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後的今天，珠三角又一次走在了全國前列。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發佈在即，可以預見的是，一批灣區城市將快速崛起。
與此同時，若要比肩紐約、東京等世界級灣區，粵港澳亦面臨不少挑戰。
在新的全球和國內產業競爭格局中，如何用創新驅動發展，實現從0到1、1到100的突破，將成為大灣區亟待攻克的難點。
近日舉辦的博鰲·21世紀房地產論壇，發佈了《《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發展力報告2018》，並舉行了“粵港澳格局下：大灣區城市群崛起的新機遇”的高峰對話。
機遇與挑戰
住建部住房政策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全國房地產商會聯盟主席顧雲昌指出，中國經濟的動力在灣區和城市群。大灣區是帶動中國經濟發展、向價值高端邁進、提升國際競爭力最重要的增長極。
時代中國集團戰略發展中心總經理丘平也認為，城市群具備了“聚合效應”和“引領優勢”，能夠為國家培育新動能提供空間支撐。
丘平指出，不同於長三角、京津冀兩個城市群，粵港澳大灣區具有多種獨特優勢的疊加：它既擁有地理上的區位特徵，也具有“一國兩制三關稅區”的獨一無二的制度優勢。
丘平進一步表示，香港、澳門儲存了大量高素質、國際視野的人才，特別是技術、金融、貿易方面，能促進區域全球創新資源的調動與配置，具備打造成為世界級科技創新中心和中國硅谷的潛力和基礎。
2017年，珠三角僅憑藉0.6％的國土面積和全國約5％的人口規模，創造了13％的全國GDP總量。“這充分體現了珠三角穿越時間週期的經濟活力。”丘平說。
但粵港澳大灣區也有其自身問題。自2008年來，珠三角的發展速度明顯放緩，近年勞動力和土地成本大幅上漲，成本優勢逐步喪失。制度紅利、要素紅利在逐步消退。
目前，粵港澳大灣區離世界一流灣區還有一定差距。
公開資料顯示，粵港澳大灣區的人均GDP僅為2萬多美元，和其他世界級灣區相比存在較大差距：舊金山灣區人均GDP為10萬美元，紐約大灣區人均GDP為6萬美元，最低的東京大灣區也有4.1萬美元。
財經評論員、學者吳伯凡表示，加州佔美國GDP的17%—20%，粵港澳大灣區佔中國的GDP接近13%，以0.6%的土地創造了這麼高的GDP，確實了不起。但在世界範圍內對比一下，粵港澳大灣區還存在相當的發展空間。
灣區如何創新？
作為長期深耕珠三角的本土企業，時代中國發現，支撐經濟的主要驅動力，已由生產要素大規模高強度投入，轉向科技創新、人力資本提升帶來的乘數效應。
吳伯凡提出，如果將一個社會的繁榮理解為一個磁場，當各種要素進入這個場後，就會產生力量的乘數效應，有巨大的放大作用。
他認為，粵港澳大灣區創新力場形成乘數效應有五要素：制度紅利、移民基因、大學群、強力需求、強勢資本。
一個地方的創業氛圍的強度，與這個地方移民化的程度成正比。深圳移民的特徵呈中心邊緣結構而非分佈式，與美國灣區城市相比有很大的差異。
世界一流的城市群都有一流的大學群，目前粵港澳大灣區大學不多，人才供給不足，大學間也沒有形成真正的互聯互通，缺少聚集效應。
此外，與美國硅谷的創新相比，粵港澳大灣區還面臨需求不足、資本不足的問題。
中山大學粵港澳研究院副院長陳廣漢認為，大灣區可以構建香港、廣州為知識創新園區，深圳為知識成果轉化基地，珠三角為產品應用的三位一體國際創新體系。
香港有5所大學都是QS排名前100的；廣州學科門類齊全，人才較多；深圳專利國際化程度很高，與東京、硅谷一起排名前三位，有強大的成果轉化能力；珠三角製造有強大的配套產業體系。
體系內的創新要素對接需要跨境的自由流動。大灣區要降低體制差異，減少要素組合的成本。
形成體系後，大灣區還缺少成果轉換平臺和載體，陳廣漢建議，大灣區可依託香港珠三角9市的科技園，形成環大灣區科技產業帶。目前這一舉措已經有部分成果，比如廣深莞科技走廊、深港科技創新中心。
最後是建設創新組織和體制生態系統。
對於建立科研成果轉化的體制，美國有成功的案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產生了2.8萬項專利，但專利的轉化不到2%。後來，相關法案提出將科技轉化方案給大學，由大學負責成果轉化，政府只提取稅收，這激勵了大學的成果轉化能力，還有科研成果轉化的動機。顧雲昌表示，要形成創新高地，政府要創造更好的條件，包括營商條件、居住條件，讓年輕人安心在這裡創新。
絲路智谷研究院院長梁海明建議，粵港澳大灣區應設立創業容錯機制，“如果失敗不是因為自己內部造成的，可以給他一次機會，包括員工保障。這樣可以吸引創新創造性的企業在這裡生根發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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