在以上提到的國產影片中，只有《滾蛋吧！腫瘤君》《解救吾先生》《我不是藥神》三部影片明確拿到了原型人物的授權。而其他如《中國合夥人》《親愛的》《失孤》《追兇者也》《嘉年華》等都未有明確的授權。
2013 年陳可辛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明確表示“《中國合夥人》受到了新東方的啟發，但這並不是一個傳記片”。片中成東青的“原型”俞敏洪也曾發微博直言從來沒同意過拿新東方去拍電影，自己也不認識陳可辛。
“不是傳記片就不需要授權”的觀念在當前的電影行業幾乎佔據主流。2014 年陳可辛電影《親愛的》在沒有拿到原型人物高永俠授權的情況下拍完全片，且片尾出現了高永俠和其他多個真實人物的紀錄畫面。高永俠看了影片後表示非常難以接受，“走在路上時常感覺被人指指點點”，她曾向媒體表示準備提起訴訟。
面對這種情況，尹鴻呼籲：“在理論上正確地探討這類作品，包括我們的主管部門、社會各界都能夠正確地認識到真實事件改編電影的虛構規律，不要簡單地用生活去套用影片，不要把一個電影文本的闡釋無限地擴大化。”和尹鴻一樣，李洋也從電影創作的角度期待觀眾和社會各界能夠更大程度地給予電影創作者更多自由空間，“如果大家用事實、用原型來衡量一部電影的話，我覺得就是完全錯誤地理解了電影”。但顯然這種呼籲並不能切實有效地解決當前的爭議。
日前，馮小剛新片《手機2》殺青，但是關於《手機》的紛爭卻遠未停止。崔永元認定自己是《手機》的原型人物，對影片曲意改編非常不滿，馮小剛咬緊牙關否認“手機”系列與崔永元有關。對於如何界定一部影片是否根據了某個真實人物或者真實事件進行改編，當前業內對此看法不盡相同。
賽人從影片改編角度認為“《手機》與崔永元相似的只有三點：一，主人公是一個談話節目主持人；二，這個主持人很幽默；三，《實話實說》欄目當時也正好換了一個主持人。電影只是借鑑了一個公眾人物的形象。”
面對學界和業界的種種爭論，李洋一陣見血地指出：“沒有什麼機制能夠制止糾紛，最終只能從法律層面解決，如果原型人物覺得（改編）不好，可以去訴訟這個劇組。輿論是不能解決這些問題的。”
周鐵東對比美國電影拍攝流程，認為有必要大力提升國內電影從業者的授權改編意識。據他介紹，“美國電影即使片頭寫了免責聲明，但是如果從法律的層面上是可辨識，能夠聯想到是哪個人，或者片中用了他的生活真實等，美國是一個官司國家，一旦律師看到這些情況，那一定會引發一些官司訴訟。”
針對當前真實事件授權改編的現狀，記者採訪了中國傳媒大學文法學部民法、知識產權法方向副教授劉文傑。他就真實人物、事件改編電影的邊界問題，從法律層面給出了回應：“對真人真事進行改編來攝製電影，在我國主要涉及對人物原型的人格保護問題。在這個問題上，人物原型有權要求改編者尊重其名譽、隱私和人格尊嚴。如果觀眾能夠識別出影片角色中的人物原型，並因此導致人物原型的社會評價降低的結果，就可能對人物原型構成了侵權。”
對於周鐵東提出的美國法律對此類影片的規範與制約，劉文傑也給出了他的回應：“在人格的保護和利用上，美國和我國法律存在一些差異。在美國，一般通過公開權制度對人物形象的商業化利用加以調整。我國法律上沒有這一概念，但同樣存在對人格的保護，尤其是對名譽和隱私的保護。如果一部電影旨在描述一個人的私生活事實，需要事先取得當事人的許可。”同時，他也認為電影能在多大程度上描述個人生活，在尊重當事人權益的同時，也要尊重電影自身的創作規律。
迴歸創作本身做積極現實主義電影
面對當前中國電影市場上不斷出現的優秀真實事件改編的電影，多位專家學者都報以殷切的期待，倡議從創作上保護這些優秀影片，給他們更多成長空間和更自由的輿論空間。尹鴻教授在看到這些影片社會意義的同時，也表達了他對“迴歸電影本身”的期待：“我覺得不要把太多社會話題強加給一個電影，這樣，真實事件改編就會逐漸成為一個潮流。來表現在現實中中國人如何一點點地進步，推動人與人的關係、推動整個社會的進步，這類作品確實代表了社會的正能量，代表了我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這一定會成為潮流。當然前提是我們在創作上要保護它。”
影評人是電影進步的鞭策者，賽人指出當前的真實事件改編電影的諸多不足，相對於其他國家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但是至少，我們已經在奮起直追的路上。
李洋談到將電影稱之為“一種更高級的形式”。他希望中國電影可以在更高的層面上呼喚人們共同的情感，觸動大家去改進這個社會：“為什麼外國的一些電影，比如《素媛》《熔爐》這些電影拍出來之後就會觸動實現一些社會改革。一方面是因為作品好；另一方面就是因為電影和社會新聞同樣是來自於真實事件，但是它們給觀眾帶來的感受是不同的，電影畢竟是一種藝術，它具有強大的藝術感染力與說服力，給觀眾的是一種藝術。電影比社會新聞更具有藝術感染力與社會動員力。”
尹鴻總結當前的真實事件改編影片在精神上的一個特點是“積極現實主義”。他進一步闡釋：“積極現實主義與過去那種批判現實主義不一樣，批判現實主義是發現現實中的黑暗與負能量。但這類積極現實主義是在展現生活的改變、體現一種積極的現實主義態度，表現我們在積極地面對生活。這種積極既體現在過程中，也體現在結果。”
聲音
尹鴻：
不要把太多社會話題強加給一個電影，這樣，真實事件改編就會逐漸成為一個潮流。這類影片表現在現實中中國人如何一點點地進步，推動人與人的關係、推動整個社會的進步，確實代表了社會的正能量，代表了我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這一定會成為潮流。當然前提是我們在創作上要保護它。
周鐵東：
好萊塢有一套完整的流程來處理真實事件改編的影片，首先最基礎的一步就是要得到版權方的授權。如果一個電影改編自新聞事件，那麼首先要拿到寫作這個新聞事件的記者、媒體平臺的授權，其次還要拿到新聞涉及的主要人物的授權。必須要有這些授權。
李洋：
真實事件的改編有很多種，但不是所有的改編都能觸及民生問題。醫療、住房、教育，這些問題與每家每戶的生活都是息息相關的，它不是一個事件，而是他們生存、生活的一部分。
賽人：
真實事件改編電影嚴格來說不是一個類型，類型概念的產生與界定是有一定規範的，不能把類型當成一個筐，什麼都往裡裝。
劉文傑：
對真人真事進行改編來攝製電影，在我國主要涉及對人物原型的人格保護問題。在這個問題上，人物原型有權要求改編者尊重其名譽、隱私和人格尊嚴。如果觀眾能夠識別出影片角色中的人物原型，並因此導致人物原型的社會評價降低的結果，就可能對人物原型構成了侵權。
閱讀更多 中國電影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