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有2500年大一统历史的国家。不要看不起自己，不要以为2500年的历史可以被虚无。也许这番话很多人不愿意听，认为我保守，思想陈旧。那么，请注意我下面要讲述的关于经济问题的分析。
我的这个思路其实是从清代起一直分析到当代，中间跨越了很多政治上人为的界线，但为了客观分析只能一概打通。这是我多年来做研究的一个老办法。当年我做土地制度变迁研究的时候，就是对所有资料不分党派和政治倾向，也不分国内国外，只要是关于中国土地制度的调查研究，一律按时间排序，以此来看土地变迁的趋向。如果我先被某位先生的某套理论拘束了，这套理论又本来就来源于某一种学术派别的思想，那我肯定就跳不出来了。幸亏我仅作资料排序，才完成这项研究。同理，我现在做制度演变和周期性经济危机研究，也不分政治派别，就把经济数据作排序。最简单的办法往往可能是最有效的办法。
文 | 温铁军
3. 新中国成立60年4次外资8次危机
那是个战争年代，民国政府70%以上的财政都用于军事开支。当集中在城市里的财政金融和经济体系一崩溃，就没有支付军费的可能了，无论有多少军队都不能维持财政崩溃的政权，于是，就被虽然没有财政、但靠农村老百姓支持的共产党军队，摧枯拉朽地打败了。毛泽东说，共产党是靠“农援”打败了“美援”。
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我只是认为这些因素值得纳入考虑，有利于开拓思路。也许，政权更替的主要因素还是革命战争的迅猛推进。但即使这个判断成立，我们也得知道，中国革命战争中，对最大社会群体农民的政治动员，就是宣布耕者有其田。
有意思的是，这个中国革命战争从民国时期起就叫作土地革命战争。孙中山发动了一次，被蒋介石搞歪了，共产党搞了两次，这三次都叫作土地革命战争。土地战争的核心动员机制就叫作耕者有其田，但是耕者有其田，却不是近代才有的说法。
大家可以去查证，中国人当代的很多话语都是当代才有的，比如政治、群众、阶级、政党，所有这些耳熟能详拿来就能用的话语，中国古代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不是从中国人的经验中产生的词，当然是外来的；但耕者有其田，却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政治正确”的概念。对农民来说，它并非是现代意义的革命口号，而是一个几千年的传统动员口号。
我赞成“农援”打败“美援”的说法。主要理由在于：新中国刚刚建立政权的时候，所遭遇的是民国年间金融危机的延续，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最高月度通货膨胀率38%。原来各解放区印的钞还在老百姓手里，比如华北票、东北票，都还要继续流通。早年开始跟苏联谈判给中国工业建设支援的时候，一个苏联专家给2万斤小米的工资。当时我们国家主席的工资折合3000多斤小米，部长级工资折合2400斤小米，局长级工资折合1800斤小米。聘请1个苏联专家的费用折合6个国家主席工资。
为什么1950年用小米为单位计算干部工资呢？因为农民革命时期小米是一般商品等价物。国民党撤离大陆时蒋介石把国库剩下的一点黄金全拉走了，因此，只要发行纸币一定是毛票子——没有国家储备——新中国也没有商品。既然土地革命解放了几亿农民，那只能拿小米——农民最认的东西——来当一般等价物。同时期银行存款叫“存三白”：白米、白面、白布。不是说存款人扛着白布上银行，而是今天存的钱到取的时候还能买到等值的白布，此所谓银行“存三白”，因为国家没有条件建立货币信用。所以，1949—1950年新中国成立之初遭遇的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危机，乃是1936年民国放弃银本位开始发行纸币以来延续了20年的通胀危机，而并非新中国政权因为“左右”问题造成的。
那么，新中国的货币体系是什么时候才正式建立的？中国真正使货币成为货币是什么年代？我认为是直到1998年开始国家银行体制改革，货币体系与财政相对分离之时。
1992年中国因财政补贴压力太大而放弃了“第二货币”——票证制度。当时一户人要想过日子，手里要有一大把票，除了粮票，还有油票、线票、火柴票、香烟票、肉票、布票、米票……每家有各种各样的本，副食本、粮本、煤本，等等。因此，第二货币体系是非常管用的，比第一货币体系厉害很多。其实一直到1992年取消票证制度之前，中国实施的是“第二货币”为主的货币制度，否则早就通货膨胀得一塌糊涂了。因为这些票证有效地抑制了庞大人口的消费，使政府尽管可以增加发行货币，但不至于构成全社会因为消费而拉动的恶性通货膨胀。至少，不能拿现在一般发达国家成熟市场经济来衡量我们的过去。
1992年，我国取消了“第二货币”体系，才让人民币成为商品交换的中介，具有了一般货币的基本职能；此后货币大规模增发，到1998年银行与财政才正式分家，中国才算开始进入相对比较独立的货币体系建立过程；到2001年、2002年才完成了中国现代纸币体系的建设。
从1936年到2002年，中国这条货币化道路很漫长，经济和社会代价都很大。如果做当代史的阶段划分，应该说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危机，乃是民国时期白银外流引发币制改革所留下的危机，那是根本不可能靠现在可想象到的任何经济理论来解决这场危机。
那时候，中共两大改变危机的因素值得注意：
第一是中国85%的人口都分了地，农民回到了传统的小农经济，具有非货币化特性，有没有纸币都没关系，任何一个经济多元化的村子都可以自我谋生，自给自足。所以，占人口85%的农民离开了相对现代化的城市经济，只要不动他们的土地，就可以自我发展。这样85%的人先稳定下来了，并且能够定期地提供他们的剩余农产品。
第二是朝鲜战争。今天，当朝鲜半岛局势重新紧张，黄海在闹事的时候，最大的赢家还是美国，这个不言而喻。当年朝鲜战争，西方很多人说是朝鲜侵略，搞错了。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北朝鲜因为是劳动党领导，所以迅速推行了土改。类似于我国在西藏的边缘地区，像西康、云南、青海等有藏族土司的地区全面推行土改，只维持藏区不土改，于是推行土改政策的藏区的土司奴隶主纷纷逃往拉萨。同理，当北朝鲜全面土改，农民都得到土地的时候，原来的地主富人大约几十万人逃往南朝鲜，因此南朝鲜政权更加坚定地反对土改。但是南朝鲜的农民不示弱，连续几年的农民游击战争，最后打到了汉城郊区，到1949年南朝鲜政权虽然控制汉城，但在郊区就已经岌岌可危了……
朝鲜战争爆发和不同国家介入朝鲜战争，不是发生在同一时间。一般理解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始于1950年10月，但对朝鲜而言这场战争始于6月，对于美国而言，也是6月20日战争一开始立刻进兵台湾海峡，对中国实行封锁。但西方认定中国参加了对南朝鲜的“侵略”，并且联合国也对中国进行制裁。所以，中国1950年6月刚刚建国不久就被联合国制裁，被西方封锁了。而在投票制裁中朝的安理会决议时，苏联代表缺席。据理，苏联是常任理事国，可以投否决票，但苏联没投否决票，个中缘由留待今后众人探讨，总之这是一场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地缘战略格局的重要的局部战争。
那个时候，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为中国说话，抗美援朝打胜了，中国第一次在世界上有了话语权。同时，这是一场把想中立地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中国打入苏联阵营的战争，从此中国必须站在苏联一边，成为紧密战略同盟。这就是朝鲜战争背后的大背景，很少被人所讨论的事情。因为中苏建立战略同盟了，苏联一改1945年把日本在东北所留下的全部设备连螺丝钉都拆走的做法，向中国东北境内大规模输入战争装备，这就意味着中国有了突然从天而降的军事工业，于是获得城市经济陡然起飞的效果。
总之，1950年中国从严重的民国遗留的经济危机转变成经济高涨，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土改剥离了85%的人口与现代经济的关联，于是乎经济相对稳定；二是朝鲜战争“打”来了军事工业，让中国经济陡然起飞——如果看GDP曲线，“噌”地一下子就上去了，中国立刻进入经济高涨时期，明显过热的高涨。也因此，中国出现了重大的制度演变。
抗美援朝让中国第一次在列强主导的世界上有了地位，苏联给了中国156项援助，但并不白给，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构建权在于投资人或投资国，即资本出牌。这一条不因国际共产主义原则而改变。
别拿豆包不当干粮，中国被从天而降的朝鲜战争“打”来的苏联资本也是外国资本，这个资本同样要对制度建设说话，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有的引资国按投资国的给定框架来构建本国的政治体制的道理是一样的。这涉及的是“左”还是“右”？现在如果一个大投资商说给某个县建立一亿多元的企业，县委书记肯定让全体政府部门都围着这个投资商转，尽可能满足他的条件。这与20世纪50年代的道理是一样的，所以，1950年以后中国构建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叫作“全盘苏化”。
这可能不是中国人完全自主开展的国家政治建设。当时游击队员出身的中共进城干部，还不知道如何有效组织管理苏式重工业，于是在政府的经济部门都派驻了苏联专家，帮着搞国家政治建设。所以，中国政府经济部门完全按照投资国的要求构建了八大工业部、五大经济委等，全套苏化政府部门的管理业务也搬过来；高级干部得去学习，后来继任的领导人都是那个年代培训学习过来的。大学里所有现代学科院系也都派驻了苏联专家，帮着搞教材，搞管理，搞学科体系建设。无须太多解释，总之经济基础一定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这既是经典理论，也是极其简单的常识。
1957年，很多小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可我觉得他们犯的却是左派“错误”，他们反官僚主义，反教条主义，反对从苏联搬过来的一切不符合国情的制度，甚至认为国家所搞的工业化，仍然是剥削工人和农民，工人农民付出的剩余价值没有获得体现。请问这些言论是左还是右？我觉得是左，可他们全都被打成了右派，至今，当年很多右派都弄不清楚自己是左派还是右派，时间长了，很多人就真以为自己是右派了，这就是思想界的大麻烦，中国知识分子何其悲哀，连自己到底是什么都不知道。这是我特别心疼他们的地方。你以为他们批评的这些问题毛泽东不懂？他很懂，但他更懂中国百年来只有这么一个工业化的机会，一丧失就完了。但那些小知识分子不懂，后来我跟几位平反了的老同志成了忘年交朋友，当年他们都是右派，我把这套理论分析给他们听，他们听了都觉得是这么回事，但是，他们都很难再改变自己的命运了。我很同情他们。
接下来也是1957年发生的重大事件，苏联突然终止了对华投资。
在朝鲜战争开打之前的1950年初，中国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规定当东亚无战事三年之后，苏联全面从中国撤军，包括撤走以旅顺口为基地的苏联远东舰队。那个年代在中国的大陆本土上仍然有大量的苏联驻军，中长铁路沿线连同财产在内都是由苏联控制，中国的大连特区和旅顺军港由苏联控制。
因此，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三年后，1956年中国请苏联践行条约。苏联便提出中国没有管理现代军队的能力，不能应对现代战争，所以要建立联合空军和联合海军，至少要建立联合指挥机关。毛泽东的中国立场也不是左与右，他就直接和赫鲁晓夫说：如果这样的话，你把中国拿去吧，我上井冈山。他不允许外国军队在中国土地上再驻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国从中国吞并的地方最大，已经不可能收回了。直到1957年其应该交回的中国领土，才还给中国；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苏联不再向中国投资了。当不断需要追加投资的中国城市工业化过程突然出现投资中断，请问这个经济还能维持吗？没有任何人可以维持，于是中国苏式的工业化停了。
因此，中国的上层建筑，为了管理苏联投资的工业化经济而构建的科层化政府部门，也就不能再继续正常运作了，无论如何，只能另辟蹊径。由此，就有1958年郑州会议要调动地方积极性，因为中央政府无苏联投资，经济就得停下来，不如让地方来继续搞工业化。但地方却毫无工业化的经验，于是“大跃进”成为发动地方工业化的社会运动。毛泽东当时为什么进退两难？因为是中央让地方搞工业化，地方同志犯了错误，又不能打击他们，还得要保护两个积极性，不能轻易出面纠正“大跃进”中过于激进的错误。大家都以为他太荒唐，其实他是种稻子的农民出身，难道不知道小孩是不能站到田里的稻穗上的？这主要还是因为那个时候苏联的投资突然停了，中央政府随即完全没有投资能力了，国家经济增长陡然下降，于是1958—1960年大危机就爆发了。
苏联靠不住，只能靠自己了，靠“穷棒子”互助组，毛泽东说“打破常规”就是“大跃进”，而打破常规是被逼出来的。
一般而言，一旦发展中国家突然遭遇外资停止投资而爆发经济危机时，都会因无力支撑上层建筑而导致政府垮台，要维持，只剩下政府体系中最硬的两个手段——军队和警察。为什么发展中国家较多发生军事政变？只要经济上宗主国不投资，这些发展中国家往往进入政治动乱，甚至出现种族屠杀，谁之罪？
中国当时也没有条件推进苏式工业这个经济基础了，可全盘苏化的上层建筑要改谈何容易？因此，以路线斗争为名发动工农兵改造上层建筑，这个也是中国创造。至于成还是不成，经验多还是教训多，留待后人评说吧。若是按今天仍然坚持的经典理论来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苏联投资的经济基础了，这个苏式上层建筑是难以维持的。
所以，即使再谈论今天所说的种种“极左”，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也许算是为了民族经济复兴的危机治理做法当时的经济基础，只不过是苏联留下的官僚主义上层建筑，已经无法再适应当时的经济基础，只能动员劳动力维持国家建设的经济基础了。按苏联形式主义运作的官僚们难以动员劳动力，如果不跟老百姓一起下乡干活，一块上工地，就难以被劳动者信服。但如果要用革命意识形态重新动员老百姓，就需要驱使已经学会穿中山装喝苏式咖啡的官员们下乡了。所以，20世纪60年代就有“四清运动”等等一系列大量干部下乡活动，革命意识形态再次成为抑制政府过分官僚化的武器。
后来这些过程都应该是很清楚的，“文化大革命”最大的错误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但党还在，国家没有垮，这个空前危机还是顶住了。
接着，我想请大家考虑的是，通常都说过去是计划经济搞错了，我现在的研究证明中国在所谓计划经济年代，其实大部分年份都没有计划，只是在1970年以后才搞过两个五年计划。
事实上，1950年还没有计划经济的时候，苏联已经因为朝鲜战争向中国投资了，因为战争需要大设备进来了。到1952年成立国家计委的时候还是苏联人手把手地教，也不是我们自己搞的计划经济，苏联人提出计划执行投入，中国人按照苏联人给的投资具体执行项目，那时候的工厂大多是苏联人派厂长，派工程师，派技术员，甚至派技术工人，不是我们自主的工业化。到1957年苏联突然停止投资了，然后1960年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也全被撤走。1957年我们的计委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做了几个计划控制数字，也随之胎死腹中。
所以客观上虽然有“一五”，但“一五”基本上是苏联人搞的。教科书上也有“二五”，但“二五”没出台，因为没投资了。然后是20世纪60年代困难时期，到1963年应该出台“三五”的时候停止了，是因为这时要备战了——1961年国民党开始反攻大陆，1962年发生中印边境战争，1963年发生印度支那紧张局势，其间美机、美舰800多次侵犯中国领空和领海，于是中央政府要搞战备，上三线。“三五”因此没出台。
那么，“三五”应该从哪年开始呢？应该是1963年到1968年期间，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工业基本停产，也就没有计划经济了。直到1970年才有“四五”。因为，毛泽东请四位老帅做国际形势分析：世界大战什么时候打。老帅们给毛泽东的意见是至少20年内无大仗发生，如果要打也是在欧洲打，因为帝国主义矛盾还是在帝国主义内部。毛泽东说，如果没大仗发生，那我们就抓紧转向民生工业。于是，开始了“小球带大球”，中国恢复了对欧美日的关系，进入了朝向民生工业的结构调整。于是，中国才有了“四五”计划。
你没被两个世界霸权封锁过，你怎能真正理解毛泽东？你没跟美苏交过手，你还敢说毛泽东不实际？
所以，中国整个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就没自主地搞过工业计划，直到1970年决定经济调整以后才开始由中国人自主地搞“四五”计划，主要还是为了引进西方资本，形成新的工业结构。可见，中国人70年代的“四五”和“五五”是为了引进西方资本、调整工业结构的两个五年计划。1971年毛泽东亲自委托周恩来制订“四三方案”——引进43亿美元的西方设备，开始调整工业结构，但立刻遭到新的外资转化为外债所带来的以中央政府赤字为主的经济危机，于是乎发生了第三次上山下乡。
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的上山下乡是1958年经济危机的结果，1968年上山下乡则是1966年经济危机的结果，那么1974—1976年的上山下乡，是70年代引进外资变成外债带来的经济危机所导致的结果。在毛泽东时代，每一次经济危机都靠上山下乡向农村转嫁了城市劳动力过剩的代价，因此城市的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发生的内生性危机，都安全地软着陆了。
能软着陆，根本上就是因为农民支持毛泽东，因为他使耕者有其田。
1950年以来每一次引进外资都引发两次危机：苏联投入54亿美元外资引发了1960年和1968年两次危机；1971年引进43亿美元外资带来了1974年、1979年两次危机；20世纪80年代再次更多地引进外资带来了1988年和1993年两次危机；然后就是90年代中期开始全面进入全球化，带来了1998年、2008年两次输入型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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