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三餘先生I
首先，漢武帝並沒有選擇儒家。
漢世宗孝武帝
漢武帝喜好的是方士、酷吏、計臣，從不喜歡儒者。至於“推明孔氏，表彰六經”那是必須的，因為當時諸子百家都是在給孔子和六經做註腳。比如董仲舒以陰陽術數、五行家言治《春秋》；公孫弘是刀筆吏出身，但以通《公羊春秋》出仕；酷吏的代表張湯以《春秋》、《尚書》解釋法度的；崇尚黃老之說的汲黯嚮往堯舜之時的仁政(汲黯評價漢武帝：“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
所以“漢之得人，於茲為盛”的西漢前期不但沒有“獨尊”某一家，反而是繼續了戰國以來百家爭鳴的傳統。不過當時確實沒有墨家的聲音，那時的風雲人物之中也沒有墨家的信徒。 原因就是墨家當時已經衰落的無聲無息了，以至於司馬遷撰《史記》時只能以寥寥的二十四字附墨翟於《孟子荀卿列傳》之尾：
“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現代墨學的“復興”，是託了二次元文化的福。
歷史上唯一的一個重用墨家的政權就是秦國。墨家自宗師墨翟死後，散於列國的弟子以專長論可分為三派：“論辯”者遊說從政；“說書”者傳播學說；“從事”者制器守衛。其中“從事”派的墨者因為善於攻戰守城，為秦獻公所重用(秦人以“守”衛地方上的最高長官，而次官為“尉”，皆由墨者擔任。)。於是“論辯”、“說書”兩派也藉機赴秦入仕的黃金機會。而秦獻公決心實行政制一元化的想法與墨者一再闡發“尚同”思想一拍即合——《尚同》理論的出發點是在“未有政刑”的初民社會里，人人追逐自己的私利，人人有自己的意見，於是:
“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天下之亂，若禽獸然。”
要想社會進步就必須把人民都控制住，由各級“政長”管理，最後所有的人民和政長都絕對服從於天子。而這種政體必然是公正合理的，因為天子是上天為人民福利而選擇出來的。從而實現“上同而不下比。”
上同之義無須再釋，“不下比”的意思是，下邊的百姓不準比周勾結，對自身的情況任何隱匿。換言之，唯有以天下百姓為耳目，高高在上的天子才能賞善懲惡，順利推行政體的運作。 這也就是為何後世學者在整理秦簡會發現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在對照《墨子》和《商君書·靳令篇》時，會發現二者有很多相似之處的原因。這就可以說此後荼毒四海的秦制之所以能夠建立，不僅僅是多虧了商鞅的規劃，也要拜墨家尚同理想的指導。
但仕秦墨者多因專長被分配秦廷的各部門——按照何炳棣先生的話講，就是:“其事功雖有冊籍可稽，但姓名則匿而不彰。墨者的種種技能和專長既經常被政府汲取利用，其地位和功用就越來越邊緣化”。 最後仕秦墨者自己也悄無聲息的被“尚同”思想所窒息並最後湮滅在秦始皇帝所推行的“詩書百家之禁”社會運動之中。而此後的墨者就徹底消聲斂跡了。
一生致力於兼愛非攻的墨子絕想不到自己的學說會因為“尚同”作繭自縛。
陳大舍
獨尊，無論是獨尊儒術，還是獨尊墨家或者百家中的任何一家，都是災難。而其中唯一例外的，可能僅僅是法家。法家主張公開、公開就無法獨尊，法家又天性能與百家和平共處。有一句話說，世界上的發明分為兩類，一類是人類改造世界的，一類是約束人類自己的。法家區別於百家其他學派的根本真在於法家是公開的、是約束人類自己的，其中就包括法家自己。沒有照身貼的商鞅，同樣不能住店。以法家思想立國的秦國，儒家博士就有70多位。
說墨家，首先是兼愛非攻。兼愛就是“人人愛我、我愛人人”，非攻就是反對武力、崇尚和平解決矛盾。這兩點粗看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即便在今天也做不到，何況歷史上？兼愛非攻根本不可能實現，強推甚至會走向反面，可能是最靠譜的理解。歷史上，墨家為了實現兼愛非攻，組織了墨家劍客，說白了就是用武力、殺戮來實現兼愛非攻的政治理想，這本身就是證據。
說墨家，不能忘記墨家尚同。尚同，作為維護墨家團結、一致，作為墨家實現兼愛非攻的政治理想的手段。但是，尚同的另一面或許很少人知道。我們看《尚同》的一段原文：
【是以數千萬裡之外，有為善者，其室人未遍知，鄉里未遍聞，天子得而賞之；數千萬裡之外，有為不善者，其室人未遍知，鄉里未遍聞，天子得而罰之。】
誰有什麼事了，家人不知道、鄉里人不知道，千萬裡之外的天子卻知道了。試問：天子怎麼知道的？監控、密探、潛伏？百姓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下，整個社會籠罩在這樣的氛圍下，與監獄、囚籠何異？所以，墨家本身學說是有致命的缺陷的。用現代觀念來評判，叫著“理想高度純潔化”，為了實現兼愛非攻的政治理想，無所不用其極，而且墨家對自身的行為，毫無約束，甚至可以說是為所欲為。單以墨家獨尊論，是萬萬不可的。
總之，政治學派的最好環境是學術自由，是無論對錯、人人可言。政治學派一旦上升到思想上層建築的高度（比如秦時的法家、漢時的儒家），既要保證政治上的思想統一，又要對自身有同等的甚至更高標準的約束，更要在不影響政治上層建築的前提下，盡最大可能保證學術和言論自由。而從歷史上看，法家無疑是善的典型。建立了政治上層建築（中央集權郡縣制）,建立了博士宮的學術研究機構，善待包括儒家在內的諸子百家。而儒家無疑是惡的典型。沒有建立政治上層建築（沿用秦的中央集權郡縣制）,搞超血腥的白色恐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徹底屠殺了百家文化的傳承和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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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這是一個很難預測的問題，因為墨家思想跟中國古代的封建統治者之間其實沒有太必然的聯繫，所謂兼愛非攻，實際上更像是民間社會的一種自洽性統一，而與帝王統治並沒有關係，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夠成為漢武帝獨尊的學問，是因為儒家講究的等級制度和秩序分裂與漢朝統治者所推崇的大一統思想相關，而且很多帝王在世，運用儒家思想的時候，並沒有完全按照孔孟儒學所講究的仁愛道義等思想來進行自己的行為，古人所講的外儒內法，系之以道，就是指的是表面上看起來是儒家那一套，但實際上是法家，或者說是縱橫家以及帝王心術，厚黑學等等，我們看待這樣的觀念，很多時候只能從架空歷史的來說，如果說中國並沒有成為一個單一制的集權體制的國家，那麼就有可能像歐洲諸國一樣，是一個分裂的聯邦，或者是邦聯，那麼墨家思想也好，道家思想也罷，都可能在這樣的硃紅分裂裡實現真正的應用，但是我覺得在中國的地理環境和人文傳統裡面，墨家思想並不可能佔據主體地位，而儒家被利用之後，尤其是孔子思想被改造以後，被統治集團利用，用於教化百姓，奴役國家其他的成員就成了一個必然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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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看一下墨家思想的主旨：人與人不分高低貴賤，推崇和平反對戰爭，注重民之疾苦不能浪費，推崇祖制，天合人意掌握自然。所以墨家的思想用現的語言來說話，有點個人英雄主意色彩。
漢武帝如果採用墨家思想制國，大制可以想象會有這樣幾種情況發生
第一、對內政治上受上影響，君王無法將權力進行中央集制。權力過於分散導制一些新政無法實施，人才得不到重用，貴族勢力越來越大，甚至干涉政權，因為墨家推崇人人平等，不分高低貴賤
第二、對於北方匈奴不能進行有效的制約，匈奴人屬於彪悍民族。漢朝早在漢高祖時期就採用和親來平復匈奴對漢邊境的侵擾，因為一味的合親逐漸使匈奴認為漢朝是個軟弱的民族。因為墨家講就和平反對戰爭，而且推崇祖制
第三、經濟不會得到有效的發展 ，無法施行幣制改革，絲綢之路也不會在漢朝被打通。這樣就可能造成民生凋零，因為自然不能改變這是黑家的思想，人們一味的要求按照自然規律來生活，比如今年天旱，人們只能按照天旱來種植，明天大澇，那就按大澇來處理莊家。所以墨家所謂的天人感漢會極大的影響民生經濟的發展。墨家講究天志，也就是要遵從上天想法
第四、朝政因為推崇祖制而造成混亂，漢朝祖制立長不立幼，而且哥哥死了弟弟可以接著做皇帝。這樣對於一個國家的接班人就產生了影響，也很容易造成朝廷上的黨爭和派系分割。黑家反對改變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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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在戰國時期就不存在了，但也融入了政治制度中。
如果漢武帝的時候單獨拿出墨家來尊崇，那簡直太可怕了，墨家的三大主張“兼愛”“非攻”“尚賢”，兼愛是什麼呢？主張國君對子民一視同仁，沒有任何區別，這個早被儒家批判過，和禽獸沒有區別。“非攻”自然也違背國君開疆拓土的意志。“尚賢”則主張可以禪讓給賢者，這種觀念在戰國前期風靡一時，秦孝公曾就想禪讓商鞅，但是根本都不現實。還有“節用”“節葬”，主張國君勤儉節約，這能忍？
所以儘管在戰國前期，墨家和儒家平起平坐，形成“非儒即墨”的形勢，但很快消失了，說到底就是不符合君主專制制度的需要，而且墨家還是有團體組織的，不就是一群黑澀會嗎？不過，墨家的主張也沒有完全滅絕，實際上不少被秦法所吸收。墨家其實提倡高度集權的，比如“上同”，就是認為政令要高度統一；比如“尚賢”，雖說是提拔賢者，但是標準完全在上位者手上，這樣一來為世襲也提供了便利。
《呂氏春秋》有多處記載墨家鉅子和秦獻公交流的故事，證明墨家確實一度融入了秦法，可以說為之後的商鞅變法提供了一定製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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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開什麼國際玩笑。如果漢武帝獨尊墨家，那麼中華帝國過去兩千年可能就是一個以墨教為國教的政教一體國家，教義凌駕於國法之上，兩千年後的中國又可稱為中華斯坦共和國。
可能孟老夫子一句“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使得墨家學說有了意淫的空間，但這只是孟子的一廂情願，墨家學說怎麼可能被封建統治者採納呢？
墨家是一個嚴密的學術團體，其首領稱“鉅子”，其成員到各國為官必須推行墨家主張，所得俸祿亦需向團體進獻。
先別管墨家到底主張什麼，這套墨家行事辦法，難道各位看不出端倪？妥妥的宗教組織，並且是獨立於王權國法之外自成一體的組織。墨家自有刑罰體系，“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根據這個原則，墨家鉅子把自己兒子殺了，而沒有經過司法體系審問。
墨家最主要的思想主張就是“兼愛、非攻”。
兼愛就是完全、不分彼此、無差別的博愛，聽起來很美好很共產，怎麼可能實踐開來？儒家的親疏有別、尊卑有別，才能構建和諧社會好不啦。
什麼是非攻？反對侵略戰爭，這個和平思想和不錯。實際執行時呢，墨家是否擁有墨家軍還沒有證據，但是墨家擁有很多奇人異士，經常以個人身份出現在戰爭中，通過兵法、器械等手段幫助弱勢方。至於幫誰、為什麼幫，純粹憑個人判斷、墨家組織直覺，根本不按套路出牌，別說要聽皇帝老兒的指揮了？漢武帝要去北伐匈奴，搞不好墨家就站到匈奴那邊去了...
墨家學說有其進步性，但是沒被漢武帝採納，歸根到底還是其學說根本不適應當時社會，不能促進社會安定發展。其實也別說歷史，就是墨家那套放到現在，說輕了是個黑社會組織，說重了就是個邪教恐怖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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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尤其必然性，漢武帝必將選擇儒家！
1、戰國時期，顯學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到戰國末期，墨家已經式微，基本上退出歷史舞臺，成為民間組織。
2、秦朝用法家思想統一六國，但法家思想只適合國家快速成長階段，不適合國家成熟階段。所謂亂世用法家。所以秦國很快滅亡。
3、秦末農民起義、楚漢爭霸多年，百業凋敝，漢高祖劉邦建國後，選擇道家思想，實行修養生息。漢景帝時期，竇太后登上歷史舞臺，喜好黃老學說，道家思想盛行。
4、漢武帝登基初期，年齡幼小，實際是竇太后執政。漢武帝為了對抗竇太后，需要選擇新的治國思想來替代道家思想。
5、墨家講究兼愛，重百姓，與封建王朝維護“王權”想衝突；法家不適用當時的漢朝政治（相對成熟階段）；其他學說也多有缺陷；所以只能選擇儒學。
歷史是充滿偶然性，但也有其必然性，少點幻想，多點邏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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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學說由於其特性是不可能成為政府的官方學說的。
墨家學說的特點是兼愛非攻。此外有非常濃厚的平等意識，對於封建王權有一定的批判。這樣的思想，顯然是不會被任何一個封建王朝推崇成為官方學說的。
從這個角度上進一步追問實際上就是為什麼漢武帝要選擇儒家作為治國的主導思想，這是不是一個偶然的結果？顯然不是。
如果要繼續探討，那麼就要分析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實質是什麼。應當說，這實際上是對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思想的一次大整理。首先，罷黜百家只是形式上的，董仲舒提倡的新儒學實際上將其他諸子百家當中有利於統治的成分都繼承和吸收了過來。其他各家思想並沒有完全失傳。其次之所以以儒家為基礎吸收其他各家。主要原因在於儒家對於統治者的維護是最徹底的，對於維護政權的長久穩定最有幫助。最後在政治實踐中，統治者並不拘泥於儒家的思想教條，法家的嚴刑峻法，權變之術在統治中依然十分重要。陽儒陰法是中國古代政治實踐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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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時期，只有初期衛綰擔任丞相時的三年，獨尊儒術。這三年言論自由，沒有一人因言獲罪。
從漢武帝中前期開始，就重用法家酷吏。大夫顏異使天子不悅。法家酷吏張湯認為顏異欲罵天子，不言而入腹。便以腹誹罪之名，處死顏回十世孫，儒家大師顏異。
漢武帝還重用法家酷吏張湯、杜周、江充，羅織罪名，製造冤獄，把群臣和皇族屠戮殆盡。
漢武帝時期，還處死了最後一個墨者郭解。司馬遷還給郭解立傳。致使墨家學派徹底滅絕。
假如，漢武帝真重用墨家。就會出現電影《致命拜訪》中的一幕。比法家更可怕。
法家的愚民是讓人民成為沒有思想，沒有靈魂的行屍走肉。而墨家的尚同思想會讓人成為統一思想的行屍走肉。
諸位一定要看看《致命拜訪》，就能真正領悟墨家思想的真諦。
楊朱學派
問題的關鍵應該是如何理解社會與百業是否具有平等允許發展來實現並行不悖地推動社會發展的動態平衡的有序發展來鞏固社會在任何時候都存在的共同機制！中國的獨尊和西方的唯一觀都是破壞社會平衡的東西！為什麼呢？不管觀察任何一個歷史時段都能觀察到人類需求是非常多元化的需求，不管是用獨尊某個學派的觀點而罷黜百家的抑制都是相同的！用唯一觀來使某個學派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對於百家文化的排斥與抑制是與獨尊的效果是沒有區別的！社會需要許許多多的不同行業的發展與進步推動才會有具有生命力的繁榮昌盛的格局否則就會在獨尊的推動下時間越久社會的失衡率越大，當達到一定程度之後社會就無法維持自身的平衡了會加速傾斜導致無法挽救的崩塌出現！這是社會自身的規律不管人承認還是不承認這種社會規律存在其規律是不會改變的而能改變的只有人的認知與行為的改變來防範這類事情發生！古人看到來帝制隨時間變化而出現的現實就說”合不可久，久必分！”將其弄成了”社會的週期率”而廣為流傳，大意是說社會有宿命得認命來註解天命！事實上命是可以通過在還處於渾沌狀態時可以通過不一樣的運行而改變那種宿命的！關鍵是早期是如何預防發生發生那種崩塌性危機不出現！如若幻想社會發展要達到絕對的平衡是不可能實現的只有退而求其次”動態平衡”的隨時隨地依據社會的客觀事實存在進行有效調整來實現在可控範圍內運行是可以做到的，前提是:社會一定要是多元共同的架構和允許百家並行不悖地在相同方向中各自努力前行過程中才有進行動態調整或者動態整闔的機會！如若是獨尊狀態下出現傾覆危機去調整誰來扶起傾斜？只有一個辦法推倒重來！工農革命就是做了這樣的事情！在中華文化的玄變中稱為”補鍋術”。故獨尊不管是獨尊任何派最終都會是無法用調整方法來防範崩塌危機必成大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