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統治的中後期，與早期兢兢業業的勤政相比，其越來越追求精緻享受，併力求在自身上打造“十全皇帝”，以此成為亙古未有的“千古一帝”。在個人享受上，其收藏的各種珍寶數量之多，價格之昂，均創歷史之最。
在乾隆五十八年後，幾乎每月都收受貢品，進京的大車排隊也還要幾天幾夜才能送到皇宮。“每車引馬騾六七頭，轎或者聯槓駕四騾，上插小黃旗，皆書進貢字。”為了搶運貢品，車輛互相爭道“篝火向望，鈴鐸動地，鞭聲震野《萬國進貢記》。
和珅（1750年5月28日—1799年2月22日）_圖
以和珅為代表的“辦貢能臣”在地方大員的配合下，掀起了大清有史以來最大的進貢潮，一時之間官員爭相措辦精美貢品，以此得到快速提升，至此，地方大員和各部堂官大部分靠著進貢得到乾隆歡心，同時從上到下開始席捲搜刮，那些進貢最多最好的得到乾隆賞識的，後來多數都成了特大貪案之人。
當時有個叫李侍堯的“優於辦貢”，並因為他的成功引領了“以天下封疆大吏，從風而靡。”山東巡撫國泰進貢的頻繁已經讓乾隆有些吃不消：“何必獻勤至是？今所貢才器閒置圓明園庫，亦無用處，數年後爛壞而已。”幾個月後，由於國泰犯案，被賜令自盡，這屬於典型拍馬屁沒拍成，倒黴的一個。多數人還是因為善於辦貢獲得乾隆青睞而得到重用。
但是也有特殊人物不願意做貪吏，卻也想進步的，這個人後來成了嘉慶帝的老師，名叫朱珪，中了乾隆十三年進士，這時才只有十八歲，可謂才學極佳，到了乾隆四十年（1775）出任山西布政使。
朱珪（1731—1807年），字石君_圖
此後不久，乾隆將其調回北京在上書房擔任侍講學士，後來專門負責永琰（嘉慶帝）的文化基礎課老師。當朱珪接到乾隆調令竟然非常犯愁，因為連回北京的路費都沒有。當時的所有官員都是靠各種潛規則收受財務，或是到地方搜刮，而朱珪從來不屑於此，認為做人要堂堂正正，做官要乾乾淨淨，最後無奈找了陽曲縣的縣令借了二百兩銀子，把借條塞給他，到了北京後託人把銀子捎回山西，要回了借條。《朱文正公神道碑後記》
在認真教育學生永琰學業的同時，朱珪拿出很大精力教導他做人的道理，如何提升個人修養和品德，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後來的嘉慶帝私德極好的原因。
朱珪書稿_圖
朱珪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外放安徽巡撫，這年恰逢乾隆八十大壽，各地方大員使出渾身解數大辦特辦貢品，朱珪因為一直堅持做官操守，依舊很貧窮，別說真品沒有，就是贗品他也買不起。但是如此隆重的節日，不向乾隆有所表示，這也實在說不過去，為此他乾脆也給乾隆來個“雅賄”，與別人稀世字畫送給乾隆的“雅賄”不同，朱珪乾脆發揮自己寫字長項，把乾隆寫的詩湊集起來，加上註釋，寫上序言、跋語，然後進行熱烈品評，最後沒花錢終於把這件禮品做完送到了乾隆那裡。
還別說，乾隆天天收禮已經視覺疲勞了，一見到朱珪編輯註釋自己的作品，並且把他的作品歌頌的非常偉大時，乾隆頓時心花怒放，朱珪說乾隆的作品“刊千古相承之誤，宣群經未傳之蘊，斷千秋未定之案，開諸儒未解之惑。”乾隆看了高興的表示“頌皆當過”，然後趕緊說：“雖然歌頌得有點高，但是情況還真是這樣，並非阿諛之詞。”《清高宗實錄》看來朱珪的“雅賄”，不僅沒有成本，而且收效還很大。
要知道，乾隆個人愛好方面以詩文為最，其一生寫過四萬多首，但是除了群臣的低級吹捧外，乾隆已經聽的沒有新鮮感了，只有朱珪才是最高級水準的品評，上升到了理論高度，這對於乾隆的自我詩文造詣有著極大的鼓勵。
乾隆皇帝漢服圖_圖
此後，朱珪又給他編纂了《御製論史古文》、《御製紀實詩》等，每次乾隆看了都十分開心，並對朱珪給予了大力表彰，還給了那些進貢能臣不能得到的自己用過的筆墨、扇子、荷包等禮物，最後將朱珪編纂的這些作品出版發行。除了這些，乾隆開始提拔重用朱珪，讓他署理兩廣總督，甚至要打算將他調入北京做大學士，要不是沒有和珅的極力阻撓，朱珪就會提前進京入職。
可以說，朱珪因為沒錢，又趕上了靠進貢提升的時代，而自己又不得不配合乾隆的心理，靠著自己的“手工”給乾隆進行純天然低成本的“雅賄”，從而成了那個時期，不靠錢，不靠東西能升官的一位。
嘉慶皇帝（1760年11月13日—1820年9月2日）_圖
值得一提的是，在乾隆去世後，嘉慶登基第一個旨意就是將自己的老師朱珪調入北京出任高層職務，歷任協辦大學士、太子太保、太子太傅職務，在嘉慶十一年（1806）去世，並被授予文臣最好“文正”諡號，成了整個清朝八位文正之一，在乾隆一朝能夠做朱珪這樣進貢的大臣僅此一人而已，最終其一生道德作為得到了其學生嘉慶的崇高致敬。
文：趙立波
參考文獻：《朱文正公神道碑後記》《清史稿》
文字由歷史大學堂團隊創作，配圖源於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閱讀更多 歷史大學堂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