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陸再奇；作者系宣城市檔案館副館長、宣城歷史文化研究會副秘書長；原文轉自：《宣城與南京的歷史淵源》
宣城今為安徽省設區市（地方二級行政區政府駐地）。春秋末年或戰國早期即為古城邑。公元前323年，宣城即是楚國在長江三角洲重要商貿易城市——爰陵邑所在地，城中設有水關、駐有稅官。元封二年（前109），宣城城區為地方最高一級行政區——丹陽郡治所。宣城城區自西漢起至民國元年（1912），為地方最高一級行政區（相當於今省級政府）或二級行政區（相當於設區市）地方政府駐地，曾是在歷史上“十個王朝”地方最高一級行政區政府駐地，前後800餘年。
南京今為江蘇省會城市（地方最高一級行政區政府駐地）。公元前472年，范蠡在南京主城區建越城。公元前333年，楚國在南京主城區置金陵邑。建安二十六年（221），丹陽郡治由宣城移至南京，南京政區地位迅速提高。南京主城區政區自建安二十六年（221）至新中國成立前，高為國都，低為地方三級行政區（相當於縣一級）地方政府駐地，曾是孫吳、東晉、宋、齊、梁、陳、南唐、明、太平天國及中華民國十個朝代的國都，前後487年。
古往今來，宣城與南京地間地緣、人緣、文緣、方言、習緣、商緣同出一源。
地 緣
歷史上，宣城與南京長時期同屬中央政府管轄下的地方一級行政區（相當於今級省級行政區）。1994版《南京建置志》稱，三國時期東吳孫權移丹陽郡郡治秣陵縣，改置建業縣，在南京政區建置史上是一個重要轉折。今南京市區在秦、漢400多年間不過是江東秣陵一縣的轄地，越城也只是一座軍事防禦性城堡。在此之前，南京的政治、經濟、文化地位遠不如宣城。
上古時期：宣城和南京地境，距今6000多年前，已經有新石器時代村落；距今3000年以前分佈著眾多青銅時代的人類聚居村落。按照《禹貢》、《爾雅》等古籍記載，唐虞夏商時代屬古揚州地域。《漢書•地理志》載，黃帝時代開始“畫野分州”，堯時分天下為十二州，大禹治水後又分天下為九州。宣城與南京同為《禹貢》九州中揚州地域，為五服中離王畿最為遙遠的荒服之國，州界多水，水波揚，得名揚州。《史記•吳太伯世家》載，商代末年，太伯、仲雍“奔荊蠻”，與土著荊蠻人“共立以為句吳”。周武王十三年（約前1122年），封仲雍曾孫周章為吳伯，國號吳。宣城和南京同屬吳國。
春秋戰國時期：周元王四年（前472），越王勾踐滅吳，宣城和南京同屬越國。宣城，建城確切時間暫末發現文字記載， 1957年壽縣出土的《鄂君啟金節》載，公元前323年，封地在湖北鄂城的楚國大貴族、大商人鄂君啟擁有的一支由150艘商船組成的貿易船隊每年在爰陵邑進行商品交易。爰陵邑為鄂君啟商貿船隊東路航線的終點。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和黃盛璋兩老先生反覆論證爰陵邑就是今天的宣城（見黃盛章《再論鄂君啟節交通路線復原與地理問題》）。據此推斷，春秋末年或戰國早期，宣城即為古城邑。京主城區，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踐命范蠡築於長幹裡築越城，為南京主城區建城之始。楚威王七年（前333），“大敗越，取故吳地至浙東”，在石頭山築城置金陵邑，為南京主城區建置政區治所之始。南京史學界認為越城與金陵邑都主要是諸侯爭戰當中建於新佔邊地的軍事城堡，未能成為後世南京古都名城的始基。
秦王朝時期：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秦將王翦“定荊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宣城和南京同屬會稽郡（治吳，今江蘇蘇州境內）。秦王朝在今宣城城區置爰陵縣，今南京主城區置秣陵縣（始皇帝三十七年，毀金陵邑城改置），另置有丹陽縣（始皇帝三十七年）、江乘縣（始皇帝三十七年）、溧陽縣（始皇帝二十六年以楚平陵邑改置）和棠邑縣（始皇帝二十六年以楚平陵邑改置）。秦末或漢初，分會稽郡西部置鄣郡（治故鄣，今浙江安吉縣境內），宣城與南京同鄣郡。
西漢和東漢時期：漢高帝五年（前202），劉邦“以項羽所分楚地王韓信”，宣城與南京同屬韓信楚國。從漢開國至廢江都國80年間，宣城與南京（不含位於長江以北的棠邑縣，下同）先後隸屬荊國、吳國、江都的鄣郡。西漢元封二年（前109），武帝劉徹撤銷鄣郡、增廬江郡（郡治江西鄱陽）四縣，今在宣城城區設丹陽郡，轄今蘇南、皖南和浙北地區17個縣（今析分50多個縣市區），南京所轄秣陵縣（侯國）、丹陽縣（侯國）、胡孰縣（侯國，分江乘縣地置）、江乘縣、溧陽縣地境均隸屬治所在今宣城市區的丹陽郡。宣城是包括今南京在內5.7萬多平方公里（以今所在地匡算）的區域中心。
漢丹陽郡古今對照示意圖
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胡阿祥認為：西漢、東漢以及三國孫吳時期，包括今江蘇南京地區在內的丹陽郡，郡治宣城，直接說明了宣城為其時的江南或曰江南西部的政治中心（載《宣城歷史文化研究》2013年第四期）。
三國孫吳時期：建安二十四年（219），吳主孫權為取荊州，西征蜀將關羽，拜呂範為丹陽太守，“使鎮建業”，囑呂範：“卿好為我居守也。”（《建康實錄》（卷十五）《吳上》）建安二十六年（221），孫權將丹陽郡治由今宣城（時名宛陵）移至今南京（時名建業）江寧區秣陵鎮。此後，歷經東晉、南朝、楊吳、南唐、明首都及其他時期地方中心（西晉揚州丹陽郡、唐代昇州、宋代江寧府、建康府）。自此，南京又稱“丹陽”，成為一郡的中心。《三國志》卷五十六《呂範傳》載：權破羽還，拜範建威將軍，封宛陵侯，領丹陽太守，治建業。1994版《南京建置志》稱，孫吳移丹陽郡郡治秣陵縣，改置建業縣，在南京政區建置史上是一個重要轉折。今南京市區在秦、漢400多年間不過是江東秣陵一縣的轄地，越城也只是一座軍事防禦性城堡。丹陽郡移治建業後，南京政區地位迅速提高。建安二十七年（222），孫權為“建號帝王以圖天下”，稱吳王於武昌，改元黃武。同年，孫權為對付曹魏，將丹陽郡移治位於長江邊的蕪湖縣。黃龍元年（229），吳大帝孫權定都建業（時政區名），南京一躍而為吳國帝都，“十代名都”由此肇始，逐漸發展成為長江中下游和整個東南地區的政治中心。吳廢帝會稽王孫亮五鳳元年（254），丹陽郡由蕪湖遷回宣城（時名宛陵縣）。
注：秦漢時期，秣陵處在海口，海潮過大，不如上游的歷陽（和縣）——牛渚（今馬鞍山市西）渡口安全。因為渡口在歷陽——牛渚，所以丹陽郡開始就在牛渚東南的丹陽縣，故名丹陽郡，後移宛（陵）縣。在東漢末成為孫吳中心，因為孫吳既要抗擊中原曹操，又無力在江北建立中心，只有努力據江建立南岸防線。
西晉和東晉時期：天紀四年（280），西晉兵分八路進攻吳都。三月壬寅（5月1日），龍驤將軍王浚率軍攻破南京，吳主孫皓自縛投降，吳國滅亡，改吳都建業復為秣陵縣，屬丹陽郡。晉武帝司馬炎統一中國，改元太康。太康二年（281），分丹陽郡南部11個縣置宣城郡，戶二萬三千五百；丹陽郡改治秣陵（今南京），轄11個縣，戶五萬一千五百（《晉書•地理志》）。宣城郡、丹陽郡同屬地方最高一級行政區揚州。
隋王朝時期：開皇九年（589）隋平陳，隋文帝楊堅為瓦解南朝陳反抗勢力，貶低南京城的政治影響，詔令“建康城邑宮室並平蕩耕墾，於石頭城置蔣州”，六朝都城只留石頭城用作蔣州治所，六朝京畿之地（今南京主城區）合併為一個江寧縣，六朝古都降至地方最低一級行政區。蔣州轄江寧、當塗、溧水（開皇十一年新置）3縣，戶二萬四千一百二十五。治所在今宣城市區的南豫州，南朝時轄區域隨政權更替變化不定，最多時統領22個郡及僑郡100餘個縣及僑縣，地域包括今安徽省和江蘇省部分地區，隋改南豫州為宣城郡，宣城郡轄宣城、涇縣、南陵、秋浦、綏安、永世6縣，戶一萬九千九百七十九。蔣州（煬帝大業 年，恢復秦漢郡縣舊制，改州為郡，同年夏，改蔣州復為丹陽郡）和宣城郡（煬帝三年，更名宣州）均為地方最高一級行政區，直屬隋王朝中央政府。
唐王朝時期：唐代，今宣城城區先後為宣州總管府、宣州都督府、江南西道、浙江西道、宣歙道、寧國軍的治所所在地，最多時管轄13個縣，包括今南京所轄溧水、溧陽、高淳等地，疆域面積2.7多萬平方公里（以今所在地匡算）。《新唐書•地理志》載：唐天寶十一載（752），全國人口4814.4萬，其中，都城長安196萬，陪都洛陽118.3萬，宣州（州治今宣城市區）88.5萬。宣州人口數佔全國1.84%，僅次於長安、洛陽，位居全國第三。宣州人口之多，一直為時人所稱道。今南京地區建置或為郡或為州，更多的時侯只是為一縣。但其更迭之頻繁，甚於其他朝代。唐武德元年（618），在南京置丹陽郡。武德三年（620），廢丹陽郡，丹陽郡所轄丹陽、溧水、溧陽3縣改屬宣州。至德二年（757），於江寧縣置江寧郡。乾元元年（758）改江寧郡為昇州，轄江寧、句容、溧水、溧陽4縣。寶應元年（762）廢昇州，溧水、溧陽復歸屬宣州。光啟三年（887），復置昇州，割潤州上元、句容和宣州溧水、溧陽。唐一代，今南京市江南部分所隸郡、州更迭八次，南京市區一縣之域，七易其名，至唐末，今南京市區為昇州上元縣。唐乾元元年十二月（759年1月），置浙江西道節度使治所於昇州，統昇、潤、宣、常、蘇、杭等10州。乾元二年，浙江西節度使移治蘇州，置浙西觀察使於昇州。上元二年（761）廢江寧縣改置上元縣，移浙西觀察使治所往宣州，廢昇州。
五代十國時期：宣城和南京同屬建都今江蘇南的楊行密創建的吳國和徐知誥取代吳國建立的南唐，與建都今浙江杭州的吳越國毗鄰。南唐開國，江寧府（南京）立為京府，轄上元、江寧、句容、溧水、溧陽5縣，又先後劃宣州所轄當塗、廣德2縣及析分宣州地境置蕪湖、銅陵、繁昌3縣隸屬江寧府。
宋元明清時期：北宋開寶八年十一月（976年1月），宋軍攻佔南唐都城江寧府，改江寧府為昇州，將原隸屬宣州的蕪湖、繁昌、廣德3縣復歸隸宣州，調整後的昇州統轄上元、江寧、句容、溧陽、溧水5縣，宣州轄宣城、南陵、寧國、旌德、太平、涇、蕪湖、繁昌8縣。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全國分十五路，宣城與南京隸屬江南路。天禧四年（1010），分江南路為江南東路和江南西路，宣城與南京隸屬江南東路。
元代，宣城政治地區地名寧國路，南京政區地名建康路（1329年更名集慶路），宣城與南京統屬江浙行省江東道。江東道至元十三年（1276）設立，治所建康路（今南京城區），成宗大德八年（1304），遷至寧國路（今宣城城區）。
明代，洪武元年八月，朱元璋建南京，置行中書省，以應天府（治南京）、寧國府（治宣城）、廣德州（治廣德，今屬宣城市）等直屬中書省。洪武十三年（1380），撤銷中書省，以應天諸府直隸六部，南直隸轄應天府、寧國府、廣德州等14府、4直隸州直至明末。
明南直隸政區圖（局部）
清代，順治二年五月十五日（1645年6月9日），清軍攻取南京。閏六月二十五日（8月16日）改明南直隸為江南省，置江南布政使，領上下兩江。長江今安徽段稱“上江”，今江蘇段稱“下江”。 宣城居上江，南京居下江。宣城與南京同屬江南省江南布政使。順治十八年，江南布政使分左右布政使，寧國府、廣德州劃歸江南左布政使，江寧府（清王朝貶南京應天府為江寧府）劃歸江南右布政使。康熙六年，江南省分置江安徽、江蘇兩省，寧國府、廣德州隸屬安徽省，江寧府隸屬江蘇省，但是，江寧府為安徽省治所，直至乾隆二十五年（1760）安徽省治所移至安慶府，為安徽省行政中心近百年。
人 緣
宣城與南京原住居民同宗，原始土著居民同為越人，中原地區每逢戰亂，漢民族紛紛南遷，與境內越人不斷融合，漸漸取代原土著居民越人，中原漢人又成為新的土著居民。
舊石器和新石器時代，生活在宣城和南京地境的原始人，隨著謀生手段逐步提高，漸漸形成以原始採集農業為主、輔之以漁獵和畜養的原始經濟，生活方式由遊牧為主轉為定居為主。經過漫長的演變，公元前21世紀的夏王朝，原始社會經濟基本解體，奴隸社會經濟業已形成。商代末年，太伯、仲雍“奔荊蠻”，與土著荊蠻人“共立以為句吳”，統治階層為周人及周人的後裔，土著居民為越人及其後裔。秦漢時期，中原漢人為避戰亂開始遷移今宣城和南京地境。
西漢末年的綠林、赤眉起義和東漢末年董卓亂關中，中原地區的許多地主官僚避難宣城和南京地境，這些遷入的漢人成為開發宣城與南京地境的有生力量。在中原漢人和官府強徵土地的壓力下，越人或與中原漢人融合，或被向山地、高山遷移，反客為主的中原人稱其“山越”，直至唐代，“山越”才被完全同化。
西晉末年，司馬家族的“八位王爺”為爭奪皇帝位，彼此間進行了長達十六年的戰亂，北方少數民族趁機入主中原，導致亡國。建興五年（317）4月，琅邪王司馬睿在王導等晉朝貴族和江東世家大族的支持下，在南京（時名建康）承製改元，即晉王位（尚未稱帝），改元建武，建立東晉王朝。南京成為東晉、南朝宋、齊、梁、陳四個王朝的都城，同時，我國由此也進入了南北朝分裂時期，直至隋滅南朝陳，統一中國，時間長達280多年。東晉南朝時期，宣城為京畿之地，轄今皖南蕪湖、銅陵、池州、馬鞍山、宣城五個省轄市，地控八百里皖江，既是皇族子弟的封地或食邑，又是除京城建康（南京）之外，中原南遷世家大族喬遷的首選之地。
衣冠南渡圖
譙國龍亢（今安徽懷遠縣）人桓彝率族人南渡定居宛陵。太寧三年（325），桓彝以散騎常侍、萬寧縣男的身份出任宣城太守，在今宣城市區陵陽山主峰建宣城古城，陵陽山為宣城歷代王朝地方政府府衙駐地直至民國元年（1912），今為宣城市民休閒的府山廣場。桓彝死後，子孫出將入相，成為左右東晉政局的四大門閥世族之一，在宣城並建有自己的田莊。寧康元年（373），桓彝第四子桓秘被廢黜後居於宛陵，“放志田園，好遊山水”。東晉開國皇帝司馬睿及簡文帝司馬昱（司馬睿少子）為琅琊王時食邑即為宣城郡，南朝齊第五任皇帝蕭鸞登基前受封宣城郡公、宣城王，梁太子蕭大器受封宣城王長達17年。三國孫吳、東晉和南朝宋齊梁陳六個朝代均以南京為都城，史稱“六朝”。六朝的重臣爭著要到宣城當太守，正所謂“六朝以來，風流朝貴，皆求出守此郡”。
唐代安史之亂及其後的藩鎮割據混戰，北宋末年金人南侵，中原一帶再次出現大規模的人口南遷宣城和南京地境。“莫道江南非樂土，南人多是北人來”，形象地概括了中原漢人大規模遷徙宣城和南京的歷史。
安史之亂
隨著中原漢人大規模南遷的終結，代之而起的是兩地區域間的移民。宣城貢氏始祖貢祖文，北宋靖康年間（1126～1127），隨宋高宗南下建康（今江蘇南京），奉命堅守秣陵（今江寧境內），將家小安頓在宣城南漪湖畔建村居住，後人稱此地貢村。《廣陵侯神道碑銘》曰：“（貢）祖文由大名之蒲城徙居秣陵，又自秣陵徙宣城南漪湖”。金陵（南京）梅氏，是宣城文峰（山口）梅氏分支，始祖梅瑴成（1681～1764），清代梅文鼎之孫，曾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乾隆十八年（1753）致仕後遷居南京明瓦廊，其後裔入南京籍。
文 緣
宣城與南京文化上同源，考古學文化上既同屬長江下游吳文化圈；東漢時，丹陽郡太守李忠在郡治宣城辦開學校，傳授中原文化，南京土著居民始受中原文化；六朝時，宣城作為都城建康（南京）京畿之地，南京的人文文化對宣城產生了深刻影響，植下了宣城“詩歌文化”傳統；唐宋時期，李白、杜牧、張孝祥、蘇軾等詩人，遊歷宣城、南京，在兩地間留下了許多膾炙人口的名篇佳作；元明清至今，宣城與南京兩地文人頻繁互動，進一步促進了兩地間的文化交流
考古發現，距今6000年到5000年左右的北陰陽營文化，主要分佈在今江蘇省寧鎮地區和安徽省東南部，因遺址位於南京市雲南路北陰陽營8號得名，此處是南京市發現的最早的文明，故稱南京文明的發源地。商周時期分佈在寧鎮丘陵和皖東南的湖熟文化，是融合了中原周文化和當地土著文化而發展起來的具有南方特色的一支青銅文化。有學者推測，皖南寧鎮地區“湖熟文化”的創造者或即南淮夷的一支，他們就是吳文化的土著民。金文記載，周王朝征伐淮夷、南淮夷，“略金”、“俘吉金”，其目的可能正是為了打通“金道錫行”，控制南方的貴金屬資源。春秋戰國時期，宣城與南京融入了吳越大文化圈。《呂氏春秋•知化篇》所謂“吳之與越也,接土為鄰境,壤交道屬,習俗同,言語通。我得其地能處之,得其民能使之,越於我亦然。”吳、越之民又錯雜相居,互相遷移。公元前2100—1600年間，相當於夏朝，宣城與南京同屬點將臺文化。
西漢元封二年（前109），武帝劉徹在宣城設丹陽郡，宣城是包括今南京在內的地方最高一級行政區政府駐地（相當今省會城市），直接說明了宣城為其時的江南或曰江南西部的政治中心（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胡阿詳）。東漢光武帝建武六年（30），中水侯李忠來郡治宣城任丹陽郡太守，創辦學校，同樣為南京地區有記載的辦學之始（《南京市志簡志》）。《重修江寧府學碑記》載：“金陵古荒服地，東漢建武中，中水侯李忠為丹陽太守，始起學校，習禮容，革其舊俗。”
三國孫吳，東晉，南朝宋齊梁陳相繼建都南京，南京不僅是全國的經濟、政治中心，同時也是文化中心，史稱“六朝古都”。宣城為京畿之地，受其影響深刻。南朝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冬，范曄被宋文帝貶出京城（南京），出任宣城太守，在郡六年，撰成《後漢書》，堪稱宣城大地上誕生的第一篇傳世名著。齊明帝建武二年（495年），謝脁由南京出任宣城太守，在宣城的兩年，是其一生創作最旺盛的時期，其存詩的四分之一作於宣城，且開創了一代山水詩先風，著有《謝宣城集》，開啟“宣城自古詩人地”先風。
南京城牆磚
開皇九年（589），隋滅陳之後，隋文帝楊堅平建康（南京、南朝陳都城）城邑宮室為耕田，盛極一時的“六朝古都”幾乎蕩然無存。唐代，南京由國都降為上元縣，社會地位急劇下降。隋唐時期，南京的地位遠不如宣城。唐代，宣城是國家糧食生產基地、錢幣鑄造基地、軍用武器製造基地、物產多貢品、商貿繁榮地、文風昌盛地，社會經濟文化事業迅速提升，朝廷官員爭往宣州為宦，詩人墨客爭向宣州一遊，先後湧現出盛唐和唐五代兩個本土詩人群體，南京反而接受宣城幅射。唐宋時期，大詩人李白、杜牧、張孝祥、蘇軾等詩人，遊歷宣城、南京，在兩地間留下了許多膾炙人口的名篇佳作。
明初，開國皇帝朱元璋將敬亭山大和尚金碧峰詔至南京，專門為其建寺廟；明末，評話宗師柳敬亭遊歷宣城、南京，他們分別從不層面促進了宣城與南京的文化交流。清代，金陵才女王貞儀與宣城才子詹枚結為伉麗，成為“宣城數學派”的重要成員。宣城入籍南京的梅文鼎之孫梅瑴成之孫梅衝，聚金陵才女侯芝為妻，生子梅曾亮。梅曾亮，道光二年 (1822)進士，曾師從姚鼐，是繼姚鼐之後影響最大的桐城派代表人物。《清史稿•梅曾亮》對其評價是：“京師治文者，皆從梅氏問法。當是時，管同已前逝，曾亮最為大師。”民國9年（1920年），宣城西梅村人梅光迪應邀出任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次年更名國立東南大學）西洋文學系主任。他們是宣城和南京兩地間文化大使的代表人物。
方 言
歷史上宣城和南京方言屢有演變，最原始的土著語言為越語，春秋戰國時期逐漸演變為吳語，魏晉南北朝後出現吳語和江淮官話共存，新中國成立後漸漸統一為普通話。
越語，是生活在宣城和南京地境古人類在長期的狩獵和採集活動中形成的語言。公元前21世紀，夏王朝第六代國王少康封庶子無餘于越地，史稱越國，因此得名。漢劉向《說苑•善說篇》真實記錄了先秦時期古越語的面貌。隨著越人被中原漢人同化，越語漸漸消失，唐代越人被中原漢人完全同化，古越語作為一種語言徹底消失。
吳語，源於距今四千多年前，太伯、仲雍率部族南遷，為融入土著越人不得不使用一部分古越語，周人的語言和古越語結合，構成了吳語的最初基礎，即古吳語。古吳語與古越語相比，具有地理位置上的優越性，更多地吸收中原文化，從而走在越文化的前面，得以進一步傳播和發展。春秋後期，當時的吳國文化已經達到相當的水準。吳國北過長東、淮河稱霸中原，一些中原漢人南遷，在與中原漢人交往、融合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一種新語言，因為當時的吳國多使用這種語言，人們稱其為吳語。吳語的形成過程中，不僅受中原文化的影響，同時還受楚國文化的影響。據史實記載，魏晉南北朝時，宣城和南京兩地居民的語言仍屬於婉轉嫵媚、溫柔細軟的江東吳語區。隨著北人南遷，今南京高淳西部、溧水南部（縣城為吳語和江淮官話的分界線）及宣城境內的寧國、宣州、郎溪、廣德、涇縣、旌德部分地區仍為吳語區，其他地區為江淮官話取代。
江淮官話，是歷次北方移民累積作用的形成。西晉“永嘉之亂”後，司馬睿在建康（今江蘇南京）建立東晉政權，隨後洛陽、山東、江淮等地北方世家大族紛紛南下，人數在一百萬人以上，超過原住居民，南北人戶雜居矛盾不斷，為安置這些南遷的北人，在都城建康（南京）和古宣州（範圍大體包括今皖南的蕪湖、宣城、馬鞍山、銅陵、池州等5市）境內建立了許多僑州、郡、縣，南北人戶雜居，後來又在建康及其周圍地區建立了許多僑州、郡、縣。這是歷史上吳語第一次受到北方話的嚴重衝擊。其後，大批北方人多次大規模南下，吳語一次次受到北方話衝擊。南遷漢人帶來的北方話和原有的吳語差異很大。他們在與當地人的交往中，必然使兩者的語言在一定程度上發生變化和互相吸收、影響。陳寅恪在《東晉南朝之吳語》中說：“東晉南朝官吏接士人則用北語，庶人則用吳語”，說明兩種語言交互出現在不同人或不同場合中。東晉宰相王導為聯絡南方士族，常說吳語，北方士族嘲笑他說：“王導沒有什麼特長，只不過會說幾句吳語罷了”。從王導學說吳語的情況可以看出，當時有相當數量的北方移民“入鄉隨俗”學會了吳語。唐末五代及北宋末年，大批北方和江淮之間的人再度南下宣城和南京地境，北方話和吳語進一步融合。唐宋時期介於兩者之間的江淮官話終於形成。宣城和南京的江淮話屬於洪澤湖—巢湖片，屬於最典型的江淮官話。南京市區除高淳區、溧水區北部外均為江淮官話分佈區，宣城境內主要分佈在宣州區中部、郎溪縣中部、寧國市東南部以及寧國、宣城、涇縣交界地帶。
新中國成立前，宣城和南京兩地的方言為江淮官話和宣州吳語。新中國成立後，特別是1957年推廣普通話以來，地域方言主要在沒受過“普通話”教育的農村人群中使用，在中年以下的人群中“後繼無人”，不久將歸於消失。
習 俗
宣城與南京兩地的民間風俗，古稱氣躁勁、民性輕揚，斷髮文身，尚鬼好祀，俗好劍，輕死易發。秦漢時期，宣城與南京歸屬大一統中國，土著居民和北方人民互相遷移，尤其是東晉、南朝的宋齊梁陳建都南京，中原文化南移，宣城和南京兩地的風俗發生了很大的嬗變，逐漸由尚武崇霸向尚禮崇文轉變。隋唐時期民間仍處在由尚武崇文的嬗變中，元明清時期社會崇文風俗定型。
宣城與南京的民風民俗，自古就與中原有較大差別。《吳越春秋》雲:“（越）人性絕而愚,水行山處。以船為車,以楫為馬。悅兵敢死。”《漢書•地理志》:“吳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易發。”《隋書•地理志》曰：“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魚稻富饒，不憂飢餓，信鬼神，喜淫祀。”
“斷髮文身”，斷髮就是剪短髮，便於水上作業；文身上在身體上塗繪龍蛇等圖案，使自己像龍一樣，避免蛟龍侵害，以求自保。《說苑•奉使》：“（越人）剪髮文身，爛然成章，以像龍子，將避水神。”《漢書•地理志》載：“帝少康之庶子云，封於會稽，文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論衡•四諱篇》：“吳越之俗，斷髮文身。”《史記•趙世家•正義》載，越人文身之法“刻其肌，以青丹涅之”。東漢《風俗通義》作者應劭認為越人“常在水中，故斷其發，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也”。沿襲幾千年的民間划龍舟比賽風俗，源於古越族敬龍祭龍 “娛神娛己”活動。斷髮的特徵，一直到東漢時宣城和南京的土著越人中還有遺存。
手獅舞
“尚鬼好祀”，是古越人在與水患鬥爭中，懾於水中鬼怪的心理願望，逐漸形成了信仰。隋唐時期這種信巫鬼好淫祀之狀況仍然十分普遍, 《隋書•地理志》載:“其俗信鬼神,好淫祀。”唐崔龜《宣州昭亭山梓華君神祠記》中雲:“吳越之俗尚鬼,民有病者不謁醫而禱神。”《太平廣記》卷303《宣州司戶》曰：“吳俗畏鬼，每州縣必有城隍廟。”《隋唐嘉話》載，武則天垂拱四年（688）六月，狄仁傑擔任江南道巡撫大使，對江南“歲時尚淫祀”的風俗極為不滿,強制進行大規模的移風易俗,將1700餘所祠廟中的700餘所祠廟焚燬，唯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長慶三年(823) ,浙西觀察使李德裕又上書朝廷,請求“去管內淫祠一千一十五所”。
“好武習戰”。《三國志•吳志•諸葛恪傳》載：“丹陽山險，民多果勁，……丹陽地勢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接，周旋數千裡，其幽邃民人，嘗入城邑，對長吏，皆仗兵野逸，白首於林莽。逋亡宿惡，鹹共逃竄。山有銅鐵，自鑄甲兵。俗好武習戰，高尚氣力，其升山赴險，抵突叢棘，若魚之走淵，猿狖之騰木也。時觀間隙，出為寇盜，每致兵征伐，尋其窟藏，其戰則蜂至，敗則鳥竄，自前世以來，不能羈也”將宣城與南京地境的土著越人好戰描繪得淋漓盡致，讓人感到栩栩如生。
漢末“董卓亂兩京”、西晉“永嘉南渡”、唐“安史之亂”、北宋“靖康之恥”，中原漢人多次大規模南遷，中原風俗與宣城南京風俗漸趨融合，風俗民情日漸多樣化。近現代以來，受外來文化侵襲和人員頗繁流動的影響，宣城與南京的多數風俗習慣與全國各地趨向同一化，但是，由於歷史、文化等因素的影響，至今在生產、生活、人生信仰等方面仍存在著一些獨特民間風俗或別具特色的風俗習慣。有的習緣還依稀可見，有的雖然消失了，但歷史上不同時期出版的地方誌書、史書均有明確記載。
商 緣
水運主宰人類交通的時代，宣城與南京間的商品交易由青弋江、水陽江經長江往返兩地。南京為帝都時，宣城為京畿之地和經濟、物資的大後方。明清時期，南京是寧國府商幫（又稱宣州商幫）重要經商地。宣城地境的農副土特產品外銷南京，同時購進雜貨、油品、布匹、百貨等日用品。新中國成立後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宣城與南京經濟聯繫更加密切。
宣城與南京兩地的商緣，至少可追溯至西漢初年吳王劉濞時期。兩漢和三國孫吳早期，宣城是包括南京在內的蘇南皖南和浙北的區域中心，彼此間商貿往來加強。吳主孫權佔據江東以後，充分利用優越的自然地理條件，大力發展商業經濟，宣城與南京間的商貿往來進一步加強。東晉及南朝宋齊梁陳王朝建都南京（時名建業），南京作為長江下游的經濟中心，秦淮河兩岸“貢使商旅方舟萬計”、“通衢過道，貨輻九州島”。宣城多為皇室子弟的食邑封地，中原人士南遷除都城南京之外遷居的首選地，原先在中原地區的士族、仕人、手工業者、商賈等紛紛移居境內，致使商貿日盛，邑人“竟商販不為田業”。 宣城地境大量的竹木、絲織品、茶葉等農產品銷往帝都南京，大批商人在宣城與南京間頻繁往來。
南京老天寶銀樓
隋唐時期，宣城與南京地境形成了新一輪的土地墾殖高潮，土地開墾的範圍擴大條件較為艱苦的山陵及湖泊沼澤地，一些原來只是小規模利用的資源也得到了很大發展，物產種類更加豐富，商業性經濟作物如茶葉、蠶桑、水果、水產品等種植面積越來越大，為商品交易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唐代，宣城為國家糧食生產基地、國家錢幣和軍用武器鑄造基地、物產多貢品，中央政府在宣城境內設有“宛陵監”、“梅陵監”、“銅冶”、“鉛冶”、“巡院”和“軍械作坊”等直屬機構，管理開採、冶鑄、金屬加工製造，徵收鹽稅和茶葉稅及負責國家軍用武器的製作。南京本為六朝帝都，隋滅陳後，一度遭到有意識的削弱，唐將其降為上元縣，政治地位下降，但商業經營並沒有停止，楊吳、南唐時復為帝都。宣城和南京兩地兩地商業市場更加活躍，百姓“交貿往還，逐市趨利”，往來兩地的商人熙熙攘攘，呈現出“暮潮聲落草光沉，賈客來帆宿岸陰”的熱鬧景觀。
宋代宣城、南京城區打破了唐代城市中居住區的“坊”與商業區“市”的界線，街面上隨處都有店鋪、酒樓、旅舍及商販，買賣晝夜不斷，頗具近現代商業特色。“（宣城）凡生齒輿賦之數，實夥他郡，為州之望，亞於江寧府”，宣城生產的茶葉、絹織品和文房四寶等大量銷往南京。
明清時期，宣城一帶“擁沃饒以為利，侈露積以為富，挾膏腴以傲刀錐”。嘉靖、萬曆年間的崛起的寧國府商幫（又稱宣州商幫），是安徽境內僅次於徽商的第二大商幫。南京是寧國府商幫重要經商地，寧國府商人在南京黨家巷、竹杆巷、油市大街等地建有五處會館，其中，金陵涇縣會館，位於南京百化巷。《金陵涇邑會館錄》載：會館建於清嘉慶十年（1805），終於嘉慶二十年（1815），歷時十年；《金陵旌德會館志》載，旌德黨家巷會館，嘉慶十年（1805）擴建時捐款者183人，嘉慶十一年（1806）重造樓廳時，捐款者達380人。同治三年（1864），涇縣人徐輝堂在南京中華門開設的“徐源記茶棧”，一直經營到新中國建立後，時間長達90多年。1915年，南京“同春茶號”與宣城縣吳氏兄弟茶行合作，將宣城優質茶“宣地城頂色”送巴拿馬參賽獲一等獎。清光緒年間，南京溧陽殷姓商人在郎溪梅渚設有大小店號約五六家，擁有流動資金4萬餘元，以資產論，殷姓商人控制了梅渚鎮的商業。光緒三十二年（1906），殷源浚當選為梅渚商會會長。民國7年（1918），殷源浚任“中華全國總商會安徽省梅渚直屬分會會長。
金陵涇縣會館
連接宣城與南京的中國第一條商辦鐵路——江南鐵路，為清末至民國年間南京至宣城孫家埠鐵路總稱，沿途重要站點有南京（中華門），馬鞍山，蕪湖，宣城，孫家埠。其建路史可追溯到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6月份，歷經光緒、宣統、北洋政府府、國民政府二個朝代四屆政府，1935年5月，南京中華門至宣城孫家埠175公里幹線正式通車，有機車11 臺，客車1輛，貨車240 輛。其倡議者為時任清政府翰林院編修、旌德人呂佩芬（胡適妻江冬秀外祖父）。1937年12月，日軍入侵，宣城、蕪湖、南京相繼陷落，全線為華中鐵道株式會社霸佔8 年。抗戰勝利後，商辦江南鐵路公司派員接收。由於全線遭受破壞，蕪湖至孫家埠段軌、枕（木）全無，車站毀於兵火。1948年9月1日，才恢復通車。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位於南京市區的江蘇省國防工辦先後宣城市所轄的廣德縣境內建有971廠（新蘇機械廠）、940廠（南京造幣廠）、8390廠（國營燎原機械廠）、8320廠4個軍工企業，主要生產步槍、手槍、步槍彈、手槍彈、軍用通訊線及載波機，並在寧國縣籌建了1個發電廠。南京造幣有限公司還將位於廣德縣柏墊鎮前程村月克衝自然村的原940廠鍛造工房改造為傳統教育基地，於2012年6月19日舉行揭牌儀式，並建有“南幣•前程文化書屋”。
南京都市圈示意圖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紀初，宣城和南京同屬南京經濟協作區成員城市。2013年，宣城正式加入南京都市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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