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有不少學者，包括魯迅、錢玄同、陳獨秀等眾多知識分子表達過這樣一種見解，即認為中國的方塊漢字落後，更將中國近代的落伍，歸於漢字的形成的“落後思維”。對此，筆者的看法有所不同。
首先，語言不能思維，不是思維，是思維的記錄。這個證明是指“語言”本身，即“說話”或“狹義的語言”。通常人們把語言和文字不加區別，通稱語言。為了便於分析，有必要將它們區別對待。
那麼語言，文字和思維的關係是什麼？
語言其實只是思維的記錄（結果），文字是語言的記錄（結果）；這種內在的記錄關係和記錄功能決定了語言和文字的根本性質。同時，語言和文字還有外在更重要的社會功能，那就是交流功能。
許多人在談論語言的重要性時，把語言的外在交流功能當作思維功能，從而得出似是而非的結論。中國的方塊漢字是落後文字，就是這種誤導的結果。
事實與許多人的看法相反，方塊漢字不僅不是落後的問題，而是太“先進”。中國古代先賢對語言文字的作用，非常重視而精當。這裡面有很多原因，簡單有：
古代社會農業為主，少有皮革，竹籤紀事，頗為不便；這種客觀上的需要，要求語言文字高度簡練。
傳統文化很大程度是“象形”文化。如易經文化的卦象，中醫文化中以黑補腎，紅補心，核桃補腦，都是以顏色形狀說事。這種“大一統”的“象形”文化，對於“象形”文字的發展和完善無疑有著巨大的推動作用。
測字算命在古代社會能夠大行其道（不論其社會意義），反映的就是這種思維，文化，以及文字的一致性。
由於上述原因，極大地豐富和完善了漢字語言。至今為止語言學的研究結果是，所有語言都是從象形文字開始的。而能從象形文字發展出抽象概念而不改變象形性質的，恐怕只有漢字一家。這反映了中國古代先賢的高度智慧。
漢語言文字高度簡練（特別是流行於文人之間的文言文）的結果是，它對於當時的思想交流高度有效，卻因年代隔絕易於產生歧義而不利於後世繼承。比如《道德經》一文，離老子所在年代較近的韓非子的解釋，就比漢代的《淮南子》準確。
在筆者看來，漢字語言這種高度簡練，使其在思想文化的傳承上反而呈現出劣勢；加上傳統文化上各種不利於傳承的因素，比如民間各種技藝傳子不傳女，反向淘汰等等文化糟粕的負面影響，使得中華文化傳承呈現落後的態勢。但以此可以推出，漢字語言落後的結論，那是把結果當原因了。
語言的重要性在於交流而非思維，語言可以幫助思維，但絕不是思維本身。
西方哲學家重視語言而富於創造性，是其長期思想傳承的結果，既非語言文字先進，也非思維優勢。借用某網友的一段話，“黑格爾的辯證邏輯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除了古希臘的哲學來源，尤其是同胞費希特，謝林等已經在他之前就有了幾乎一樣的推論。黑的偉大是將其歸納成一個系統 。”
認識語言和文字的重要性在於交流（包括傳播知識）而非思維這一點，才能知道要向西方文化學什麼，怎樣學！
很顯然，沒有理由認為漢語言文字落後於任何其他語言文字（當然，筆者今天不是在翻魯迅、瞿秋白等人的舊賬）；需要改進的是漢文化的封閉和不重視形式的語言文字應用方法，要學習西方文化的開放和重視以語言來詳細紀錄紀錄和審視思維全過程的方法。這才是華人應當向西方文化學習的地方，而不是簡單否定優秀的漢字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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