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自從挾天子以令諸侯之後，便大肆招兵買馬，在公元210年到公元217年，三次頒佈“求賢令”，其核心都是“唯才是舉”，在當時那個年代，這個理念可謂是推翻了“孔孟之道”，也顛覆了世人的思想，可能我們也會疑惑，曹操為何不重視人的道德修養呢？而且求賢令進行的如此順利！
要了解曹操的用人思路，就要從他一統天下的進程來分析，第一次“求賢令”頒佈時間是建安十五年，也是公元210年，“求賢令”內容是：
“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曾不出閭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這次求賢令是赤壁之戰之後，數十萬大軍命喪火海，自己也險些喪命，曹操痛定思痛，而其他謀士也看出了曹操的野心，一旦曹操稱帝，世家大族統領政權的局面將終結，這威脅到了世家大族的利益。所以，曹操的謀士集體失語，導致曹操大敗而歸。
南下已然沒有機會，但是西征關中勝算很大，所以曹操要求賢征服關中做準備，“求賢令”頒佈次年，曹操便征討關中，攻打韓遂、馬超，由此看出，曹操是與代表世家大族的謀士集團產生分裂之後，才想到唯才是舉，並不關心道德問題！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曹操再次頒佈“求賢令”，《敕有司取士勿廢偏短令》，內容大致是：“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邪？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矣。”
這一次的“求賢令”背景是曹操南征孫權失敗，極其失望的回到都城，就在此時漢獻帝冊封曹操為魏公，允許其建立魏國，定都鄴城（其實這也都是曹操自己說的算），此時的曹操要擁有自己的都城，從而展開報復，要有自己像模像樣的團隊，所以定都之後開始再次“求賢”，要攬天下人才為己用，只求能人志士！
第三次求賢，是在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7年），曹操再次頒佈《舉賢勿拘品行令》，內容是：“昔伊摯、傅說出於賤人，管仲，桓公賊也，皆用之以興。蕭何、曹參，縣吏也，韓信、陳平負汙辱之名，有見笑之恥，卒能成就王業聲著千載。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為將守；負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備舉所知，勿有所遺。”
就在這一年，曹操晉封為魏王，所以在這個時候要擴大自己的班子體系，人事架構重新調整，在謀劃篡漢的同時也感嘆人才的缺乏，同時也感嘆世家大族對當時社會人才的錯誤思想，埋沒了一批能人志士，所以曹操要打破他們對人才的壟斷以及錯誤的求賢方式。
東漢末年以來，汝南、潁川大族，掌控了教育資源，決定了人才評判標準。同時，漢代以孝廉作為評價人才的標準，也導致出現了巨大的社會問題。很多有虛名的人走上了高位，什麼都做不了，反而影響了正常人才上升的機會。曹操要做的是建立一套自己的用人標準，以及人才評價系統，將用人衡量的標準從世家大族那裡奪過來，這樣才能夠壟斷人才市場，曹操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然而，在曹操晚期，曹丕為了奪嫡，與世家大族聯合，扳倒了曹植的團隊。曹丕給世家大族的承諾是，對大族開放軍權，並同意九品中正制。
曹丕登基後，推行九品中正制，從此以後，仕途徹底被大族壟斷。東晉的門閥政治，基本上是從這裡來的。一直到武則天時代，才真正將門閥貴族徹底清理出了高層，讓寒門士族，通過科舉，真正走向了政權的頂層。由此可見，曹操期望的人才選拔問題，到唐代才真正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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