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炎武是明清之際三大啟蒙思想家之一，他學識淵博，在經學、史學、音韻、小學、金石考古、方誌輿地以及詩文諸學上，都有較深造詣，建樹了承前啟後之功。他繼承明學者的反理學思潮，不僅對陸王心學作了清算，而且在性與天道、理氣、道器、知行、天理人慾諸多範疇上，都顯示了與程朱理學迥異的為學旨趣。顧炎武為學以經世致用的鮮明旨趣，樸實歸納的考據方法，創闢路徑的探索精神，以及他在眾多學術領域的成就，宣告了晚明空疏學風的終結，開啟了一代樸實學風的先路，給予清代學者以極為有益的影響。
顧炎武，江蘇崑山人，明萬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生。初名絳，學名繼紳，字忠清。清順治二年（公元1645年），清兵南下，為敬仰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門生王炎武的忠貞品格，他更名炎武，字寧人。順治七年，為避害曾化名蔣山。因家鄉有一亭林湖，故人稱亭林先生。
崑山顧氏，為“江東望族”，官宦世家，至炎武父輩家道中落。父親顧同應，母親何氏，生子五人，炎武是次子。在他很小時，就過繼給嗣祖顧紹芾。嗣父顧同吉早卒，由嗣母王氏撫育。王氏受過良好教育，非常勤奮，“晝則紡績，夜觀書至二更乃息……尤好觀《史記》、《資治通鑑》及本朝政紀諸書”，並經常給顧炎武講劉基、方孝孺、于謙等人的事蹟，對顧炎武的思想有深刻的影響。顧紹芾博學多聞，留心時事政治，他對明王朝日趨沒落的形勢有著比較清醒的認識。有一次，他指著庭院裡的草根對嗣孫說：“爾他日得食此，幸甚！”在他的指導下，顧炎武閱讀了《左傳》《國語》《戰國策》《史記》和《資治通鑑》等史籍，也讀過《孫子》、《吳子》等兵書。他教誨顧炎武說：“為士當求實學，凡天文、地理、兵農、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後來顧炎武提出的“經世致用”實淵源於此。顧炎武十四歲正式入學，性情耿介，很有志向，與同鄉歸莊最為相好，並與他一起加入了政治性學術團體“復社”。經過十四年的寒窗，顧炎武在科舉上沒有取得什麼成就，對於功名舉業逐漸淡薄。他日益發奮讀書，研究實用之學。明崇禎十二年（公元1639年），他“感四國之多虞，恥經生之寡術，於是遍覽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縣誌書，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冊之類，有得即錄，共成四十餘帙”。這些資料為他日後編寫卷帙浩繁的《肇域志》和《天下郡國利病書》做了準備。
甲申（公元1644年）之變，顧炎武聞訊後作《大行哀詩》，對於崇禎皇帝之死深表哀痛。清兵入關，明鳳陽總督馬士英等在南京擁立福王朱由崧，建立第一個南明政權。顧炎武受崑山縣令楊永言的推薦，被福王政權授予兵部司務的職務。清兵攻陷南京後，顧炎武與歸莊、吳其沆等在蘇州、崑山參加了可歌可泣的抗清鬥爭。崑山城陷，死難者四萬餘人，顧炎武的生母何氏被清兵砍去右臂，兩個弟弟遭殺害，好友吳其沆也被捕蒙難。顧炎武奉嗣母王氏避兵禍於常熟，王氏聞城陷，絕食十五天死節，臨終時給顧炎武留下遺言：“我雖婦人，身受國恩，與國俱亡，義也。汝無為異國臣子，無負世世國恩，無忘先祖遺訓，則吾可以瞑於地下。”國恨家仇，嗣母遺言，使顧炎武終生保持了不與清廷合作的態度。南明福王政權敗亡後，唐王朱聿鍵在福州即位，遙授顧炎武為兵部職方司主事。此時顧炎武母喪未葬，沒有應召赴任，但與唐王政權保持著秘密聯繫。後來，顧炎武曾親赴海上，又因道路阻隔，未能再次投入抗清鬥爭。在此期間，顧炎武非常關心抗清形勢的發展，並且寫下了許多首追悼死難烈士、感慨國家興亡的壯麗詩篇。順治七年（1650），為了躲避仇家的陷害，顧炎武偽作商賈，化名蔣山，遍遊沿江一帶，觀察時局的變化。顧家原有僕人陸恩，見顧家衰敗，叛投豪紳葉方恆，並且要以通海罪告發顧炎武。順治十二年，顧炎武捉到陸恩，將其投入水中淹死。陸恩的女婿復投葉方恆，買通地方官吏，把顧炎武拘入私室，欲陷之於死地。顧炎武幸得好友幫助，才得脫離虎口。以後，顧炎武又在南京太平門外被葉方恆派遣的刺客擊傷，因遇他人相救倖免一死。在地方豪紳的迫害下，顧炎武見江南已難容身，於是準備北上山東。他的好友歸莊作文餞其北上，《序》中寫道：寧人之學有本，而樹立有素，使窮年讀書山中，誰復知寧人者？今且登涉名山大川，歷聘六國，以廣其志，而大其聲施焉。知今日困厄，非寧人行道於天下之發軔乎？
順治十四年，顧炎武隻身北上，開始了終其後半生的漫遊生活。在二十五年間，他遍歷山東、河北、山西、陝西等廣大地區，所到之處，即考察山川形勢，廣交豪傑師友，“頻年足跡所至，無三月之淹，友人贈以二馬二騾，裝馱書卷，所僱從役，多有步行，一年之中，半宿旅店”。他曾考察了山海關、居庸關、古北口、昌黎、薊州等戰略要地，“所至塞，即呼老兵退卒，詢其曲折，或與平日所聞不合，則即坊肆中發書而對勘之” 。他先後寫成《營平二州史事》和《昌平山水記》等著作，總結宋代以來不瞭解營、平、灤三州的地理形勢和戰略地位，以致於爭地構兵而亡天下的歷史教訓，為後人提供借鑑。
在長期的漫遊生活中，顧炎武結識了當時許多著名的學者。他與他們切磋學問，砥礪風節，取人之長，補己之短。他在《廣師》篇中寫道：夫學究天人，確乎不技，吾不如王寅旭；讀書為己，探賾洞微，吾不如楊雪臣；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吾不如傅青主；堅苦力學，無師而成，吾不如李中孚；險阻備嘗，與時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聞強記，群書之府，吾不如吳任臣；文章爾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錫鬯；好學不倦，篤於朋友，吾不如王山史；精心六書，信而好古，吾不如張力臣。
顧炎武在學術上取得很大成就，與他的廣交師友，虛心請益是分不開的。順治十八年，南明永曆政權敗亡，抗清鬥爭轉入低潮。顧炎武已知反清復明難以成功，於是專心於篤志經史，勤勉著述，“以待后王，以待來學”。他還曾經與李因篤一起，在雁門關之北，五臺山之東，應募墾荒，積資待時，希望能夠像後漢的馬援、杜子春一樣在邊地立業。
顧炎武所處的時代，是社會動亂，各種矛盾激化的時代。當時，不同類型的學者，從自己不同的角度去窺察世界，探索了不少經邦治世的大道理。顧炎武所走的是一條重視經驗和實踐的道路，即依據實際來作“當世之務”的倡導。他一生勤奮好學，是個“讀萬卷書而行萬里路”的人，學問廣博，對國家典制、部邑掌故、天文儀象、河漕、兵農以及經史百家、音韻訓詁之學都有研究。晚年治學側重考證，主張掃除脫離實際的虛浮頹廢學風、樹立面向實際，學以致用的新作風、被稱為清代樸學風氣的“開山之祖”，對後來考據學中的吳派和皖派都有影響。
在哲學上，顧炎武從唯物觀點出發，贊成張載關於“太虛”、“氣”、“萬物”三者統一的學說，承認“氣”是宇宙的實體，即承認物質是實在的，反對宋儒的先理後氣上道下器的唯心論。他也談心、理、性、命等範疇，但又否定這些範疇的舊理解，把它重新規定。如可以經驗的所謂實學，以所見所聞為準，反對空談；同時，他指出古人投身於經世之學而明理，今人則舍歷史制度與客觀現實而空談性理，指出“六經之旨與當世之務”應該結合，提倡“經世致用”的實際學問。
在社會經濟方面，顧炎武為了緩和地主和農民的矛盾，主張減輕地主對農民的剝削，並且廣開耕地，增加生產，改善農民生活，以及用互助合作等辦法來解決貧富均衡的問題。同時，他還針對明朝的腐朽，進而對明朝社會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提出了改革的意見。
顧炎武對學問的興趣是多方面的，著作種類繁多。他熟悉音韻學，擅長經學，對《易經》《詩經》《春秋》《古傳》《論語》《孟子》等都有精深的論述。在文獻學和歷史學方面，他從客觀實際出發，把事物聯繫起來加以研究。他的代表作《日知錄》8卷，在書中他把自己從文獻和訪問考察得來的資料，統一歸納聯繫，分門別類，繫於一個個小的標題下，然後再做出簡短的結論，言簡意賅。他對農田分配和租賦問題，對政權的組織和兵制等問題都進行了深入研究。除此之外，顧炎武的專門性著作《音學五書》，給後來研究中國古音韻學的人們開啟了門徑，他一生的著述，共有62種，528卷。
明朝滅亡之後，顧炎武一意反清復明，堅決不做清朝的官，至死不變。作為出身紹紳之家的子弟，不貪享受，不戀利祿，不畏艱險，拒絕清廷的種種引誘，可謂之有民族氣節的學者。清兵佔據南京後，他侍奉嗣母遷居於常熟，因感激明朝之恩，其母絕食七日而死，並遺囑顧炎武讀書隱居，不仕二朝。顧炎武深受感動，積極投入崑山人民的抗清武裝鬥爭。抗清武裝鬥爭失敗後，他開始了漫長的逃亡生涯，頻繁地奔跑於江蘇、浙江、山東、河北、河南、山西、陝西各地。隨行的騾馬馱著書籍，行萬里路，讀萬卷書。一路風塵，顛沛流離，與各地遺民和抗清志士緊密聯絡，企圖發動抗清武裝鬥爭。當清朝廷徵召他赴博學鴻詞和參修國史時，他一口拒絕，說人人都可以入仕，惟他一人不能，並以一死來抗命。
顧炎武的學術成就和政治思想在歷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不但開有清一代學風，而且中國近代的政治變革也從他那裡吸取了精神力量。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指出：“清代儒者以樸學自命以示別於文人，實炎武啟之。最近數十年以經術而影響於政體，亦遠紹炎武之精神也。”顧炎武和黃宗羲、王夫之被稱為明末清初三大啟蒙思想家，但就其學術影響來講，黃比顧王二人要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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