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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对于抗战史多少有些了解的人都知道有个“黄泛区”的概念。当年老蒋为了抵挡日军南下，将郑州以北的花园口大坝炸开，以至于黄河以南的位于黄淮流域的，豫皖苏3省44个县成为黄泛区，其影响一直到长江以北。
被人为掘开的郑州花园口大坝，造成了极为严重的伤亡
从人道的角度来看，这足以让蒋介石永远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不过这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要关注的重点，我们所需要清楚的是，人为制造黄泛区在历史上毕竟是少数。历史上黄河由于自身的原因决口改道才是不计其数。仅自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史书第一次记载黄河改道以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的这2500多年间，有记载的决口泛滥就有1500余次，较大的改道有2、30次，洪水遍及范围北至海河，南达淮河，纵横25万平方公里，可以说整个华北平原都在它的影响范围之内。
近代两次黄泛区示意图(铜瓦厢和花园口决口后)
事实上，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黄河下流的走向，也仅仅形成于19世纪中叶。在此之前的历史当中，黄河无数次的以山东丘陵为中线，上下摆动。时而从山东丘陵北部流入渤海湾，时而又南下覆盖淮河，并反客为主“夺淮入海”，流入黄海(可怜的淮海现在被搞得只能流入洪泽湖，而没有天然出海口了)。
黄河这样的反复无常在地缘上所造成的后果有两个，一是使得华北平原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这使得在整个华夏文明史上，治理黄河都成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其成败与否甚至直接关系到政权的稳定性;另一个后果是，黄河从黄土高原上所带下来的大量泥沙，淤积在入海口处，使得华北和苏北平原的海岸线逐渐向东推进，这一进程至今仍在进行中。
我们可在地图上大致勾勒出广义上的黄河流域。这与现在所认定的黄河流域的区别主要在下游地区。目前我们习惯于将黄河以北的华北平原称之为“海河流域”，以南的区域称之为“黄淮流域”。
黄河流域示意图
不过在历史上，这两条黄河的小弟弟却无数次被这个喜怒无常的大哥坞占鹊巢。这也让华北平原的部分地区也被黄土高原上的黄土所覆盖了(主要是太行山以西，燕山以南地区)。
最后附一张“黄河故道图”供大家参考一下。需要注意的是，这上面仅仅是标注了6次比较著名的改道事件，其中包括传说中的大禹所治的那条“禹河故道”。
黄河故道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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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说到华北平原的水患，以及东亚文明的初始，我们就必须先解释一下当时的气候情况了。
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大规模降温的情况，地质学家们称之为“冰河期”。目前的证据表明，最后一次冰河期大约在1万年前结束了。随后气温开始回升。从那时起，人类进入原始文明时代。气温回升的高峰期在约8000—5000年前这一段时间，这一时期也是东亚地区新石器发展的黄金时段，随后气温开始有所回落。直到3000年前的商周交替时期，气温大幅降低。秦岭、淮河以北地区的古中国核心地区，气候由亚热带气候向暖温带转变。其后又经历过几次波折。但大的气候己经无法逆转了。
根据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初步研究》绘制的气温变迁图
黄河的水患在周以后，很大程度是由于黄土高原上的水土流失过于严重，而造成下流的河床不断抬高。当河床高于两岸的堤坝时，河水就开始漫出，甚至决口改道。而在此之前，黄河(包括从发源于太行山，流经华北平原的几条河流)，实际上也还是在不断的将黄土高原上的黄土带入华北平原，只是没有后期那么严重罢了。
这主要是由于黄土的特性决定的。黄土颗粒细小，质地疏松，遇水容易溶解、崩塌(可以参看陕北那些“光山”上的沟壑)。因此很容易流失。如果上层有植被覆盖，情况还是会好很多。但可惜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黄土高原都是东亚人类活动的中心。这加速了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
典型黄土塬地貌，上层平展下层沟壑纵横
在3000年以前，黄河流域还属于亚热带气候时，水患同样是存在的。这很大程度是因为气温过高，以至于青藏高原的冰川加快了融化速度。使得黄河中下游的水量过大，在黄土高坡上的那段黄河，也就是黄河中游地区，由于属于高原山地区，因此水量增大对地形地貌的影响不大。但在华北平原情况就不一样了，这里的大片土地长时间处在不稳定的沼泽状态，特别是在那个扇面冲击区内。
最终的结果就是无论是黄土高原上的“原始西羌”族，还是处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原始东夷”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大规模的向这一地区渗入，双方基本在各自的区域独立发展。这一情况大概持续到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时候。
历史时期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形成的扇面区隔离了原始西羌和原始东夷族群
当然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认为，两大族群在此之前就没有过交流，毕竟阻隔双方的并非象白令海峡那样的天堑。只是由于地理的分割，双方尚不至于产生冲突，亦不会出现大规模的融合罢了。
事实上关于“原始东夷”的的族属问题，一直也是一个争论话题。从人类迁移的角度看，双方最初肯定是一源于一族，只是在确定在什么时候分离罢了。从后期双方的融合情况来看，似乎并没有遇到很大的障碍。因此双方很有可能就是在最后一次冰河期结束时，也就是大约10000年前，开始向不同的方向迁徙。这种迁徙并不仅仅限于东西两个方向，只是这两个区域所最终形成的族群成为了中华文明的直接起源地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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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双方在不同的区域独立发展，因此“原始东夷”与“原始西羌”在生产力方面也一定会有差别的。就目前所发现的情况看，东部的发展程度显然要比西部更高。我们知道“玉”和“龙”是中华文明的两大象征。而两样东西基本可以确定是源于东部。在前面所确定的三个“原始东夷”聚落区中，处在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和处在环太湖流域的“良诸文化”是己知的两大玉文化集中区。
龙山文化玉猪龙，融进猪的形象，被誉为“中华第一龙”。距今约5000年
就时间上来说，辽河流域的文明史无疑是最长的。在西辽河地区发现的“红山文化”距今己经有5一6000年了，而良诸文化比之要晚上将近一千年。因此现在史学界也有一个观点，即中华文明的源头并非在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上，而是在辽西地区。
如果说是否将辽西地区定位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尚属于一个争论话题的话。那么将辽西地区定位为东亚地区的几个最为重要的战略要地，却是不争的事实。事实上，如果将古中国核心区定位为一个单独的地理单元，将古人天下的概念完全扩张到几个边缘地区。我们会发现，辽西地区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枢纽地区。
辽西战略位置示意图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当中，辽西地区不止一次的成为几方争夺的战略要地。从它的位置我们就可以看出，辽西地区正好被夹在蒙古高原(游牧民族)、东北平原(渔猎民族)、华北平原(农耕民族)、朝鲜半岛(农猎民族)中间。而这几个地理单元上的族群(特别是前三个族群)长期以来就是东亚历史舞台上的主角。谁如果占据了辽西地区，谁就很有可能占据主动。
之所以要现在分析辽西地区，并非是要详细解读它在后世所发挥的地缘作用。而是因为在这里虽然较早的诞生的原始文明，却在距今约5000年的时候让出了文明中心的位置。在随后的原始文明史中，山东半岛的那片丘陵地区，成为了东部族群的中心地。
为什么会最早拥有文明的辽西地区会最终没落,是考古学家感兴趣的话题。一般的解释是因为原始农业是采用轮耕的方式，这种烧一块种一块的耕种方式，对植被的破坏力很大。因此辽西，特别是西辽河地区的环境被破坏，以至于部分地区沙漠化(现在己经是科尔沁沙地了)。这种情况下，人类自然要寻找更为适合的生存环境了。
今人想象的刀耕火种场景。这在东南亚和南美的部分雨林地带还留存着
不过这并非是问题的关键，因为在原始文明中，各个地区所采取的农业方式基本是一样的，烧荒种地现象并非只是在西辽河地区存在。事实上即使是在上个世纪上半叶，你仍然可以在西南地区见到这种原始的农业方式。
问题的关键在于西辽河地区所处的位置，我们知道蒙古高原是东亚恶劣气候的发源地。在东北平原中北部，由于有着大兴安岭做为屏障，因此并不会受到蒙古高原上风沙的影响。而在辽西地区，恰巧处在南北向的大兴安岭和东西向的燕山山脉中间的接口之处。 地理上的接近使得蒙古高原上的风沙可以轻而易举的对这一地区产生影响。因此西辽河地区的黄金期不能长久也就可以理解了。
大兴安岭整体地势平滑，最高峰黄岗梁也仅刚超过2000M，对风沙和后世的边缘民族而言，可谓门户大开
（待续。下一节主题 从传说开始:炎黄之争）
原文：温骏轩 重编：程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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