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经常争论什么是童年。人的幼儿期非常漫长，马三岁成年，虎三四岁成年，猩猩五至七岁成年，已经算很晚了，而七岁的人类孩子，离成年还有十多年。如此漫长的养育，当然不能不使人忧心牵挂，尤其是被称为“童年”的那段时间，孩子的心智和身体还都那么脆弱，不得不倍加小心。
但童年并不是一开始就得到如此关注。历史学者熊秉真集中研究了古代的幼教或“训幼”文献，发现不同时代的士人家庭在教导重点上虽有不同，但普遍带有功能论的色彩：儿童的存在目的是为了“学做人”，也就是养成符合社会规范的成人特质，以光宗耀祖、延续香火，换言之，在此类书籍中，童年只是成人的准备阶段，并不具有其他的任何意义。
同样，在其他地区的历史中，我们也能发现类似观点。一九六零年，法国社会历史学家菲力浦·阿利埃斯出版了震动西方史学界的著作《儿童的世纪》。阿利埃斯指出：“中世纪没有儿童”。在中世纪的欧洲，人们把儿童作为缩小的成人来看待，人们只承认短暂的幼儿期的特殊性。
直到十七世纪之前，成人和儿童并没有不同，成人也会彼此念故事，以致于在现代文学的开端，文学总是以故事集的面目出现。而儿童也要参与劳动。从十五世纪的肖像画来看，儿童的衣着不过是成人的缩小版，童装这个概念显然还没有诞生。
阿利埃斯考察了中世纪以来人们对待儿童的态度，发现：中世纪人们对儿童期是漠视的，儿童在未成年就穿上成人式服装进入到工厂工作；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是疏远的，因为儿童的死亡率很高；孩子尚未成为家庭的中心，那时家庭是社会性的、开放的，没有核心家庭，也就没有现代家庭的私密性。
中世纪也没有对儿童进行教育的观念。孩子一断奶，或者断奶后不久，就自然成为成人的同伴。因而“人们认识到，对于生活，儿童还不够成熟。在让他们进入成人世界之前，儿童必须受到一种特殊的对待，一种保护性的隔离”。这种“隔离所”就是学校，学校将此前不受拘束的儿童关闭在一个有纪律且日益严格的体制中。对教育的关注完全改变了社会，学校将儿童从成人社会拉回。
尼尔·波兹曼在一九八二年出版的《童年的消逝》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波兹曼的论断是基于他对印刷术的观察。他强调，十五世纪活字印刷术的普及，早就了一个全新的符号世界，这个世界重新定义了何为成年，即有能力进入由印刷品和信息传播组成的公共言论空间的人。这个世界当然是排除儿童的，他们有童书、有自己的游戏方式、有自己的交际圈，但进入成人的阅读世界，被认为是非常危险的。米兰·昆德拉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他认为这个世界对待孩子的做法，就是在成人的世界外专门开辟一个区域，让孩子们在其中自由活动。
阿瑞斯和波兹曼的观点，有两个共同之处，一是与童年的诞生相随的，是孩子被认为不再具有经济生产的价值，也不再被认为只是成人之前的准备阶段，而是着重强调他们与父母 “情感上的连结”；二是童年的诞生，是随着新教的普及和中产阶级的崛起而逐渐展开的。两者都发生在十七、十八世纪。
社会学家薇薇安娜·泽利泽（Viviana Zelizer）将这一转变概括为，“经济上无用、情感上无价”。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是十八世纪以来的，一系列的社会变迁：婴儿出生率与死亡率下降，家庭规模缩小、不再是经济生产的单位，童工被认为是不道德与不合法的制度，中产阶级家庭主妇数量的增加，等等。
童年不仅在不同历史阶段、社会文化间有所差异，不同家庭，尤其是不同阶级的家庭，也存在差异。美国社会学家安妮特·拉鲁（Annette Lareau）在《不平等的童年：阶级，种族，和家庭生活》一书中，观察了不同家庭的培养方式，描述了父母的阶级背景是如何影响了孩子的童年。
专业中产阶级父母相信孩子都有独特天赋，父母有责任规划安排各式休闲与学习活动，来培养子女的才能与思考；父母应运用“讲道理”而非命令的方式与孩子沟通，以免伤害孩子脆弱的情绪。劳工阶级与贫穷家庭的父母则“让孩子自然长大”：小孩主要互动的对象是其他小孩，父母不会对其学习或成长过程有太多的干预，父母多直接给小孩指令，挑战父母权威的行为不会受到鼓励。
或者说，宝贝孩子本身就是中产阶级的“天性”，因为中产阶级拥有更多的核心家庭，更多的资源，也更奉行专业主义。在新中产不断崛起的今天，儿童的童年，势必会变得越来越受重视，也越来越能牵动父母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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