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我們曾為探訪清宮藏玉雕的選題特意“進宮”邀請徐琳做過一期專訪。猶記得那次採訪時間有限，但編輯部的同事們已經感到非常受益。比如在她看來，乾隆是位有著超前審美眼光的設計師，他“仿古而不泥古”，在尊重前人的基礎上又總是會花盡心思、別出心裁地去創新，由他主持設計的一些玉雕作品，即便以現代人的審美眼光來評判都是不落伍的。他又十分實事求是，是“仿古”還是“出新”會注得明明白白。更為難得的是，儘管貴為天子，但他在藝術上與人相處卻是抱著相當平等的心態，管理起人才來更是一把好手……
在好奇探秘之心的驅使之下，便又有了這一次的專訪。要知道，深入淺出地講起乾隆，對徐琳而言也許一天時間都不夠。在本期專訪中，我們聽到了更多好玩有趣，又發人深思的故事與細節，對乾隆的藝術品位有了更清晰的體會。
徐琳 故宮博物院研究員
這一日天氣晴好，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徐琳與 故宮養心殿前的玉璧拍下了這張合影。講起 乾隆愛玉，對她來說一天時間根本不夠。
《中國收藏》：記得上次您就曾說過，乾隆對於制玉的貢獻，是歷史上任何一位皇帝都比不了的。
徐琳：是的。乾隆的性子裡存有寬容柔和的一面，與雍正的嚴苛比起來有天壤之別。雍正朝留下的玉器非常少，能查到關於雍正製作玉器的資料也不多。當然這與當時玉料不夠充足有關，很多時候是在用以前的舊料製作，而且雍正本人也更加鍾愛瓷器。
乾隆二十五年，新疆平定，和田納入大清版圖，四部玉貢進京，形成了正式的貢玉製度。制度規定每年分春秋兩季貢玉4000斤，但實際遠遠超過這個數字。
乾隆從小受儒家文化影響，對有君子之德的玉石非常痴狂。福祿壽喜一類在乾隆玉器中也常見，但創新產品更多的是一些文人偏好的題材，如秋山行旅、桐蔭仕女、會昌九老等。當時市面上也出現過很多俗樣，他厭惡至極，稱之為“玉厄”，顧名思義，他認為那是對玉料的摧殘、制玉的噩夢。
為了避免更多俗氣的玉器產生，乾隆開始大力提倡仿古。但他的仿古不是純粹地複製，而是借鑑了部分造型和紋飾，又加入自己的想法，做到仿古而不泥古。可能是因為表述的原因，這裡我也想更正一下上次對刻“乾隆御用”的說法：如果這件作品是前朝留下或地方進貢及外來的玉器，有時就會刻“乾隆御用”或者“乾隆御玩”款。
清乾隆 秋山行旅圖玉山子
高130釐米 底寬70釐米 厚30釐米 銅座高25釐米
完工後，乾隆曾兩次為其題詩，其中一首中寫到： “畫只一面此八面，圍觀悅目尤神超。”這充分表達 了他的製作理念。
會昌九老圖玉山子上的乾隆御題詩。據粗略統計， 乾隆純粹詠玉的詩就大約有800多首。
《中國收藏》：關於他對玉的痴迷與獨到之處，您能給我們舉幾個例子嗎？
徐琳：比起遼、金、元，清王朝之所以能統治那麼長時間，主要原因是滿族統治者完全接受了漢文化。到了乾隆這一代，無論政治還是文化方面，可以說都達到了集大成。玉器是乾隆寄託儒家文化思想最多的載體，熟讀典籍的他甚至專門寫過《圭瑁說》《圭說》這樣的論文，考證了玉圭從周朝以來的源流，希望世人能夠重新瞭解古代玉圭的禮制。這兩篇文章後來多次刻在不同顏色、規格的玉圭上，還曾被刻在收藏玉圭的木匣上，也被收錄在《乾隆御製詩文全集》中，讀後令人驚歎。你會發現與我們今天寫論文差不多，很規範，常常把大字作為正文，小字作為註釋，體現了他在傳統文化上的深厚功底。
粗略統計，乾隆純粹詠玉的詩大約有800多首。只要是他喜歡的玉器就會題詩。他的題詩會運用很多極富文學性的修辭手法，比如“大禹治水圖”山子，乾隆一開始並沒有如常規那般寫大禹是如何治水的，反而說起了河源。所謂河源即黃河的源頭，他認為這個地方在新疆。能把黃河源頭收入國家的版圖，這些玉料真正成為“自家”的東西，你可以想像乾隆在題詩的時候是多麼暢快和自得的。
乾隆是一個精力特別旺盛的人。如果來了一批玉料，他首先要求分等級，然後拿一等料讓工匠畫樣，做一些宮裡急需的器皿和佩件。工匠畫好樣子後一定會呈覽乾隆，滿意才會被批准製作。有時候在處理政務之餘，他會突然關心起一件玉器的製作進度，會親自去看半成品，認為不好的就必須重新修改設計方案，很多時候他都會親自過問。這些對於乾隆而言都是很日常的。你想，作為天子他能對制玉如此用心，這是普通人無法想像的。
左：清乾隆碧玉《御製圭瑁說》圭
高41.2釐米 最寬10.6釐米 厚1.1釐米
右：清乾隆碧玉《御製搢圭說》圭
高40.5釐米 最寬10.5釐米 厚1.1釐米
乾隆希望通過《圭瑁說》和《搢圭說》讓世人能夠重新瞭解古代玉圭的禮制。
《中國收藏》：來說說乾隆的親力親為，這當中有什麼有趣的故事嗎？
徐琳：說說《丹臺春曉圖》山子吧。“丹臺春曉圖”又稱“南山積翠圖”，由宮廷畫家方琮設計畫樣，並與如意館玉匠鄒景德合作出樣。但在審料時，由於充滿了綹裂，大家都認為這是塊廢料。
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初二，皇帝親自到鹹安宮門前審這塊重達3000斤的玉料。仔細看過後他認為情況並沒有那麼嚴重，製作陳設件應該沒問題，因為如此大型的原料不可能沒有石性。於是著令造辦處“即交兩淮鹽政寅著，照樣成做”。
因為玉料龐大沉重，不可能來回折騰，乾隆四十二年七月，寅著特地將打造好的木樣呈覽乾隆並獲批。乾隆四十五年，《丹臺春曉圖》山子完成，玉山連座通高2米，恢弘的氣勢可想而知。乾隆親自御題《詠和田玉臺丹臺春曉圖》，形容其“青質白章如設色，鏤峰刻樹自成形”。可見成品是非常絕妙的，山石的峭壁、正好利用了原本的綹裂。所以，今天我們能看到這件經典作品，要歸功於乾隆當年的眼光和堅持。
《秋山行旅圖》山子製作也有故事。這件山子由金廷標畫樣，於乾隆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開始製作。但六個月後，鄒景德發現，這期間包括四個月的夜工，才做了兩成，已用銀607兩，如果晝夜趕工也要五六年才能做成。
於是他通過造辦處把情況反映給乾隆，並且提出了一個可行方案：蘇州做過大青玉回回進寶一件，耗時五年零八個月，實銷工料銀1961兩；揚州做過青白玉回回進寶一件，耗時兩年零一個月，實銷工料銀194兩。
原來這當中也是有“門道”的。揚州素來是富庶之地，所以上報的銀兩錢數是有“水分”的。
當然了，今天我們暫且只論藝術。鄒景德的意思很明朗：咱們就送去揚州做吧，省錢又省時。乾隆接納了這個建議，命揚州兩淮鹽政接手。經過揚州三年，乾隆三十五年七月，這件作品面世，耗銀僅3000餘兩。
完工後，乾隆曾兩次為其題詩，其中一首中寫到：“畫只一面此八面，圍觀悅目尤神超。”也就是說，比起書畫的平面，山子是對立體山水畫的再現。這充分表達了他的製作理念：把書畫搬到玉雕上，可以流傳萬世。
如此大型的山子如何雕刻而成，當時的雕琢過程沒有記錄下來。現在光憑資料和設想難以定論，我為此專門去揚州尋訪了一些老匠人，但他們都不知道其中的奧妙，非常可惜。
清康熙 雙嬰耳杯
通耳高5.4釐米 口徑6.4釐米 足徑3釐米
這件仿古耳杯出自乾隆時期清宮造辦處領班姚宗仁的祖父之手。關於 這件耳杯的奧妙，乾隆專程寫有《玉杯記》來記錄。
《中國收藏》：他和這些工匠們相處，是一種怎樣的狀態？
徐琳：乾隆曾寫過一篇《玉杯記》，記錄了他的一次鑑賞經歷。
有一次乾隆得到一個玉杯，覺得很古樸，但又拿不準具體年代，於是便向造辦處領班姚宗仁請教。姚宗仁是蘇州人，清代琢玉高手，常年生活在宮廷，其祖父和父親都擅琢玉，因此他常常幫乾隆做鑑定。
一見此玉杯，姚宗仁笑答：“嘻，小人之祖所為也。”意思是，這個玉杯出自其祖父之手。
一開始乾隆不信，因為玉器不入土是不會有沁色的，姚宗仁的祖父不過是康熙年生人，他做的玉杯怎麼可能有沁色？這時姚宗仁就解釋道，祖父是用了一種特殊的仿古方法，叫“琥珀燙”。將琥珀熬製成液體，再將杯子放到琥珀液裡慢慢煨，經過一年以上的時間，琥珀顏色進入玉器，便有了這種效果。
這種手藝在乾隆時期已經幾近失傳，只有姚宗仁知道。乾隆聽了後覺得很有意思，於是撰文《玉杯記》，後來還把這個杯子配上檀香木託，連同寫有此文的冊頁一起，珍藏在一個黑漆描金匣裡。
你看，姚宗仁敢於在皇帝面前道出家族制玉的秘密，完全沒有“欺君”的擔憂，而且兩人對話的口吻如此輕鬆；還有前面提到的鄒景德直率地向皇帝提出自己的建議，都說明了乾隆與工匠們是常常打成一片的。
實際上，與匠人、藝術家的相處，乾隆是非常平等的，他可以做到不恥下問，很尊重對方。常言道：“伴君如伴虎。”但無論是姚宗仁、鄒景德還是金廷標，這些人都願意跟在他身邊，這就是乾隆人格魅力的一種體現。
（注：本文配圖均為故宮博物院藏品，由採訪嘉賓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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