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陆再奇；作者系宣城市档案馆副馆长、宣城历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原文转自：《宣城与南京的历史渊源》
宣城今为安徽省设区市（地方二级行政区政府驻地）。春秋末年或战国早期即为古城邑。公元前323年，宣城即是楚国在长江三角洲重要商贸易城市——爰陵邑所在地，城中设有水关、驻有税官。元封二年（前109），宣城城区为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区——丹阳郡治所。宣城城区自西汉起至民国元年（1912），为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区（相当于今省级政府）或二级行政区（相当于设区市）地方政府驻地，曾是在历史上“十个王朝”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区政府驻地，前后800余年。
南京今为江苏省会城市（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区政府驻地）。公元前472年，范蠡在南京主城区建越城。公元前333年，楚国在南京主城区置金陵邑。建安二十六年（221），丹阳郡治由宣城移至南京，南京政区地位迅速提高。南京主城区政区自建安二十六年（221）至新中国成立前，高为国都，低为地方三级行政区（相当于县一级）地方政府驻地，曾是孙吴、东晋、宋、齐、梁、陈、南唐、明、太平天国及中华民国十个朝代的国都，前后487年。
古往今来，宣城与南京地间地缘、人缘、文缘、方言、习缘、商缘同出一源。
地 缘
历史上，宣城与南京长时期同属中央政府管辖下的地方一级行政区（相当于今级省级行政区）。1994版《南京建置志》称，三国时期东吴孙权移丹阳郡郡治秣陵县，改置建业县，在南京政区建置史上是一个重要转折。今南京市区在秦、汉400多年间不过是江东秣陵一县的辖地，越城也只是一座军事防御性城堡。在此之前，南京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远不如宣城。
上古时期：宣城和南京地境，距今6000多年前，已经有新石器时代村落；距今3000年以前分布着众多青铜时代的人类聚居村落。按照《禹贡》、《尔雅》等古籍记载，唐虞夏商时代属古扬州地域。《汉书•地理志》载，黄帝时代开始“画野分州”，尧时分天下为十二州，大禹治水后又分天下为九州。宣城与南京同为《禹贡》九州中扬州地域，为五服中离王畿最为遥远的荒服之国，州界多水，水波扬，得名扬州。《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商代末年，太伯、仲雍“奔荆蛮”，与土著荆蛮人“共立以为句吴”。周武王十三年（约前1122年），封仲雍曾孙周章为吴伯，国号吴。宣城和南京同属吴国。
春秋战国时期：周元王四年（前472），越王勾践灭吴，宣城和南京同属越国。宣城，建城确切时间暂末发现文字记载， 1957年寿县出土的《鄂君启金节》载，公元前323年，封地在湖北鄂城的楚国大贵族、大商人鄂君启拥有的一支由150艘商船组成的贸易船队每年在爰陵邑进行商品交易。爰陵邑为鄂君启商贸船队东路航线的终点。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和黄盛璋两老先生反复论证爰陵邑就是今天的宣城（见黄盛章《再论鄂君启节交通路线复原与地理问题》）。据此推断，春秋末年或战国早期，宣城即为古城邑。京主城区，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践命范蠡筑于长干里筑越城，为南京主城区建城之始。楚威王七年（前333），“大败越，取故吴地至浙东”，在石头山筑城置金陵邑，为南京主城区建置政区治所之始。南京史学界认为越城与金陵邑都主要是诸侯争战当中建于新占边地的军事城堡，未能成为后世南京古都名城的始基。
秦王朝时期：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秦将王翦“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宣城和南京同属会稽郡（治吴，今江苏苏州境内）。秦王朝在今宣城城区置爰陵县，今南京主城区置秣陵县（始皇帝三十七年，毁金陵邑城改置），另置有丹阳县（始皇帝三十七年）、江乘县（始皇帝三十七年）、溧阳县（始皇帝二十六年以楚平陵邑改置）和棠邑县（始皇帝二十六年以楚平陵邑改置）。秦末或汉初，分会稽郡西部置鄣郡（治故鄣，今浙江安吉县境内），宣城与南京同鄣郡。
西汉和东汉时期：汉高帝五年（前202），刘邦“以项羽所分楚地王韩信”，宣城与南京同属韩信楚国。从汉开国至废江都国80年间，宣城与南京（不含位于长江以北的棠邑县，下同）先后隶属荆国、吴国、江都的鄣郡。西汉元封二年（前109），武帝刘彻撤销鄣郡、增庐江郡（郡治江西鄱阳）四县，今在宣城城区设丹阳郡，辖今苏南、皖南和浙北地区17个县（今析分50多个县市区），南京所辖秣陵县（侯国）、丹阳县（侯国）、胡孰县（侯国，分江乘县地置）、江乘县、溧阳县地境均隶属治所在今宣城市区的丹阳郡。宣城是包括今南京在内5.7万多平方公里（以今所在地匡算）的区域中心。
汉丹阳郡古今对照示意图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胡阿祥认为：西汉、东汉以及三国孙吴时期，包括今江苏南京地区在内的丹阳郡，郡治宣城，直接说明了宣城为其时的江南或曰江南西部的政治中心（载《宣城历史文化研究》2013年第四期）。
三国孙吴时期：建安二十四年（219），吴主孙权为取荆州，西征蜀将关羽，拜吕范为丹阳太守，“使镇建业”，嘱吕范：“卿好为我居守也。”（《建康实录》（卷十五）《吴上》）建安二十六年（221），孙权将丹阳郡治由今宣城（时名宛陵）移至今南京（时名建业）江宁区秣陵镇。此后，历经东晋、南朝、杨吴、南唐、明首都及其他时期地方中心（西晋扬州丹阳郡、唐代昇州、宋代江宁府、建康府）。自此，南京又称“丹阳”，成为一郡的中心。《三国志》卷五十六《吕范传》载：权破羽还，拜范建威将军，封宛陵侯，领丹阳太守，治建业。1994版《南京建置志》称，孙吴移丹阳郡郡治秣陵县，改置建业县，在南京政区建置史上是一个重要转折。今南京市区在秦、汉400多年间不过是江东秣陵一县的辖地，越城也只是一座军事防御性城堡。丹阳郡移治建业后，南京政区地位迅速提高。建安二十七年（222），孙权为“建号帝王以图天下”，称吴王于武昌，改元黄武。同年，孙权为对付曹魏，将丹阳郡移治位于长江边的芜湖县。黄龙元年（229），吴大帝孙权定都建业（时政区名），南京一跃而为吴国帝都，“十代名都”由此肇始，逐渐发展成为长江中下游和整个东南地区的政治中心。吴废帝会稽王孙亮五凤元年（254），丹阳郡由芜湖迁回宣城（时名宛陵县）。
注：秦汉时期，秣陵处在海口，海潮过大，不如上游的历阳（和县）——牛渚（今马鞍山市西）渡口安全。因为渡口在历阳——牛渚，所以丹阳郡开始就在牛渚东南的丹阳县，故名丹阳郡，后移宛（陵）县。在东汉末成为孙吴中心，因为孙吴既要抗击中原曹操，又无力在江北建立中心，只有努力据江建立南岸防线。
西晋和东晋时期：天纪四年（280），西晋兵分八路进攻吴都。三月壬寅（5月1日），龙骧将军王浚率军攻破南京，吴主孙皓自缚投降，吴国灭亡，改吴都建业复为秣陵县，属丹阳郡。晋武帝司马炎统一中国，改元太康。太康二年（281），分丹阳郡南部11个县置宣城郡，户二万三千五百；丹阳郡改治秣陵（今南京），辖11个县，户五万一千五百（《晋书•地理志》）。宣城郡、丹阳郡同属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区扬州。
隋王朝时期：开皇九年（589）隋平陈，隋文帝杨坚为瓦解南朝陈反抗势力，贬低南京城的政治影响，诏令“建康城邑宫室并平荡耕垦，于石头城置蒋州”，六朝都城只留石头城用作蒋州治所，六朝京畿之地（今南京主城区）合并为一个江宁县，六朝古都降至地方最低一级行政区。蒋州辖江宁、当涂、溧水（开皇十一年新置）3县，户二万四千一百二十五。治所在今宣城市区的南豫州，南朝时辖区域随政权更替变化不定，最多时统领22个郡及侨郡100余个县及侨县，地域包括今安徽省和江苏省部分地区，隋改南豫州为宣城郡，宣城郡辖宣城、泾县、南陵、秋浦、绥安、永世6县，户一万九千九百七十九。蒋州（炀帝大业 年，恢复秦汉郡县旧制，改州为郡，同年夏，改蒋州复为丹阳郡）和宣城郡（炀帝三年，更名宣州）均为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区，直属隋王朝中央政府。
唐王朝时期：唐代，今宣城城区先后为宣州总管府、宣州都督府、江南西道、浙江西道、宣歙道、宁国军的治所所在地，最多时管辖13个县，包括今南京所辖溧水、溧阳、高淳等地，疆域面积2.7多万平方公里（以今所在地匡算）。《新唐书•地理志》载：唐天宝十一载（752），全国人口4814.4万，其中，都城长安196万，陪都洛阳118.3万，宣州（州治今宣城市区）88.5万。宣州人口数占全国1.84%，仅次于长安、洛阳，位居全国第三。宣州人口之多，一直为时人所称道。今南京地区建置或为郡或为州，更多的时侯只是为一县。但其更迭之频繁，甚于其他朝代。唐武德元年（618），在南京置丹阳郡。武德三年（620），废丹阳郡，丹阳郡所辖丹阳、溧水、溧阳3县改属宣州。至德二年（757），于江宁县置江宁郡。乾元元年（758）改江宁郡为昇州，辖江宁、句容、溧水、溧阳4县。宝应元年（762）废昇州，溧水、溧阳复归属宣州。光启三年（887），复置昇州，割润州上元、句容和宣州溧水、溧阳。唐一代，今南京市江南部分所隶郡、州更迭八次，南京市区一县之域，七易其名，至唐末，今南京市区为昇州上元县。唐乾元元年十二月（759年1月），置浙江西道节度使治所于昇州，统昇、润、宣、常、苏、杭等10州。乾元二年，浙江西节度使移治苏州，置浙西观察使于昇州。上元二年（761）废江宁县改置上元县，移浙西观察使治所往宣州，废昇州。
五代十国时期：宣城和南京同属建都今江苏南的杨行密创建的吴国和徐知诰取代吴国建立的南唐，与建都今浙江杭州的吴越国毗邻。南唐开国，江宁府（南京）立为京府，辖上元、江宁、句容、溧水、溧阳5县，又先后划宣州所辖当涂、广德2县及析分宣州地境置芜湖、铜陵、繁昌3县隶属江宁府。
宋元明清时期：北宋开宝八年十一月（976年1月），宋军攻占南唐都城江宁府，改江宁府为昇州，将原隶属宣州的芜湖、繁昌、广德3县复归隶宣州，调整后的昇州统辖上元、江宁、句容、溧阳、溧水5县，宣州辖宣城、南陵、宁国、旌德、太平、泾、芜湖、繁昌8县。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全国分十五路，宣城与南京隶属江南路。天禧四年（1010），分江南路为江南东路和江南西路，宣城与南京隶属江南东路。
元代，宣城政治地区地名宁国路，南京政区地名建康路（1329年更名集庆路），宣城与南京统属江浙行省江东道。江东道至元十三年（1276）设立，治所建康路（今南京城区），成宗大德八年（1304），迁至宁国路（今宣城城区）。
明代，洪武元年八月，朱元璋建南京，置行中书省，以应天府（治南京）、宁国府（治宣城）、广德州（治广德，今属宣城市）等直属中书省。洪武十三年（1380），撤销中书省，以应天诸府直隶六部，南直隶辖应天府、宁国府、广德州等14府、4直隶州直至明末。
明南直隶政区图（局部）
清代，顺治二年五月十五日（1645年6月9日），清军攻取南京。闰六月二十五日（8月16日）改明南直隶为江南省，置江南布政使，领上下两江。长江今安徽段称“上江”，今江苏段称“下江”。 宣城居上江，南京居下江。宣城与南京同属江南省江南布政使。顺治十八年，江南布政使分左右布政使，宁国府、广德州划归江南左布政使，江宁府（清王朝贬南京应天府为江宁府）划归江南右布政使。康熙六年，江南省分置江安徽、江苏两省，宁国府、广德州隶属安徽省，江宁府隶属江苏省，但是，江宁府为安徽省治所，直至乾隆二十五年（1760）安徽省治所移至安庆府，为安徽省行政中心近百年。
人 缘
宣城与南京原住居民同宗，原始土著居民同为越人，中原地区每逢战乱，汉民族纷纷南迁，与境内越人不断融合，渐渐取代原土著居民越人，中原汉人又成为新的土著居民。
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生活在宣城和南京地境的原始人，随着谋生手段逐步提高，渐渐形成以原始采集农业为主、辅之以渔猎和畜养的原始经济，生活方式由游牧为主转为定居为主。经过漫长的演变，公元前21世纪的夏王朝，原始社会经济基本解体，奴隶社会经济业已形成。商代末年，太伯、仲雍“奔荆蛮”，与土著荆蛮人“共立以为句吴”，统治阶层为周人及周人的后裔，土著居民为越人及其后裔。秦汉时期，中原汉人为避战乱开始迁移今宣城和南京地境。
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起义和东汉末年董卓乱关中，中原地区的许多地主官僚避难宣城和南京地境，这些迁入的汉人成为开发宣城与南京地境的有生力量。在中原汉人和官府强征土地的压力下，越人或与中原汉人融合，或被向山地、高山迁移，反客为主的中原人称其“山越”，直至唐代，“山越”才被完全同化。
西晋末年，司马家族的“八位王爷”为争夺皇帝位，彼此间进行了长达十六年的战乱，北方少数民族趁机入主中原，导致亡国。建兴五年（317）4月，琅邪王司马睿在王导等晋朝贵族和江东世家大族的支持下，在南京（时名建康）承制改元，即晋王位（尚未称帝），改元建武，建立东晋王朝。南京成为东晋、南朝宋、齐、梁、陈四个王朝的都城，同时，我国由此也进入了南北朝分裂时期，直至隋灭南朝陈，统一中国，时间长达280多年。东晋南朝时期，宣城为京畿之地，辖今皖南芜湖、铜陵、池州、马鞍山、宣城五个省辖市，地控八百里皖江，既是皇族子弟的封地或食邑，又是除京城建康（南京）之外，中原南迁世家大族乔迁的首选之地。
衣冠南渡图
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县）人桓彝率族人南渡定居宛陵。太宁三年（325），桓彝以散骑常侍、万宁县男的身份出任宣城太守，在今宣城市区陵阳山主峰建宣城古城，陵阳山为宣城历代王朝地方政府府衙驻地直至民国元年（1912），今为宣城市民休闲的府山广场。桓彝死后，子孙出将入相，成为左右东晋政局的四大门阀世族之一，在宣城并建有自己的田庄。宁康元年（373），桓彝第四子桓秘被废黜后居于宛陵，“放志田园，好游山水”。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及简文帝司马昱（司马睿少子）为琅琊王时食邑即为宣城郡，南朝齐第五任皇帝萧鸾登基前受封宣城郡公、宣城王，梁太子萧大器受封宣城王长达17年。三国孙吴、东晋和南朝宋齐梁陈六个朝代均以南京为都城，史称“六朝”。六朝的重臣争着要到宣城当太守，正所谓“六朝以来，风流朝贵，皆求出守此郡”。
唐代安史之乱及其后的藩镇割据混战，北宋末年金人南侵，中原一带再次出现大规模的人口南迁宣城和南京地境。“莫道江南非乐土，南人多是北人来”，形象地概括了中原汉人大规模迁徙宣城和南京的历史。
安史之乱
随着中原汉人大规模南迁的终结，代之而起的是两地区域间的移民。宣城贡氏始祖贡祖文，北宋靖康年间（1126～1127），随宋高宗南下建康（今江苏南京），奉命坚守秣陵（今江宁境内），将家小安顿在宣城南漪湖畔建村居住，后人称此地贡村。《广陵侯神道碑铭》曰：“（贡）祖文由大名之蒲城徙居秣陵，又自秣陵徙宣城南漪湖”。金陵（南京）梅氏，是宣城文峰（山口）梅氏分支，始祖梅瑴成（1681～1764），清代梅文鼎之孙，曾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乾隆十八年（1753）致仕后迁居南京明瓦廊，其后裔入南京籍。
文 缘
宣城与南京文化上同源，考古学文化上既同属长江下游吴文化圈；东汉时，丹阳郡太守李忠在郡治宣城办开学校，传授中原文化，南京土著居民始受中原文化；六朝时，宣城作为都城建康（南京）京畿之地，南京的人文文化对宣城产生了深刻影响，植下了宣城“诗歌文化”传统；唐宋时期，李白、杜牧、张孝祥、苏轼等诗人，游历宣城、南京，在两地间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元明清至今，宣城与南京两地文人频繁互动，进一步促进了两地间的文化交流
考古发现，距今6000年到5000年左右的北阴阳营文化，主要分布在今江苏省宁镇地区和安徽省东南部，因遗址位于南京市云南路北阴阳营8号得名，此处是南京市发现的最早的文明，故称南京文明的发源地。商周时期分布在宁镇丘陵和皖东南的湖熟文化，是融合了中原周文化和当地土著文化而发展起来的具有南方特色的一支青铜文化。有学者推测，皖南宁镇地区“湖熟文化”的创造者或即南淮夷的一支，他们就是吴文化的土著民。金文记载，周王朝征伐淮夷、南淮夷，“略金”、“俘吉金”，其目的可能正是为了打通“金道锡行”，控制南方的贵金属资源。春秋战国时期，宣城与南京融入了吴越大文化圈。《吕氏春秋•知化篇》所谓“吴之与越也,接土为邻境,壤交道属,习俗同,言语通。我得其地能处之,得其民能使之,越于我亦然。”吴、越之民又错杂相居,互相迁移。公元前2100—1600年间，相当于夏朝，宣城与南京同属点将台文化。
西汉元封二年（前109），武帝刘彻在宣城设丹阳郡，宣城是包括今南京在内的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区政府驻地（相当今省会城市），直接说明了宣城为其时的江南或曰江南西部的政治中心（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胡阿详）。东汉光武帝建武六年（30），中水侯李忠来郡治宣城任丹阳郡太守，创办学校，同样为南京地区有记载的办学之始（《南京市志简志》）。《重修江宁府学碑记》载：“金陵古荒服地，东汉建武中，中水侯李忠为丹阳太守，始起学校，习礼容，革其旧俗。”
三国孙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相继建都南京，南京不仅是全国的经济、政治中心，同时也是文化中心，史称“六朝古都”。宣城为京畿之地，受其影响深刻。南朝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冬，范晔被宋文帝贬出京城（南京），出任宣城太守，在郡六年，撰成《后汉书》，堪称宣城大地上诞生的第一篇传世名著。齐明帝建武二年（495年），谢脁由南京出任宣城太守，在宣城的两年，是其一生创作最旺盛的时期，其存诗的四分之一作于宣城，且开创了一代山水诗先风，著有《谢宣城集》，开启“宣城自古诗人地”先风。
南京城墙砖
开皇九年（589），隋灭陈之后，隋文帝杨坚平建康（南京、南朝陈都城）城邑宫室为耕田，盛极一时的“六朝古都”几乎荡然无存。唐代，南京由国都降为上元县，社会地位急剧下降。隋唐时期，南京的地位远不如宣城。唐代，宣城是国家粮食生产基地、钱币铸造基地、军用武器制造基地、物产多贡品、商贸繁荣地、文风昌盛地，社会经济文化事业迅速提升，朝廷官员争往宣州为宦，诗人墨客争向宣州一游，先后涌现出盛唐和唐五代两个本土诗人群体，南京反而接受宣城幅射。唐宋时期，大诗人李白、杜牧、张孝祥、苏轼等诗人，游历宣城、南京，在两地间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
明初，开国皇帝朱元璋将敬亭山大和尚金碧峰诏至南京，专门为其建寺庙；明末，评话宗师柳敬亭游历宣城、南京，他们分别从不层面促进了宣城与南京的文化交流。清代，金陵才女王贞仪与宣城才子詹枚结为伉丽，成为“宣城数学派”的重要成员。宣城入籍南京的梅文鼎之孙梅瑴成之孙梅冲，聚金陵才女侯芝为妻，生子梅曾亮。梅曾亮，道光二年 (1822)进士，曾师从姚鼐，是继姚鼐之后影响最大的桐城派代表人物。《清史稿•梅曾亮》对其评价是：“京师治文者，皆从梅氏问法。当是时，管同已前逝，曾亮最为大师。”民国9年（1920年），宣城西梅村人梅光迪应邀出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次年更名国立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主任。他们是宣城和南京两地间文化大使的代表人物。
方 言
历史上宣城和南京方言屡有演变，最原始的土著语言为越语，春秋战国时期逐渐演变为吴语，魏晋南北朝后出现吴语和江淮官话共存，新中国成立后渐渐统一为普通话。
越语，是生活在宣城和南京地境古人类在长期的狩猎和采集活动中形成的语言。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第六代国王少康封庶子无余于越地，史称越国，因此得名。汉刘向《说苑•善说篇》真实记录了先秦时期古越语的面貌。随着越人被中原汉人同化，越语渐渐消失，唐代越人被中原汉人完全同化，古越语作为一种语言彻底消失。
吴语，源于距今四千多年前，太伯、仲雍率部族南迁，为融入土著越人不得不使用一部分古越语，周人的语言和古越语结合，构成了吴语的最初基础，即古吴语。古吴语与古越语相比，具有地理位置上的优越性，更多地吸收中原文化，从而走在越文化的前面，得以进一步传播和发展。春秋后期，当时的吴国文化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准。吴国北过长东、淮河称霸中原，一些中原汉人南迁，在与中原汉人交往、融合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新语言，因为当时的吴国多使用这种语言，人们称其为吴语。吴语的形成过程中，不仅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同时还受楚国文化的影响。据史实记载，魏晋南北朝时，宣城和南京两地居民的语言仍属于婉转妩媚、温柔细软的江东吴语区。随着北人南迁，今南京高淳西部、溧水南部（县城为吴语和江淮官话的分界线）及宣城境内的宁国、宣州、郎溪、广德、泾县、旌德部分地区仍为吴语区，其他地区为江淮官话取代。
江淮官话，是历次北方移民累积作用的形成。西晋“永嘉之乱”后，司马睿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建立东晋政权，随后洛阳、山东、江淮等地北方世家大族纷纷南下，人数在一百万人以上，超过原住居民，南北人户杂居矛盾不断，为安置这些南迁的北人，在都城建康（南京）和古宣州（范围大体包括今皖南的芜湖、宣城、马鞍山、铜陵、池州等5市）境内建立了许多侨州、郡、县，南北人户杂居，后来又在建康及其周围地区建立了许多侨州、郡、县。这是历史上吴语第一次受到北方话的严重冲击。其后，大批北方人多次大规模南下，吴语一次次受到北方话冲击。南迁汉人带来的北方话和原有的吴语差异很大。他们在与当地人的交往中，必然使两者的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发生变化和互相吸收、影响。陈寅恪在《东晋南朝之吴语》中说：“东晋南朝官吏接士人则用北语，庶人则用吴语”，说明两种语言交互出现在不同人或不同场合中。东晋宰相王导为联络南方士族，常说吴语，北方士族嘲笑他说：“王导没有什么特长，只不过会说几句吴语罢了”。从王导学说吴语的情况可以看出，当时有相当数量的北方移民“入乡随俗”学会了吴语。唐末五代及北宋末年，大批北方和江淮之间的人再度南下宣城和南京地境，北方话和吴语进一步融合。唐宋时期介于两者之间的江淮官话终于形成。宣城和南京的江淮话属于洪泽湖—巢湖片，属于最典型的江淮官话。南京市区除高淳区、溧水区北部外均为江淮官话分布区，宣城境内主要分布在宣州区中部、郎溪县中部、宁国市东南部以及宁国、宣城、泾县交界地带。
新中国成立前，宣城和南京两地的方言为江淮官话和宣州吴语。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57年推广普通话以来，地域方言主要在没受过“普通话”教育的农村人群中使用，在中年以下的人群中“后继无人”，不久将归于消失。
习 俗
宣城与南京两地的民间风俗，古称气躁劲、民性轻扬，断发文身，尚鬼好祀，俗好剑，轻死易发。秦汉时期，宣城与南京归属大一统中国，土著居民和北方人民互相迁移，尤其是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建都南京，中原文化南移，宣城和南京两地的风俗发生了很大的嬗变，逐渐由尚武崇霸向尚礼崇文转变。隋唐时期民间仍处在由尚武崇文的嬗变中，元明清时期社会崇文风俗定型。
宣城与南京的民风民俗，自古就与中原有较大差别。《吴越春秋》云:“（越）人性绝而愚,水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悦兵敢死。”《汉书•地理志》:“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隋书•地理志》曰：“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鱼稻富饶，不忧饥饿，信鬼神，喜淫祀。”
“断发文身”，断发就是剪短发，便于水上作业；文身上在身体上涂绘龙蛇等图案，使自己像龙一样，避免蛟龙侵害，以求自保。《说苑•奉使》：“（越人）剪发文身，烂然成章，以像龙子，将避水神。”《汉书•地理志》载：“帝少康之庶子云，封于会稽，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论衡•四讳篇》：“吴越之俗，断发文身。”《史记•赵世家•正义》载，越人文身之法“刻其肌，以青丹涅之”。东汉《风俗通义》作者应劭认为越人“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象龙子，故不见伤害也”。沿袭几千年的民间划龙舟比赛风俗，源于古越族敬龙祭龙 “娱神娱己”活动。断发的特征，一直到东汉时宣城和南京的土著越人中还有遗存。
手狮舞
“尚鬼好祀”，是古越人在与水患斗争中，慑于水中鬼怪的心理愿望，逐渐形成了信仰。隋唐时期这种信巫鬼好淫祀之状况仍然十分普遍, 《隋书•地理志》载:“其俗信鬼神,好淫祀。”唐崔龟《宣州昭亭山梓华君神祠记》中云:“吴越之俗尚鬼,民有病者不谒医而祷神。”《太平广记》卷303《宣州司户》曰：“吴俗畏鬼，每州县必有城隍庙。”《隋唐嘉话》载，武则天垂拱四年（688）六月，狄仁杰担任江南道巡抚大使，对江南“岁时尚淫祀”的风俗极为不满,强制进行大规模的移风易俗,将1700余所祠庙中的700余所祠庙焚毁，唯留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员四祠。长庆三年(823) ,浙西观察使李德裕又上书朝廷,请求“去管内淫祠一千一十五所”。
“好武习战”。《三国志•吴志•诸葛恪传》载：“丹阳山险，民多果劲，……丹阳地势险阻，与吴郡、会稽、新都、鄱阳四郡邻接，周旋数千里，其幽邃民人，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逋亡宿恶，咸共逃窜。山有铜铁，自铸甲兵。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其升山赴险，抵突丛棘，若鱼之走渊，猿狖之腾木也。时观间隙，出为寇盗，每致兵征伐，寻其窟藏，其战则蜂至，败则鸟窜，自前世以来，不能羁也”将宣城与南京地境的土著越人好战描绘得淋漓尽致，让人感到栩栩如生。
汉末“董卓乱两京”、西晋“永嘉南渡”、唐“安史之乱”、北宋“靖康之耻”，中原汉人多次大规模南迁，中原风俗与宣城南京风俗渐趋融合，风俗民情日渐多样化。近现代以来，受外来文化侵袭和人员颇繁流动的影响，宣城与南京的多数风俗习惯与全国各地趋向同一化，但是，由于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至今在生产、生活、人生信仰等方面仍存在着一些独特民间风俗或别具特色的风俗习惯。有的习缘还依稀可见，有的虽然消失了，但历史上不同时期出版的地方志书、史书均有明确记载。
商 缘
水运主宰人类交通的时代，宣城与南京间的商品交易由青弋江、水阳江经长江往返两地。南京为帝都时，宣城为京畿之地和经济、物资的大后方。明清时期，南京是宁国府商帮（又称宣州商帮）重要经商地。宣城地境的农副土特产品外销南京，同时购进杂货、油品、布匹、百货等日用品。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宣城与南京经济联系更加密切。
宣城与南京两地的商缘，至少可追溯至西汉初年吴王刘濞时期。两汉和三国孙吴早期，宣城是包括南京在内的苏南皖南和浙北的区域中心，彼此间商贸往来加强。吴主孙权占据江东以后，充分利用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大力发展商业经济，宣城与南京间的商贸往来进一步加强。东晋及南朝宋齐梁陈王朝建都南京（时名建业），南京作为长江下游的经济中心，秦淮河两岸“贡使商旅方舟万计”、“通衢过道，货辐九州岛”。宣城多为皇室子弟的食邑封地，中原人士南迁除都城南京之外迁居的首选地，原先在中原地区的士族、仕人、手工业者、商贾等纷纷移居境内，致使商贸日盛，邑人“竟商贩不为田业”。 宣城地境大量的竹木、丝织品、茶叶等农产品销往帝都南京，大批商人在宣城与南京间频繁往来。
南京老天宝银楼
隋唐时期，宣城与南京地境形成了新一轮的土地垦殖高潮，土地开垦的范围扩大条件较为艰苦的山陵及湖泊沼泽地，一些原来只是小规模利用的资源也得到了很大发展，物产种类更加丰富，商业性经济作物如茶叶、蚕桑、水果、水产品等种植面积越来越大，为商品交易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唐代，宣城为国家粮食生产基地、国家钱币和军用武器铸造基地、物产多贡品，中央政府在宣城境内设有“宛陵监”、“梅陵监”、“铜冶”、“铅冶”、“巡院”和“军械作坊”等直属机构，管理开采、冶铸、金属加工制造，征收盐税和茶叶税及负责国家军用武器的制作。南京本为六朝帝都，隋灭陈后，一度遭到有意识的削弱，唐将其降为上元县，政治地位下降，但商业经营并没有停止，杨吴、南唐时复为帝都。宣城和南京两地两地商业市场更加活跃，百姓“交贸往还，逐市趋利”，往来两地的商人熙熙攘攘，呈现出“暮潮声落草光沉，贾客来帆宿岸阴”的热闹景观。
宋代宣城、南京城区打破了唐代城市中居住区的“坊”与商业区“市”的界线，街面上随处都有店铺、酒楼、旅舍及商贩，买卖昼夜不断，颇具近现代商业特色。“（宣城）凡生齿舆赋之数，实夥他郡，为州之望，亚于江宁府”，宣城生产的茶叶、绢织品和文房四宝等大量销往南京。
明清时期，宣城一带“拥沃饶以为利，侈露积以为富，挟膏腴以傲刀锥”。嘉靖、万历年间的崛起的宁国府商帮（又称宣州商帮），是安徽境内仅次于徽商的第二大商帮。南京是宁国府商帮重要经商地，宁国府商人在南京党家巷、竹杆巷、油市大街等地建有五处会馆，其中，金陵泾县会馆，位于南京百化巷。《金陵泾邑会馆录》载：会馆建于清嘉庆十年（1805），终于嘉庆二十年（1815），历时十年；《金陵旌德会馆志》载，旌德党家巷会馆，嘉庆十年（1805）扩建时捐款者183人，嘉庆十一年（1806）重造楼厅时，捐款者达380人。同治三年（1864），泾县人徐辉堂在南京中华门开设的“徐源记茶栈”，一直经营到新中国建立后，时间长达90多年。1915年，南京“同春茶号”与宣城县吴氏兄弟茶行合作，将宣城优质茶“宣地城顶色”送巴拿马参赛获一等奖。清光绪年间，南京溧阳殷姓商人在郎溪梅渚设有大小店号约五六家，拥有流动资金4万余元，以资产论，殷姓商人控制了梅渚镇的商业。光绪三十二年（1906），殷源浚当选为梅渚商会会长。民国7年（1918），殷源浚任“中华全国总商会安徽省梅渚直属分会会长。
金陵泾县会馆
连接宣城与南京的中国第一条商办铁路——江南铁路，为清末至民国年间南京至宣城孙家埠铁路总称，沿途重要站点有南京（中华门），马鞍山，芜湖，宣城，孙家埠。其建路史可追溯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6月份，历经光绪、宣统、北洋政府府、国民政府二个朝代四届政府，1935年5月，南京中华门至宣城孙家埠175公里干线正式通车，有机车11 台，客车1辆，货车240 辆。其倡议者为时任清政府翰林院编修、旌德人吕佩芬（胡适妻江冬秀外祖父）。1937年12月，日军入侵，宣城、芜湖、南京相继陷落，全线为华中铁道株式会社霸占8 年。抗战胜利后，商办江南铁路公司派员接收。由于全线遭受破坏，芜湖至孙家埠段轨、枕（木）全无，车站毁于兵火。1948年9月1日，才恢复通车。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位于南京市区的江苏省国防工办先后宣城市所辖的广德县境内建有971厂（新苏机械厂）、940厂（南京造币厂）、8390厂（国营燎原机械厂）、8320厂4个军工企业，主要生产步枪、手枪、步枪弹、手枪弹、军用通讯线及载波机，并在宁国县筹建了1个发电厂。南京造币有限公司还将位于广德县柏垫镇前程村月克冲自然村的原940厂锻造工房改造为传统教育基地，于2012年6月19日举行揭牌仪式，并建有“南币•前程文化书屋”。
南京都市圈示意图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宣城和南京同属南京经济协作区成员城市。2013年，宣城正式加入南京都市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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