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詠，逍遙鎮人，先後求學於西華縣高中、河南大學，任教於周口師範學院、洛陽師範學院，文學博士，教授。
一、劉震雲的基本創作經歷
劉震雲，著名作家、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1958年5月生於河南新鄉延津縣，1973年至1978年服兵役。1978年至1982年就讀於北京大學中文系。1982年畢業到《農民日報》工作。1988年至1991年在北京師範大學、魯迅文學院讀研究生。現為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會委員、北京市青聯委員、一級作家。
2011年8月，《一句頂一萬句》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茅盾文學獎公佈獲獎名單時，劉震雲在菜市場買菜，正猶豫著是買番茄呢還是買茄子，中午是吃番茄打滷麵呢還是茄子打滷麵。番茄比茄子貴。此時，出版社的人來電告訴他，《一句頂一萬句》獲獎了，獎金比過去高很多，他當即決定：買番茄。
獎金以前是5萬，這一屆李嘉誠有個贊助，變成50萬了。劉震雲很高興。
獲獎的共5位作家。這次投票跟以往不同，採用的是實名制。這樣一來，投票人就得考慮自己的面子，手中一票得體現自己的見識，而不只是跟誰關係更近。“好多人把民主說成一隻猛虎，一實行民主就天下大亂了。”劉震雲說，“沒想到，民主在文學的荒蕪田園裡實驗了一下，沒亂啊。”
獲獎小說《一句頂一萬句》是長江文藝出版社報送的，他根本沒指望能評上，還跟出版社的人說，報啥啊，別跟人家摻和了。出版社說，試試吧，沒壞處。“這邊試試，那邊的民主選舉也試試，這倆試碰到一塊了。”他把這歸結為民主的力量、傾聽的力量。
2016年1月29日，劉震雲在第47屆開羅國際書展上，被埃及文化部授予“埃及文化最高榮譽獎”。
1982年開始創作，1987年後連續在《人民文學》發表了《塔鋪》、《新兵連》、《頭人》、《單位》、《官場》、《一地雞毛》、《官人》、《溫故一九四二》等描寫城市社會的單位系列和幹部生活的官場系列的作品，引起強烈反響。在這些作品中，他迅速表現出成為大作家的潛在能力，確立了創作中的平民立場，將目光集中於歷史、權力和民生問題，但又不失於簡潔直接的白描手法，也因此被稱為“新寫實主義”作家。"新寫實主義"作家主要有池莉、方方、劉慶邦、劉恆等人。劉震雲的代表作《塔鋪》則獲1987-1988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
他的《塔鋪》、《一地雞毛》、《單位》、《官場》、《官人》等，側重關注人與環境的關係;或者說在社會結構中人的處境。他對於“單位”這一特殊的當代社會機制，以及這一機制對人所產生的規約，作了具有發現性質的描述。無法把握的慾望，人性的弱點，和嚴密的社會權力機制，在劉震雲所創造的普通人生活世界中，構成難以掙脫的網。生活於其間的人物面對強大的“環境”壓力，對命運有不可知的宿命感;同時又在適應這一生存環境的過程中，經歷了人性的扭曲。對於他們的活動，互相的折磨，傾軋，以及所表現的猥瑣、自私、殘忍，小說有著冷靜、然而深刻的揭示和批判。這種批判，在一些作品中，以喜劇的、嘲諷的方式得到更有力的表達。相比起另外的“新寫實”小說來，劉震雲的作品，有對“哲理深度”更明顯的追求，這指的是他對發生於日常生活中的，無處不在的“荒誕”和人的異化的持續的揭發。
自1991年發表長篇小說《故鄉天下黃花》始，他開始追求新的創作境界。
1993年發表故鄉系列第二部長篇《故鄉相處流傳》，後經過五六年的時間完成長篇鉅著《故鄉面和花朵》(華藝出版社1999年初版)。《故鄉面和花朵》體現著他在文體和內容上的雙重探索。結構的龐雜、技巧的多變、語言的繁複、意義的含混等等都令人歎為觀止，也引起了一些爭議。
2003年推出《一腔廢話》，2007年推出小說《我叫劉躍進》，並被改編成電影。
以上作品，在我看來都是對於《一句頂一萬句》的前期準備。
2009年出版長篇小說《一句頂一萬句》，引起轟動。確立了自己的最偉大或者最接近偉大的中國作家的地位。
劉震雲寫作的最初動力來自一個後來被人認為發瘋了的新兵朋友，還有他的不識字的母親。
劉震雲從15歲開始寫作， 1974年，他剛當兵。那個年代農村孩子沒什麼出路，整天在家裡吃高粱面，生活很苦，因此當兵對一個孩子是特別好的差使，當了兵，再努努力，提了幹，就可以回家找媳婦。劉震雲當兵時第一次見到火車，覺得那場面特莊嚴，火車開動放氣時的樣子，"嗚--"真好。排長是老兵，問他想家嗎，他心想有白饃吃還想什麼家啊。那時候拉兵的火車全是悶罐子，沒廁所，都是第二天早上車門拉一條縫，排著隊撒尿，他在移動的物體上撒不出來，排長讓他排最後，結果一轉身，他對著排長撒出來了，尿了排長一褲子。排長跟他急了，說劉震雲我算是認識你了，他告訴排長說我有點想家了。
劉震雲當兵是在甘肅一個大戈壁灘上。他說他的一個新兵朋友是他到目前為止遇到的為數不多的智商特別高的一個人。一上火車就開始寫詩“新家安在長城端”。劉震雲感慨道:“在我撒不出尿的時候他已經開始寫詩了，可見比我聰明到何等程度。”他朋友說，你別跟他們弄了，你跟我學寫東西吧。劉震雲說，跟你學寫詩啊，成啊。就這麼著，他開始寫詩。他的朋友在幾個月後跑了。一開始認為他叛逃，那天晚上正睡覺呢，部隊緊急集合，團長說:“投降就讓他投降，不投降就讓他滅亡。子彈，上膛!”一個團的兵力佈置在邊境線上，最後突擊了一天也沒找著。因為他的朋友回家了。
有一次劉震雲去他村裡看他，發現他在家裡擺了好多書。村裡人都說他瘋了，農村孩子老不下地幹活，在家看書，不就是瘋了嗎?過了幾年，聽說那朋友殺了人。起因是女朋友也說他瘋了，找了另外一個男的，他朋友“咣噹”一錘下去把那男的砸死了。公安局審訊他朋友。一堂審下來，把公安人員的腦袋都弄大了，說沒見過這麼瘋的人。問他一句話，他能說上幾十句，語速特別快，都是《資本論》上的話。縣公安局的人哪知道這種語言，紛紛嚷道:“他瘋啦！”
劉震雲自己說過，是一個瘋子把他領上了文學道路。但對他寫作影響最大的人是他媽媽。劉震雲的母親不識字，但她覺得寫作是件簡單的事。她在鎮上賣過醬油，那時開始學字。醬油店旁邊是個書店，她去抓了一本書開始看，一抓就是魯迅的書。後來她知道兒子以寫作為生，聊天時就說：“你現在也寫東西?這工作不難。”劉震雲說：“我覺得挺難的。”母親說：“魯迅在寫東西的人裡邊算是一大個的嗎?”劉震雲說：“魯迅可成啊，好多人都覺得他寫得挺好的，把他當祖師爺。”母親說：“嗨，那寫作這東西太容易了，我看過他的書：後園有兩棵樹，一棵是棗樹，另一棵也是棗樹。我都能寫出來，我就是識字少，那有什麼，我賣醬油，一個是醬油缸，另一個也是醬油缸。很容易。”
劉震雲發表的第一部作品是《塔鋪》。當時寫東西很倚重生活描寫，對內核的東西不一定完全領悟，但寫生活本身的時候作品會幫作者釐清相關事物。按劉震雲的話說，“就好像你在地裡，一鍬下去，有雜草根、蚯蚓啊什麼的，你未必知道一鍬下去有這麼多東西，但土地確實有這麼多含量。所以一開始寫東西很佔便宜。”
《溫故1942》是劉震雲自己最看重的的一部作品。“我覺得它寫得既感性又理性，是個好作品，包括它將要拍成的電影也是一個波瀾壯闊、震撼人心的民族心靈史。”1942年，河南一場旱災，死了300萬人。更可怕的是，後代把這些事全忘了。中國是個特別容易遺忘的民族，這當然也和它經受的苦難太多有關係。那場災害本來不該死那麼多人，可是當發生旱災的時候，一批人逃荒到原本荒涼的西北，餓死了。日本人進攻河南，蔣介石想把災區甩給日本人，日本人堅持不進兵，不給蔣撤退的藉口，雙方軍隊形成了僵持，就在這僵持中，河南人一個個倒下了。劉震雲說他寫這本書是為了長民族的記性，避免災難的重演。
劉震雲認為文學創作有兩個階段，第一個是寫作經驗少、年輕的時候，會喜歡用複雜的事說複雜，但當作者人生閱歷多了以後，哲學範疇。另一方面是，一開始寫東西特別容易用人的第一反應，第一反應就是直覺，寫東西節奏容易順。寫作的經驗、閱歷多了以後用的就不是第一反應，第二反應、第三反應的東西會更多一些，也就是反其道而行之的東西更多一些，會顯得作品更疙裡疙瘩。比如《手機》裡一個場面是開會，各人手機響了，按正常的情況應該是大家都在說話，把會議干擾下去，但《手機》裡選了一個細節，是一個人拿著手機聽，他不說話。一個說話的場面一個不說話的場面，這細節就比那個好一些。
在《甲方乙方》裡劉震雲演過一個情痴，那是一個特別不著調的角色。當時也是因為好玩，馮小剛告訴他說就坐一塊吃頓飯，結果一坐就是七天，劉震雲煩了，不去了。很多人勸哪勸，最後葛優說：“您是一大演員啊。您的演技怎麼樣我真不知道，但您的做派確實是大演員!我沒這麼等過別人哪。”
劉震雲說他寫劇本是使自己的小說換了另外一種方式在說話，他只改自己的小說，他也沒有給哪個導演出賣過勞動力。他認為，電影劇本和小說的關係一直沒有擺正，其實不論哪個東西在前邊，後邊的應該是沾前邊的光。如果小說在前邊，電影劇本在後邊，因為小說把所有的選擇都體現出來了，劇本可以比著小說擇出需要的；如果電影劇本在前邊，小說應該比電影劇本寫得好，因為可以站在材料和實驗的基礎上重新組織小說。但是中國的作家確實把這事給弄擰巴了，先有電影劇本的時候，小說就成了劇本的擴充，注了好多水，變成了劇本的附庸，結果根據電影寫的小說就沒法看。其實不應該是這樣的。因為小說和電影非常不一樣，看電影是看熱鬧，就像聽好多人在大廳熙熙攘攘地說話，看小說則像兩個人在燈下談心。如果小說成為電影的附庸，那劇本的一就可能只成為零點八，如果站在電影劇本基礎上重寫小說，那就是一加二等於三了。
電影改小說，是電影吃虧，沒有哪個電影可以像好小說那麼豐厚，電影一個半小時看完了，小說幾十萬字可以讀一個月，時間上不成比例。另外電影是一個集體創作的結晶，有編劇、導演、演員、美術等等，哪個環節掉鏈子整體分數都會向下減，小說的修改則是個加分的過程。
劉震雲喜歡把寫作比喻成運動。生活中有兩種運動，一種是找贏的運動，比如各種球類比賽，進球就算贏了；另外一種是找失敗的運動，比如跳高，什麼時候竿碰下來跳高就結束了。寫作對於劉震雲來說就是一個找失敗的運動。他說過：“如果哪個作品寫出來自己覺得特別好，那作家就完蛋了。我覺得作家真正寫出一東西來總是挺慚愧的，挺羞於見人的。寫之前有信心，說這作品是我最好的，但寫完後發現不是，又寫完一個還不是。你發現你要表達的在天邊，到天邊去找，不是;在山溝裡，還不是。好容易發現了，但仔細一看還不是。寫作的過程就是隱隱約約知道在哪，一直在找它。”
劉震雲是作家當中比較有錢的人。
2006年，首屆中國作家富豪榜發佈，劉震雲以250萬元的版稅收入，榮登作家富豪榜第25位。
2009年11月30日，以180萬元的版稅收入，榮登作家富豪榜第16位。
2011年11月21日，以160萬元的版稅收入，榮登作家富收豪榜第26位。
2012年11月29日，以280萬元的版稅收入，榮登作家富收豪榜第19位。
二、《一句頂一萬句》的前前後後
《一句頂一萬句》是劉震雲醞釀創作了三年的作品。小說的敘事風格類似明清野稗日記，語句洗練，幽默生動。著名評論家李敬澤曾這樣評論:“讀《一句頂一萬句》，常想到《水滸》，千年以來，中國人一直在如此奔走，這種眼光是中國小說的‘國風'，’國風'久不作矣。”
《一句頂一萬句》，劉震雲認為是自己寫得最好的一部書。“我想通過兩個‘殺人犯’來探尋人生和生命的終極意義，中國人為什麼活得這麼累這麼孤單，一輩子活著找個知心朋友那麼難？”
提筆之前，劉震雲開車出了北京，穿越河北迴到故鄉河南延津。在故鄉小住幾天後，又經過開封、洛陽，到了陝西咸陽、西安、寶雞，最後拐到山西呂梁，進入河北滄州，最後回到北京。
“兄弟，你出門在外不容易。”山西長治縣一個光膀子種瓜的農民對開車的劉震雲說。在一條沒被汙染的河邊，劉震雲的車被河邊的柳樹林和瓜田擋住了去路。他下車問路，農民大哥對他說的這句話成為了《一句頂一萬句》的敘述口吻和語調。
延津是劉震雲的情感觸點。劉震雲創作的小說，差不多三分之二與故鄉有關，無論是《故鄉天下黃花》、《故鄉相處流傳》、《故鄉面和花朵》，還是《一句頂一萬句》，都是以他生長的那個村莊為基本背景，千百年的滄桑，歲月的風雲變化，都放在了那塊貧瘠、多災多難的黃土地上。
“我家祖上不識字。”15歲的時候，因為土地不能養活肚子，天天吃高粱面的劉震雲，選擇了當兵，那幾乎是惟一逃離土地的出路。
“當兵對農村孩子是特別好的差使，當了兵，再努努力，提了幹，就可以回家找媳婦兒。”劉震雲在甘肅的大戈壁灘上當了5年兵。到部隊不久，排長問劉震雲：想家嗎？劉震雲的回答是：“排長你放心，我一輩子都不想家，天天吃白饃我想什麼家？”
從部隊退役後，劉震雲回到老家當了名中學教師。1978年，20歲的劉震雲成為省裡文科狀元，通過剛恢復的高考進入了北京大學，成為中文系的大學生。剛到北大，他看到上課前女同學吃東西，他就問她吃的啥？女同學說是口香糖。他就問：口香糖是啥糖呀？人家就笑他是“土老帽兒”。
在大學時期，劉震雲開始寫小說了。他的處女作發表在《未名湖》上，當時的編輯是查建英，那是一篇寫農村的小說。這期雜誌除了劉震雲的小說外，還發表了兩篇校外來稿：史鐵生的《午餐半小時》和北島的《幸福大街13號》。
在北大讀了四年書，劉震雲被分到《農民日報》工作。和許多作家一樣，在最初的作品裡，劉震雲更多依賴的是自己的生活經驗，在小人物的生存境遇描寫和人情世故的描寫上，劉震雲有超人的洞察力。
參加高考補習班和新兵軍訓生活，有了劉震雲早期引發外界好評的《塔鋪》、《新兵連》。
使劉震雲出名的是《一地雞毛》和《單位》，接下來的“單位系列”還有《官人》和《官場》。發表在《人民文學》上的《官場》，小說主人公正好與現實官場的一個人重名，與他的秘書重姓，此人揚言要告《人民文學》和劉震雲。
到了《頭人》，劉震雲開始把目光轉到他的故鄉，有了《故鄉天下黃花》、《故鄉相處流傳》，以及後來他花8年時間寫就的四卷本200萬字的《故鄉面和花朵》，鉅著出版後沒有得到文壇回應，評論界保持沉默。當時圈子裡有笑話說，只有三個人看過《故鄉面和花朵》，作者劉震雲，責任編輯金麗紅，還有寫了縮寫本的關正文。
在稍作調整後，劉震雲寫了他的“一”字系列的《一腔廢話》，接續的當然是前面的那個《一地雞毛》，延續的有現在的《一句頂一萬句》。
《手機》的結尾一節《口信》，發展出了《一句頂一萬句》，但寫《一句頂一萬句》的途中遇到困難，《我叫劉躍進》給“躍進”出來了，等於是個副產品。回過頭來，又寫《一句頂一萬句》，先來的反而後到了。
以往的寫作，劉震雲喜歡把事兒往深刻裡說，他說這恰恰證明了自己沒到達深刻的階段。就像登山一樣，沒到山頂時說的都是山頂的風景如何美，到了山頂說的都是山下的雞鳴和炊煙。“最好的例子就是孔子，儒學統治了中國兩千多年，但孔子的《論語》說的都是家長裡短。”
從《一腔廢話》、《手機》到《一句頂一萬句》，都是圍繞“說話”展開。“說話”成了劉震雲小說反覆打擊的一個點。“我也沒有有意地要把這些做成一個系列，這一時期，腦子是不是無意中在‘說話’的隧道中穿行，有可能是這樣。”
《一腔廢話》是說廢話的作用。為什麼生活中有那麼多的廢話？因為廢話支撐著我們的生活。《手機》是說謊言的作用。謊言支撐著人和人之間的關係。謊言存在的時候，人和人之間的關係是十分穩定，當謊言被揭破，對生活的破壞性是致命的。“當手機充滿了謊言，就成了手雷。”這句話經由同名電影的傳播，已經令許多人耳熟能詳。
《一句頂一萬句》是說——講真話不容易。不容易不是心裡沒有這句話，而是有這句話找不到訴說的對象。書裡有一位意大利牧師老詹，他發現中國人和西方人最大的區別就是，西方人遇到心裡話有地方說，中國人沒地方說。為了給中國人找一個能聽人說話的人，他不遠萬里從意大利來到中國。當他把上帝送到中國人面前的時候發現，中國人跟上帝沒得說。“中國人有一個極大的哲學觀是什麼呢，講有用，無用在中國不盛行。”劉震雲說。
多年前，劉震雲的代表作《一地雞毛》裡，故事圍繞著“小林家的一斤豆腐餿了”展開。這樣的創作方法在其之後的作品中屢見不鮮。他把事情從一個很小的點推向荒誕。什麼東西最荒誕？好多人認為荒誕的東西最荒誕，劉震雲認為不是。“真實的東西最荒誕。”
“生活這麼荒誕，還用你去編麼，再編能編得過生活麼？”在他眼裡，好萊塢大片厲害，可任何一個大片都超不過生活本身。把生活中的邏輯寫出來，足夠了，“你需要的是傾聽。”劉震雲說，“很多人說要體驗生活，要直面現實，這話都特別扯淡，你整天都在生活裡邊。”
和筆下的人物聊天——這是他寫作的驅動力，也是他的樂趣所在。現實中找朋友吃飯聊天需要找時間找空間。但對於寫作者來說，他有充分的時空和自己筆下的人物聊天。“寫作能讓你跟願意待的人待在一起。”
生活中，劉震雲最討厭兩種人：一種是故作高深的人。“經常會有人拍著你的肩膀說：這事啊，你得好好想想啊。他的內心一定很虛榮。”另一種是特別嚴肅的人。
“一個骯髒的國家，如果人人講規則而不是談道德，最終會變成一個有人味兒的正常國家，道德自然會逐漸迴歸；一個乾淨的國家，如果人人都不講規則卻大談道德，談高尚，天天沒事兒就談道德規範，人人大公無私，最終這個國家會墮落為一個偽君子遍佈的骯髒國家。”這是胡適說過的一段話，劉震雲非常欣賞。
在《一句頂一萬句》裡，劉震雲用不同時代的兩個小人物的生存和命運書寫人生的“出走”和“迴歸”，小說前半部寫的是過去：孤獨無助的吳摩西失去惟一能夠“說得上話”的養女，為了尋找，走出延津；小說的後半部寫的是現在：吳摩西養女的兒子牛建國，同樣為了擺脫孤獨尋找“說得上話”的朋友，走向延津。一出一走，延宕百年。
出版商說《一句頂一萬句》是至今為止劉震雲最好的小說，寫出了中國人的“千年孤獨”。劉震雲說出版人的宣傳“太雷人”了。可能為了好賣書，非跟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聯繫到一塊兒。不過，他自認為《一句頂一萬句》是他最成熟的作品。
而關於好作品，劉震雲有幾個自己的標準：一、得對世界有新的發現，說的是不同的話；二、書中的人物，是自己的知心朋友，說的是知心話；三、技術層面，用宋朝的話說，端的寫得一手好個錦繡文章；四、要寫出好作品，還得有非凡的胸襟和氣度。“作品考驗到最後，技術層面已顯得很不重要了。技術層面是多數人能達到的；非凡的胸襟和氣度，卻是少數人才能修煉出來的。”
劉震雲跟很多作家不一樣的一點，他是一個自由職業者，好多年前就不拿《農民日報》的工資了。“我是靠寫字為生的人，那些專業作家是能靠這個職業拿工資的。”
他從來沒認為作家是一個多麼高貴的職業，“我們村兒的人呢，也不認為我寫作是個多麼了不起的事情。跟我表哥去街上做個小生意，賣個花雕，賣個涼粉兒，賣個洋紗的布是一樣的。直到現在我回去他們還說，你不就靠編瞎話兒為生麼。”
打工的父老鄉親有孤獨卻不說。“他們不說，我有責任替他們說出來。就像我家要壘雞窩，在建築工地當大工的表哥，有責任替我砌起來一樣。”
劉震雲認為，在我們的生活中，人和人的關係非常危險，人和神的關係非常保險。《一地雞毛》裡小林是孤獨的；《手機》裡的費墨也是孤獨的；更多孤獨的人是“劉躍進”這樣的人，《一句頂一萬句》裡的楊百順和牛愛國也是孤獨的，“孤獨”對劉震雲來說，是一把通向文學神奇之境的鑰匙。
劉震雲說：中國人太孤單太寂寞了，幾千年活得都是這樣。
中國的文化生態、生活生態，跟有宗教的民族的生活心態和文化生態有特別巨大的區別。因為有宗教的社會是人-神社會，就是我們倆除了有交往之外，還有一個神，我們倆交往的時候都在跟神交往，這種交往是一種三角的關係，三角的關係用數學理論和物理理論來講，是特別穩定的一種關係。神是無處不在的。神除了告訴你從哪兒來、到哪兒去、你是誰之外，還起著一個更重要的作用，就是你隨時有事情有話都可以跟神說。你有懺悔的話，有痛苦的話，有高興的話，你都告訴神。因為神是無處不在的，也許他沒有，但是宗教的想象力我覺得非常巨大，而且非常有威力。我們老是說，不可告人，不可告人的事兒，你都可以告訴這個神。你犯了多少對不起人的事兒，多麼驚心動魄的事兒，你都可以說，主啊，寬恕我吧，主的回答都是，孩子，你已經被寬恕了。這是有宗教民族的生活生態和文化生態。但是不少中國人並沒有真正信仰過宗教。你有心裡話，必須找對一個人你才能告訴他。三天不吃飯餓不死人，可是三天不說話就把人憋死了。而你找知心朋友的話，是非常非常艱難的事兒，不是清朝艱難，不是民國艱難，也不是唐朝艱難，是從古到今都很艱難的事兒。所以有一句話叫，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人找人，這是非常困難的。但是朋友找著了，並不一定你這心裡話就要告訴他。話找話，比人找人還困難，是不是說得著，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人和人之間的關係是會發生變化的，知心和不知心也是會變化的，知心朋友有十個，但這十個知心朋友可能都變得不知心了。人和神之間的關係是不會變的，神永遠是人的知心朋友。神的嘴很嚴，人的嘴是不嚴的。禱告為什麼要在密室呢？密室的意思就是不讓別人進去。但是在人-人社會，人的關係變了，我變了，或朋友變了，還有一個是生活本身也變了。這三條任何一條發生變化，人的關係都會改變。這三個關係在一起的變化可能會產生化學反應，這種化學反應可能會導致朋友關係的顛覆。如果朋友跟我變得不知心了，我會把朋友跟我說的話給說出去，這就變得非常危險了。
所以說人和人的關係是非常危險的，人和神的關係是非常保險的。在一個非常危險的人-人社會中，一個人怎麼能找到另外一個人，一個話怎麼能找到另外一個話，我覺得這樣一個生活形態和話語形態，甚至比一個社會形態和歷史形態要重要得多。因為社會形態和歷史形態總是在不斷地發生變化，許多偉大的人物會說他們創造了歷史，但是歷史很快告訴他們這個歷史已經過去了。千里搭涼篷，沒有不散的筵席，說的就是這個意思。毛主席說，我一輩子能改變郊區的幾個公社就不錯了。連公社也沒能改變得了，因為現在沒公社了，又回到了鄉和鎮。所以我覺得像社會的階段和歷史的階段，都是挺階段性的，都會過去。但是像人-人社會這樣一種生活形態，它是比較穩定的。怎麼跟人打招呼，見著問，吃飯了嗎，我覺得這個是千年以來根本不變的，它是個常態，不是變態。所以我覺得寫這個小說的時候好像摸到了一個特別根本的東西。
當一個人在說表面的話的時候，他的話語是非常滔滔不絕和鋪張的、張揚的。比如我們在酒桌上的談話，一般那個場景都是滔滔不絕的，笑語歡聲的。表面的話呢，適合說黃色笑話。但是一個人找另外一個人，一句話找另外一句話，因為它是心裡的話，知心的話，跟表面的話是非常不同的，一般都說得比較短，比較樸實，比較真實，比較知心。樸實、真實、知心，是最有力量的東西，不需要外在華彩的東西去渲染一種氣氛，因為真實、樸實是自然會產生一種氣氛的。
中國是個人-人社會，沒有一個神在那兒，所以表面的現實和物質生活是非常喜歡熱鬧的。你會發現我們有那麼多的節日，那麼多的集市，那麼多的慶典，那麼多的開幕式，特別喜歡這種群體的歡樂。這種歡樂的背後，當他是一個個體的時候，他是特別孤寂、特別寂寞的，所以大家才要出來，製造一個群體的歡樂。只要是中國人，幾個人湊在一塊兒，都是笑語歡聲。不但知識分子是這樣，酒桌上是這樣，說黃色笑話，就是工地上的民工也都一樣，都是笑語歡聲，但他剩一個個體的時候，他在街頭蹲著，你會發現他們眉宇之間露著一絲憂鬱。這種憂鬱的種子在時間稍微長了的時候長成一棵樹，這棵樹就不叫憂鬱了，叫孤獨。人-人社會的人是非常孤獨的。當孤獨在每個人的心裡連成一個群像時，這個孤獨是非常可怕的。孤獨會是另外一種反動和惡魔的力量。惡魔在私語裡是非常麻煩的一件事兒。但這就是我們的生活生態和文化生態，而我們又非常的熱鬧。喧鬧和突然寂靜下來這個關係，我覺得是生活中的另外一種景象的對比。
孤獨與寂寞是《一句頂一萬句》表達的主題。楊百順和牛愛國是農村進城打工的，他們從事賣豆腐、剃頭、殺豬等體力活，他們也有精神痛苦和流浪，在以往的文學作品裡，這些只表現在知識分子身上。
劉震雲認為，過去大家都覺得這是知識分子才有這樣高級的精神活動，比如《古拉格群島》、《日瓦戈醫生》，或者《哈扎爾辭典》、《霍亂時期的愛情》、《我的名字叫紅》，寫的都是知識分子因為戰爭、政治、宗教等原因的精神痛苦和思考。
其實，在我們日常的生活裡，好多不識字兒的人，他們面對生活的時候，突然悟到許多書本上悟不到的東西。就像《一句頂一萬句》這裡寫的磨豆腐的、販驢的、剃頭的、殺豬的、染布的，他的精神漂移和流浪，要嚴重得多。
劉震雲不喜歡我們日常生活意義上的知識分子。
劉震雲說過：“知識分子”的概念如何界定？讀了幾本書，就成了“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得對這個世界有新的發現。大部分的“知識分子”，不過是“知道分子”罷了。有時候讀他們十年書，還不如聽賣豆腐的、剃頭的、殺豬的、販驢的、喊喪的、染布的、開飯鋪的一席話呢。
特別是中國作家，也假裝是“知識分子”，他們一寫到勞動大眾，主要是寫他們的愚昧和無知，“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百十來年沒變過。採取的姿態是俯視，充滿了憐憫和同情，就像到貧困地區進行了一場慰問演出。或者恰恰相反，他把膿包挑開讓人看，就好像街頭的暴力乞討者，把匕首扎到手臂上，血落在腳下的塵土裡，引人注意。
除了這種描寫特別表象外，我還懷疑這些人的寫作動機。一個站在河岸上的人，“子非魚，安知魚之樂？”一個釣魚的人，怎能體會一條魚的精神流浪和漂泊？他關心的不是魚，而是他自己和他自己所要達到的目的。他們找人沒有問題，但想找到相互知心的話就難了。
更大的問題在於，他們認為重要和強調的事情，我舅舅和我的表哥們認為並不重要；他們忽略和從沒想到的事情，卻支撐著我親人們的日日夜夜。他們與街頭暴力乞討者不同的是，乞討者把匕首扎到了自己身上，他們把刀子扎到了別人身上。我討厭這樣的寫作，討厭這種“知識分子”的寫作。
劉震雲說，我們首先必須知道一點，作家並沒有什麼了不起。孔子說“三人行必有我師”，這話特別好。前幾年，我買了個房子，民工在我們家裝修，我天天請他們吃中飯跟晚飯。其中一個小夥子不好意思了，說：“劉哥，你天天請我們這種人吃飯，我沒啥回報的，只能說點兒知心話。”他會告訴我好多煩惱，怎麼從老家出來，怎麼打工，一侄子怎麼被電死啦。後來又說，“人生一輩子，要老想這些難受的事兒吧，你也早上吊了。想難受的事兒的時候吧，想想還有高興的事兒，也就活下去了。”這些話很樸實，透著他人生的體驗和實踐，可比那些知識分子和書本上的話好得多。
我上大學的時候，對我啟發最大的是吳組緗先生。我上大學的時候，很多是“五四”過來的老先生。吳先生開講座，從來不說書本上面的事兒，總是跟你聊人生經歷。他返樸歸真，知道這些知識、教材上的事兒都是從生活中來的。
他就是說六個字，一句是“不著急”，許多人著急了一輩子，也就活一輩子。不著急其實是調整好人和時間之間的關係，不管什麼事情，慢慢來。不管是做人做事，想好做好。另外一句是“不要臉”。“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吳先生受到批判，去廁所掃地，他卻說“我人生裡幹得最漂亮的事兒，是北大的廁所我打掃得特別乾淨。我是一個打掃廁所的人，我就不再把自己當教授啦。”這是不要臉的前提啊。但是他的朋友老舍先生是人民藝術家，他突然受到批判，“士可殺，不可辱”，跳湖了。所以吳先生對我們說，不著急、不要臉，這話是他自己一輩子體會出來的。我們下邊這些聽眾，當時年輕聽不明白，但隨著年齡增長，五十來歲了，可能就慢慢地體會出來了。
曾經有記者文劉震雲，您在接受採訪時對知識分子和當代作家頗多微詞，您不怕激起“公憤”嗎？
劉震雲這樣說：公憤也分兩種，如果公憤是對的，我當然害怕了。如果公憤是錯的，我為什麼要害怕呢？我的意思並不是中國沒有知識分子，而是他們沒有達到知識分子的要求。他們只是知道別人的話，重複別人的話，解釋別人的話，這是知道分子，不是知識分子。我最討厭有些知識分子的虛偽，我也說過作家，世界上只有兩個國家有專業作家體制，一個是中國，一個是朝鮮，你寫了作品拿稿費是對的，沒寫作品白拿納稅人的錢就不對了。門口釘皮鞋的大爺釘一雙鞋收一份錢，道理就這麼簡單。好多專業作家還義正詞嚴地教育別人，俯視勞動大眾，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這就錯了，你要想教育別人，你首先要教育自己。我從很多年前就不拿工資了，完全靠寫字養家餬口，否則我就沒有資格理直氣壯地說別人了。
作家不斷有作品出來是好事，這證明你又遇到了知心朋友。生活對我物質上的壓力很小，甚至沒有。我是一個農村出來的孩子，我對物質方面的要求並不高，我算過賬，我們家自己做飯，一天三頓飯能花多少錢啊？吃得好一天也就二三百塊錢，一個月五六千塊錢就能生活得很好了。按照我寫作的稿費收入來看，完全沒有任何問題。作家一兩年寫一本書，其實並不算多，要知道一年有365天的啊。書跟書不一樣，寫《故鄉面和花朵》雖然花了六年時間，但那部書二百多萬字，和現在的寫作速度也差不多。
劉震雲的書基本上都是在長江文藝出版的，關於這一點，劉震雲的解釋我覺得對於理解《一句頂一萬句》也有很大的啟發。
面對記者提問為什麼他的書多數是由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的時候，劉震雲說：
我和出版社的金大姐（金麗紅）、安波舜、黎波是好朋友，不是說經常在一起吃飯就是好朋友，而是對生活的態度相同，做事時見解也大同小異。好朋友在做出版，把書交給他們出，可以節省溝通成本。第二次出書和頭一次出書的過程是相似的，熟人不累，我覺得這是主要原因。別人可能給我的價錢會更高，但我覺得比不上“朋友”這兩個字的價高。我和金大姐他們已經合作很多年了，我不願意把簡單的事搞得特別複雜。他們是一些非常認真、非常樸實的人，把人和事想得非常清楚，我覺得這樣挺好。
有人問過劉震雲：人生有很大的偶然性，您有沒有想過，假如當初沒有考上北大，沒有走上創作道路，現在會做什麼？
劉震雲說的很河南很可愛：寫作並不是我打小的理想，我小時候最想幹三件事：一，在鎮上當廚子，守著爐火，特別溫暖；二，在戲班子裡敲梆子，月光下清脆嘹亮；三，當一個小學教員，在朗朗讀書聲中想自己的心事。這樣做的最大好處是，我可以一直生活在我外祖母身邊。如今我外祖母已經去世好多年了，說什麼也晚了。上大學把我推上了第四條道路，就是當一個作者。職業轉換並不關鍵，關鍵是你走上第四條路，遇到的都是前三條路上不同的動物，於是你變成了另一種動物。
三、劉震雲有一個偉大的妻子和同一樣優秀的女兒。
劉震雲有一句常說的話：我覺得我老婆特偉大。
劉震雲的妻子郭建梅女士是因為律師，中國第一個從事婦女法律援助的志願者律師。
劉震雲和郭建梅是北大時的同學，他比她高一屆，他學中文，她學法律，兩人還是老鄉。劉震雲說：“原先，我一直以為她是個簡單的人，現在看來，她非但不簡單，還很不一般。”
1979年的高考，郭建梅以河南安陽地區第一名的成績被北大法律系錄取。她在北大一位同學的宿舍裡認識了劉震雲。第一次見面，劉震雲一開口就是托爾斯泰之類的，她感到有點暈。當時就想走，聽不下去。在她的印象裡，中文系的人比較浮躁，靠不住。
郭建梅大三過生日，劉震雲給她買了兩朵塑料花，還有一兜梨。“那個梨上還帶著爛眼兒呢，兩毛錢一堆的那種，就這樣的梨，不知道省了多少天他才省出這些錢來。”
她覺得這些梨特別好吃，開始覺得他真誠、善良、憨厚。劉震雲當時一年到頭穿著他媽媽做的布鞋，穿久了，腳上的大拇指都露了出來。平時，他拿著一個磕得坑坑窪窪的鋁飯盆去食堂。“我留心了一下，他每天都喝粥。當時學校有豬肉餡餅，一毛錢一個，特別香，我都沒見他吃過。但是在街上看到要飯的，他都會給點錢，五分、一毛、五毛都給過。他說：‘你看，都是我兄弟。’” 她挺感動：“這個人怎麼這麼善良啊！”
在北大上學的時候，郭建梅的媽媽患了乳腺癌，到北京做手術。瘦弱的劉震雲揹著她上樓下樓。那時助學金19塊5毛，他就偷偷在外頭給人抄稿子，從沒見他吃過好的。郭媽媽說，小梅啊，這個人真是好，你看他自己不捨得吃，一個肉包子都不嘗，都給我們吃，他自己去吃饅頭。
1985年，郭建梅大學畢業兩年後，她媽媽病危。她當時在司法部工作，很想幹出一番事業後再結婚。“我媽說，不行，小梅，你必須結婚，我看不到你的將來，但我想看著你結婚，你結婚我就放心了。”
在河南，郭建梅的滑縣老家和劉震雲的延津老家就隔著50多里。劉震雲請來一輛吉普車，穿著借來的呢子衣服，把郭建梅接走了。
1995年是郭建梅人生重要的轉折點。那時，她在《中國律師》雜誌工作，一天去採訪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NGO論壇，她被陌生的NGO議題迷住了。在論壇上，有國外人士問中國有沒有針對婦女的民間法律援助組織，沒人能回答，當時的中國真沒有。
在大會上，她第一次聽希拉里的演講。主題是：婦女的權利就是人權。那次大會，她覺得“找到了親人”。她回去告訴劉震雲：“NGO的工作太適合我了。”劉震雲聽了之後說：“你覺得快樂就好，你願意做的事情我絕對不干涉你。你選擇的事業是超前的引領性的，相信自己，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郭建梅一聽這話，就覺得踏實了。
在那個年代，辭掉鐵飯碗還過於驚世駭俗。朋友說：“這事可為而不能為，你就傻吧，你就瘋吧。” 郭建梅還是義無反顧地辭去了《中國律師》雜誌社主編助理的工作，與北大老師一起，組建了中心，做起了針對女性的民間法律援助與研究工作。她成了中國第一代公益律師。美國福特基金會給中心提供了4萬美元的啟動資金，條件是一年至少代理50個法律援助的案子。公益律師這條路不好走，但郭建梅已經走了14年。2007年3月，希拉里在華盛頓肯尼迪中心向郭建梅頒發了“2007全球女性領導者獎”，當年全世界有8人獲此榮譽。希拉里曾來郭建梅的中心訪問，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也來過。中心的牆上，掛著她們的照片和題詞。
劉震雲說：“現在她的事業做得紅紅火火，幫助了很多弱勢群體。”一次聚會上，有人問劉震雲：覺得你老婆怎麼樣？劉震雲很認真地說，我覺得她特別偉大。
正因為有了因為偉大的妻子，劉震雲的生活特別靠譜。可他自己卻經常說自己有時候不靠譜。
劉震雲說過，在生活中他多數的時候不太著調，甚至有些“二”。人清醒的時候看不出來，喝大了就看出來了。他說，喝酒跟幹事情一樣，也分三種人：一，能力大，膽子大，能幹大事；二，能力大，膽子小，能幹小事；三，能力小，膽子大，就會壞事。喝酒時，我屬於第三種。
劉震雲說，他寫作的時候，跟喝大了差不多，智力嚴重降低。與書中的人物結伴而行，曉行夜宿，披肝瀝膽，說的都是知心話；當從書中又抽身回到生活，出門走到大街上，突然不知身在何處，應付生活的能力會嚴重下降。
所以，他的聰明絕頂在這時候就顯示出來了，生活中什麼事都聽太太和女兒的。他還要阿Q一把，說不是聽她們的，是因為她們說的確實比自己有道理。生活中的天地和作品中的天地之間的轉換有時候會使你的智商特別低，我太太和我女兒覺得我的智商頂多有65，所以她們做事也不跟我商量。我想建言獻策，可是我在我們家不是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我從來都在會場之外。當我認識到自己確實說話沒道理的時候，我在會場外邊溜達著倒是自由了。
女兒劉雨霖更大腕兒範兒十足，我給她寬鬆，但她將我弄得很不寬鬆。處處管，事事管，一點也不知道抓大放小。
2009年4月初，一則公益廣告相繼在各大電視臺播出——“公益律師這條路不好走，我卻走了12年……”代言人是一名叫郭建梅的女律師。人們鮮為人知的是，簡短的廣告詞也是郭建梅的真實生活寫照，她從小生活在貧苦家庭，進入公益事業時還曾因困惑患上抑鬱症，支持她走過艱難歲月的正是其作家丈夫劉震雲。丈夫不僅義無返顧地支持她成為了中國第一代公益律師，還用手下的筆給曾患抑鬱症的妻子開“快樂處方”，讓妻子奇蹟般走出陰霾。
1960年3月，郭建梅出生於河南省滑縣。新生命的到來，並沒有給貧困潦倒的父母帶來歡笑，反倒讓一家人陷入了愁緒，風雨飄搖的家實在養不起孩子。
郭建梅兩歲時，被父母從河南農村送到北京跟姥姥生活。姥姥從農村來到城市，白天當保姆，晚上帶她順著路燈的光亮撿破爛。姥姥那個邁著小腳，手裡拿著撿來的垃圾，後背挺得筆直的背影就是她童年的美好記憶。姥姥家周圍住著其他小朋友，但因她是從農村來的而常常被冷落。就這樣，郭建梅很早就開始了與書本做伴的生活。
在郭建梅到了上學的年齡時，文化大革命卻開始了，這對已經開始憧憬知識所帶了的魅力的郭建梅來說，無疑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她不放過每一個學習的機會。1977年恢復高考後，建梅毫不猶豫的報了名並開始了系統的複習知識。終於，1979年郭建梅最終以河南安陽地區第一名的成績被北大法律系錄取。
考上北大在當地是件大新聞，郭建梅特別自豪。拿著北大寄來的錄取通知書那天，她慢悠悠地騎著自行車，在屋前來回遊玩。不過，很快一個現實問題打破了她臉上的幸福，京城的開銷不可小覷，上學的費用還沒著落呢。最後，一家人咬咬牙，幾乎賣掉了所有值錢的東西，才把她送進仰慕已久的北大校園。
到了北大之後，沉浸在成功帶來的喜悅中的郭建梅頓時又被甩到了谷底。在班上，她是僅有的12個女生中最窮的兩個之一。別的同學家境好，又洋氣。看著別的女生戴著眼鏡念泰戈爾的詩歌，她甚是羨慕，自信心受到打擊。
但即使這樣，郭建梅還是在適當的時候得到了上帝的青睞——讓她認識了日後的丈夫劉震雲。
1995年，在《中國律師》雜誌工作的郭建梅去採訪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NGO論壇，沒想到這再普通不過的一次採訪任務，竟成了她人生重要的轉折點。
在丈夫劉震雲的支持下，參加完大會3個月後，郭建梅便辭去了《中國律師》雜誌社主編助理的工作，與北大老師一起組建中心，做起了針對女性民間法律援助與研究工作。她成了中國第一代公益律師。完成夙願的郭建梅難掩對丈夫的感激，只是心中並沒底，中心的所有資金只有美國福特基金會捐助的3萬美金。
在郭建梅看來，成為公益律師，讓自己長時間偏離軌道的心終於找到了歸屬。但此時的她怎麼會明白，這個階段，正意味著心在希望和絕望之間碰撞，公益事業的困境很快就給了她沉重一擊。
中心的工作是忙碌的：外賓來訪、彙報工作、回答各種各樣的問題……為中心的事四處奔波，郭建梅的嗓子一刻也閒不下來，不堪負荷，所有的苦對一心想為弱勢群體援助的郭建梅來說並不算什麼，真正的困境足以讓她束手無策。
婦女法律援助的對象通常是特別貧困的女性當事人，具有代表性、普遍性的典型案件，嚴重侵犯婦女權益的重大、疑難案件。這就註定了郭建梅的對手，不僅僅是刁蠻的兇手，還可能會遇到某個地方的行政阻力。有一次在外地辦案，法庭上聚集了眾多對方當事人的家人，揚言開完庭就要打她們；還有一次剛到辦案地住下，就聽說有人會來報復，半夜三更的，她們只好東躲西藏，轉移到別處。
在多次挫折的打擊下，中心的很多團隊成員都打起了退堂鼓，郭建梅也曾經遊離不定。有時候，她自己也不知道到底能撐多久。
郭建梅必須面對的，還有來自社會的世俗眼光，有些人認為：有能力、有水平的律師都是承辦經濟案件賺大錢的律師，只有沒能力的律師才會去幹收入微薄的法律援助。當面對著一些人甚至是某些朋友的蔑視眼光時，心中的酸楚苦澀無以言表，只能用精神勝利法來鼓勵自己。
在中心成立5週年的時候，郭建梅感到身心俱疲。那段時間，郭建梅經常會莫名其妙的哭，她對劉震雲說自己不想再幹這件工作了，雖然在這個工作中她找到自己，但同時也失去了自己。看到自己的妻子這樣的難受，劉震雲帶郭建梅去看醫生，診斷結果為中度抑鬱症和重度焦慮症。這讓曾經被多次退稿都沒有抑鬱的劉震雲來說著實在費解。
在一番求醫無效之後，劉震雲並不認命，他決定幫妻子走出精神困境，做妻子的良醫。為了治好妻子的病，劉震雲甚至停止了寫作，四處為妻子尋醫問藥。
2003年6月，病情越來越重的郭建梅休假半年，劉震雲帶她住院治療。為了鼓勵妻子，劉震雲寫給了她一句話：“你是你的敵人，只有你才能打倒你；你是你的天使，只有你才能拯救你！”在丈夫的鼓勵下，服藥兩個月的郭建梅病情好轉。
也許是那句從劉震雲筆下寫出的話讓妻子重新正視自己的處境，看到妻子臉上的愁容漸漸散去，劉震雲來到圖書館查閱了大量資料，給妻子開出“快樂處方”：每天早上對自己大笑10分鐘；每天打一次不少於半小時的乒乓球和羽毛球；夫妻一起晨起跑步；每天眺望一次藍天綠地；每天晚上畫一幅山水畫；戴耳機上網聽音樂每天不少於兩小時；每天至少唸叨100遍“吃得鹹魚抵得渴，天天快樂一點點”……
在丈夫的精心照顧下，郭建梅的病情一天天好轉。對於郭建梅來說，春天是一個讓人能有美好回憶的季節。每逢春天，劉震雲都要陪妻子到田野去看風景。對於劉震雲來說，陪妻子已不再是開給妻子的處方，而是在享受和妻子在一起的幸福。
在一次聚會上，當劉震雲被問到自己的老婆怎麼樣時，劉震雲很認真地說，“我覺得她很偉大”。這樣的話，劉震雲從未當著自己的面說過，而如今，卻在眾人面前說出來，這讓郭建梅特別的感動，也對自己的工作增加了信心。
橫跨文學和影視兩界的劉震雲一度事業火紅，但為了陪妻子，也為了更好的創作，劉震雲離開了浮躁的影視圈。對於劉震雲來說，寫作的過程是他在尋找一個生靈對世界萬物的感覺，寫作能使他以更平和的心態看待自己所處的浮華世界，“性格更坦然了，不再急躁了，對名利的誘惑也很淡了”，在談到自己投出的“重磅炸彈”《故鄉面和花朵》時劉震雲平靜地感慨道。
一次，中心開了一個公益律師的研討會，一個律師突發心肌梗塞，去世了，才36歲。那段日子，郭建梅另外兩個朋友也是突然去世，一個51歲，一個34歲。這讓郭建梅非常感慨，“有的人說，活著的時候拼啊爭啊的挺厲害，但到八寶山看幾個葬禮就全明白了。在這個世上，什麼是值得你追求的？”郭建梅也沒想明白。有的人趨名，有的人趨利，自己這樣的是趨理想、趨信仰！
在劉震雲愛情的禱告下，半年後郭建梅涅槃重生，終於解開了心中的結，對一切都開始釋然，並重新回到了事業的軌道上。郭建梅身陷陰霾時，丈夫始終緊握她的手。劉震雲的“快樂處方”讓郭建梅的公益律師事業越走越堅定。
走出抑鬱陰霾的郭建梅在丈夫的堅強後盾的支持下，重新投入事業。由於之前的團隊渙散無力，中途經不起考驗的一些隊員無奈撤退，郭建梅咬咬牙為團隊作了次大換血。在郭建梅的果斷領導下，事業開始起死回生，並得到了國際上的認可。
2007年3月，希拉里在華盛頓肯尼迪中心向郭建梅頒發了“2007全球女性領導者獎”，當年全世界有8人獲此榮譽。希拉里曾來過郭建梅的中心訪問。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也光臨過郭建梅夢想發芽的地方。儘管熟悉了事業蓬勃發展的生活，當弱不禁風的郭建梅在眾目睽睽豔羨的目光中走上領獎臺時，淚眼模糊。金光閃閃的獎盃後，是丈夫用筆耕耘出來的愛和寬容。
2009年3月，來北京訪問的希拉里第6次接見了郭建梅。當問到郭建梅對未來的規劃時，她泰然自若，表示就算風浪再起，她也會傾力而赴。她的剛毅打動了希拉里，也打動了身邊的所有人。
事業如日中天的郭建梅，得到了越來越多人的理解和欣賞。前段時間，作為公益律師的郭建梅被一家廣告公司相中，為芬必得的公益廣告代言。周圍的廣告無不充斥著明星或帥哥靚女的身影，而今，讓已不再年輕的郭建梅出演廣告，她有些猶豫不決，丈夫甚至也覺得有些不妥，怕因此讓公益事業“變色”。郭建梅最終還是欣然接下了廣告，她決定要因此把“公益律師”這一職業推向前臺，用稅後的片酬改善中心辦公環境。
廣告在審查時還遇到點小麻煩，因為畫面上出現了農民工三根被繃帶包紮的受傷指頭，有關部門認為這樣的畫面給人的刺激過於強烈。現實是，在郭建梅辦案的過程中，所見之情形不用說是三個指頭受傷，連胳膊腿掉了的都有，這讓郭建梅感觸頗深。
郭建梅接拍這則廣告獲得的酬勞是100萬元人民幣。她沒給自己留一分錢，所有錢都捐給了中心。這筆錢能加快中心公益事業的拓展：從婦女擴展到其他弱勢群體，比如農民工、下崗工人、殘疾人等等。一個公益律師網絡將會被建立起來。儘管開支寬鬆了，但中心仍然在北京北四環東路的一處公寓裡，每年的租房費用僅10萬元，和一些大的律師事務所高達百萬元的辦公室租金相比，郭建梅更注重團隊的經營。
2009年4月，郭建梅所拍的廣告出現在了各大電視銀幕上：她走在冬日的鄉間小路上，身後是溫馴的羊群，遠山迷濛。“公益律師這條路不好走，我卻走了12年……”這正是郭建梅對人生路的概括，在過去的12年公益事業中，她何嘗不是步步艱辛，能讓她心情寬慰的也正是那些無助的弱勢群體淡淡笑容。
劉震雲每當看到妻子拍的廣告在電視上播出時，都會放下手中的事，細細口味，揚起的嘴角上難掩幸福和自豪。看完廣告後，他會習慣性的閉上眼睛，身體微微靠在沙發上。因為他正在醞釀一個計劃——為妻子寫一本書。
作家丈夫用手中的筆寫出了一段傳奇，讓淪陷抑鬱的妻子重新煥發成功的光彩。他們的愛也許少了幾分波光粼粼的浪漫，但更多的是同甘共苦的喜悅。如今，走過滄桑歲月的劉震雲欣然告訴筆者，他將執筆把這段樸素的愛情裝訂成書，珍藏於世。郭建梅也對丈夫的決定充滿了幸福的期待。
那部書叫《我不是潘金蓮》。大家有興趣可以找來看看。目前來講已經是當代作家作品中在單位時間內被翻譯到國外最多的作品。
郭建梅獲得的部分獎項：
2005年度“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南風窗》雜誌
2006年“公益楷模”，第三屆中國公益事業發展論壇暨百位公益楷模先進事蹟報告會，
2007年“全球女性領導者獎”，美國國際婦女權益組織“重要之聲”
2007年“公益律師年度人物獎”，美國舊金山法律援助協會，
2009年“COSMO年度時尚女性大獎”，《時尚COSMOPOLITAN》雜誌，
2010年度“西蒙•德•波伏娃獎”，與艾曉明同獲，
2011年度“美國國際婦女勇氣獎”
去年七月份，劉震雲郭建梅的女兒劉雨霖以延津老家農村生活為素材的電影《門神》在美國獲得奧斯卡電影獎大學生作品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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