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絕對不可能發生諸如“廣場協議”此類事件
文\丁彥皓
“廣場協議”本來已經過去30多年，在這30多年裡貌似主流輿論一直認為是“廣場協議”讓日本走向了20多年的衰退，尤其，恰逢此輪中美貿易糾紛，中國的經濟學者又將該話題拿出來“警戒”中國的經濟現實。其實，自二戰後，鑑於歷史上那段不愉快的經歷，中國民間與學術界始終未能夠正視日本這個國家，所以，對日本的理解總是有所偏差。即使日本曾經在經濟與科技領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中國民間與學術界也很難發自內心的認可。但是，不可否認，這個曾經給中國差點帶來“滅頂之災”的近鄰絕非一無是處，而是有太多值得國人學習的地方，諸如“廣場協議”。自廣場協議之後，尤其是日本房地產與股市泡沫破裂後，全球主流媒體都認為日本失去了20多年，實則不然，日本不但沒有失去，而且發展更壯大，只不過是將自身徹底隱藏罷了。
一、引起“廣場協議”的背景
20世紀80年代初期，美國國內經濟出現兩種變化，首先是對外貿易赤字逐年擴大，到1984年高達1600億美元，佔當年GDP的3.6%。其次是政府預算赤字的出現。在雙赤字的陰影下，美國政府便以提高國內基本利率引進國際資本來發展經濟，外來資本的大量流入使得美元匯率從1979年底到1984年底上漲了近60%，美元對主要工業國家的匯率超過了佈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前所達到的最高水平。美元大幅度升值導致美國的貿易逆差快速擴大，到1984年，美國的經常項目赤字達到創歷史紀錄的1000億美元。在這種經濟危機的壓力下，美國寄希望以美元貶值來加強美國產品對外競爭力，以降低貿易赤字，以改善美國國際收支不平衡狀況。1985年9月22日，美國、日本、聯邦德國、法國以及英國的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簡稱G5）在紐約廣場飯店舉行會議，達成五國政府聯合干預外匯市場，誘導美元對主要貨幣的匯率有秩序地貶值，以解決美國鉅額貿易赤字問題的協議。因協議在廣場飯店簽署，故該協議又被稱為“廣場協議”。
“廣場協議”簽訂後，上述五國開始聯合通過集體拋售美元的方式干預外匯市場，造成國際市場對匯率形成下跌的預期後，誘致市場投資者的拋售狂潮，導致美元持續大幅度貶值，而日元相應的升值。1985年9月，美元兌日元在1美元兌250日元上下波動，協議簽訂後不到3年的時間裡，美元迅速下跌到1美元兌120日元的最低位。也就是說，日元對美元升值了一倍多。
二、當時日本的經濟現實與戰略選擇
表面看，1985年，日本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日本製造的產品充斥全球，日本資本到處攻城獵地，大規模的收購，以至於美國媒體大呼“日本以和平的方式正在佔領美國”。但是，實質是日本國內經濟發展已經遇到了資源、市場規模有限與老齡化等不利條件的掣肘已嚴重影響日本經濟的可持續化發展。另外，在日本經濟日益崛起的過程中，美國媒體、學術界與政界對日本持“敵意”態度，總覺得日本要取代美國，甚至有人驚呼一旦日本經濟取代美國後，很有可能再發動一場“珍珠港戰爭”，這對於政治完全被美國控制的日本而言壓力極大。所以，日本經濟要想獲得可持續發展的唯一出路就是“走向國際”。而日本產業全球佈局需要強勢日元，所以，當時日元升值對日本而言是最佳選擇。 甚至有一個未經證實的說法是，主動提議召開這次廣場會議的其實並非是美國財長貝克，而是當時的日本藏相(財務部長)竹下登，竹下登本人也曾公開承認這一推測。
三、導致日本經濟衰退的真正原因
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開始，隨著泡沫經濟的破滅，日本陷入了長達二十多年的經濟停滯。有分析指出，廣場協議後，受日元升值影響，日本出口競爭力備受打擊，經濟一蹶不振了十幾年。甚至在經濟學界，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廣場協議是美國為整垮日本而佈下的一個驚天大陰謀。縱觀日本經濟三十多年來的發展，1985年的廣場協議貌似是一個轉折點。但是，將日本經濟衰退完全歸咎於“廣場協議”則很牽強。日元匯率升值給日本經濟帶來的最大影響並非是產品的輸出與輸入，而是資本的流動和與之相應的財富效應。日本經濟從“廣場協議”中受到最大的影響也來自於後者。
實際上，在“廣場協議”之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日本對美國的貿易順差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大幅增加了。日元升值並沒有為美國商品打開廣闊的日本市場，因為日本產品與美國本土產品有很強的結構性差異，形不成價格競爭。 即使在泡沫經濟崩潰後，日本經濟最悲慘的時代，也沒有任何證據證明日本產品，無論是電器、汽車，還是中間機械產品，失去了國際競爭力。因此，就減少美國對日的貿易赤字這一目標來說，“廣場協議”是徹底失敗的。
那麼，導致日本經濟長達二十多年衰退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麼？
1、產業外遷，評價經濟的指標由GDP變為GNP
日本是個島國，資源異常匱乏，又經過幾次石油危機的洗禮，對本國經濟依賴外部資源的可持續性持質疑態度。另外，由於日本經濟的強勢發展，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主流輿論將美國等國所存在的經濟問題歸咎於日本，而日本又是一個政治完全基於美國的國家，所以，美國等西方國家持續給日本政府施壓，致使日本經濟發展被嚴重掣肘。而當時日本國內又因為市場空間有限，生產力嚴重過剩，環境汙染與人口老齡化等因素決定將經濟的主體放在日本絕對無法確保可持續性。所以，日本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唯一出路是走向世界。其實，“廣場協議”是日本“蓄謀已久”的一個算計。在廣場協議之後，日元在全球的購買力提升了一倍，而此時日本也在全球進行大規模的投資與收購。所以，“廣場協議”之後，客觀評價日本經濟的指標應該是GNP，而非GDP。但是，這麼多年，由於國際媒體持續以GDP來為標準得出日本經濟二十多年的衰退。但是，據2004年商務部的一個報道顯示，日本當時在海外還有1.8個日本，而這些卻不在日本的GDP統計範圍之內。而
在國際媒體一直認同日本GDP走衰之時，日本順勢拋出了“日本衰退論”與“中國威脅論”，導致本已打向日本的全球大棒集體轉移至中國。2、金融管控失誤，導致房地產與股市的泡沫積聚與破裂，讓國際資本割了日本的“韭菜”
我在《
丁彥皓：基於中國現實對東南亞金融危機教訓再總結
》一文中提及，按照全球規律，一旦產業外遷，國內通常會通過積極的貨幣政策來試圖刺激經濟，日本依然如次。1986年起，日本的基準利率大幅下降，這使得國內剩餘資金大量投入股市及房地產等非生產工具上。另外，1985年“廣場協議”簽訂後的10年間，日元幣值平均每年上升5%以上，國際資本湧入日本的股市與房市，再保證每年5%的套匯收益。積極的貨幣政策與套匯湧入的外資共同推動了房地產與股市的泡沫積聚。據統計，“廣場協議”後近5年時間裡，股價每年以30%、地價每年以15%的幅度增長，而同期日本名義GDP的年增幅只有5%左右，泡沫經濟偏離實體經濟越來越遠。1989年，日本政府在未考慮泡沫破裂後遺症的情況下，開始盲目施行緊縮的貨幣政策，而在緊縮貨幣政策之前，國際資本早已套現逃離。 被戳破的泡沫經濟使股價和地價短期內下跌50%左右，銀行形成了大量壞賬，投資人長期積累的資產侵蝕嚴重，伴隨日本經濟進入二十幾年的衰退期。
3、產業戰略預判失誤，從而錯過國際產業發展的大潮
日本也是一個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國家，政府通常會預判未來的國際產業發展的趨勢，且進行相應的扶持。而日本在最近三十年內錯過了互聯網、移動互聯網與半導體三大產業，而將注意力集中在機器人、高端裝備製造等領域，但是，該領域卻尚未能夠體現其對經濟的影響力，以至於錯失經濟發展的機遇期。
四、中國絕對不會步日本經濟的後塵
日本GDP在高速發展之時，面臨了來自以美國為首等西方國家的強大壓力，而日本是個政治完全依靠美國的國家。為了討好美國與確保政客的政治利益，所以日本歷屆政府總會以損害日本利益來確保美國利益。但是，中國的政治選擇不會受外部勢力的絲毫影響，所以，中國政治獨立能夠確保經濟按照最有效的規律運行，這是中日在經濟戰略選擇上最大的不同。
即使美國等西方國家明知中國經濟的潛在挑戰，也無法直接與低成本的打斷中國經濟發展的勢頭，而卻可以輕輕鬆鬆的將日本經濟發展的方向人為扭轉為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中國是個大國，且經濟發展成梯度轉移，這就意味著中國經濟具有內部產業轉移、互補與時空騰挪的優勢，龐大的內需與完整的產業結構能夠確保中國經濟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的持續高速發展。所以，中國暫時則可以選擇國內經濟與外向經濟並存的戰略取捨，而無需將經濟的主要發展基準點佈局在海外。另外，由於中國經濟受政府主導的因素更重，所以即使佈局海外，政府對海外資產的掌控力度也遠勝日本，中國經濟在走出去時更能夠體現政府的意志。所以，GDP依然是當前評價中國經濟總量更客觀的指標。
五、中美貿易糾紛的癥結與解決方案
1987年G5國家再度檢討“廣場協議”以來對美元不正常貶值對國際經濟環境的影響，以及以匯率調整來降低美國貿易赤字的優劣性時發現，“廣場協議”後美國出口貿易並沒有增長，而美國經濟問題的癥結在於其產業結構與日本存在差異性與互補性。即日本生產的產品與美國的產業不具競爭性，而更多是互補性，這就意味著即使美元再貶值，美國還是依然需要進口日本及日本以外的同類產品，所以，美元匯率貶值根本無異於貿易逆差的解決。這與當前中美貿易所遇到的問題異常相似，所以，
即使美國對中國所出口的產品加稅也不會降低美國的貿易逆差，而只會讓他國的產品“漁翁得利”，但是，這是以降低美國社會福利為代價的。因為美國社會是在貿易戰的影響下不得已而選擇的他國產品與服務，這有違市場出清原則。如果用一句話來形容中美貿易的糾紛根源，無非是產業互補讓中國產品順利出口至美國，而美國卻人為限制高科技產品、技術出口至中國所致。因此，如果想解決中美貿易逆差困境，短期內放開高科技產品與技術的對華出口，長期內培養資源稟賦與調整產業結構。而歷屆美國總統之所以不著手解決中美貿易逆差的真實原因是對華放開高科技產品與技術無異於讓中國“如虎添翼”，無形中輔助中國的產業升級與國力的跨級提升。而貿易逆差無非是中國按照其資源稟賦所生產的產品輸送至美國後獲得美元，美國再以極低的資金成本以資本賬戶的形式將中國出口所獲得美元用於美國自身的經濟發展，也就是說中國向美國出口產品，美國只給中國極低的資金成本而“賒欠”，這其實對美國是極大的利好。 但是，特朗普卻要急切的放棄這一利好，也就是說一定要把逆差的“數字”降低，獲得“政績”，贏得“選票”。
其實，中美貿易逆差短期內解決的最終途徑就是中國進口美國的高科技產品、原油與糧食，除了糧食能夠衝擊中國農民，但是，有助於中國市場糧食價格的下降外，石油與高科技產品的進口都有助於中國的經濟發展、升級。所以，中美貿易糾紛根本沒什麼好吵的，只是中國想進口更多的高科技產品，而特朗普想賣更多的農產品，後續就是個談判博弈的過程，而硬是被雙方媒體炒得沸沸揚揚的，搞得“人心惶惶”，當然也有特朗普的咋咋呼呼。至於市場準入、產權保護等問題已經成為中國政府的當務之急，根本無需美國政府操心，因為中國後續若不大力保護產權，其國內的創新就無法得到有效的保證，產業升級轉型也就是一句空話。
另外，當前對中國經濟擔心最多的問題無非是地方債務與房地產泡沫。其實，這更是多餘，因為中國解決地方債務有一個全球獨有的方案，即印貨幣。當然印貨幣解決地方政府債務是能夠加劇通貨膨脹， 但是，通貨膨脹對經濟的影響錯綜複雜，不至於瞬間對經濟形成致命的衝擊，讓政府能夠通過“以時間換空間”的方式來逐步解決。而房地產泡沫的解決就一個途徑，即鎖死交易，然後讓少量非市場的交易畫出交易曲線，確保維持當前現狀，然後等時間。其實，泡沫無非是價格偏離購買力，一旦購買力上升了泡沫自然消除。如果經濟能夠確保6.5%的增長率，三年後，被鎖死的方式就能夠消化（1+6.5%）^3=1.21,這就意味著只要拖三年時間就能夠消化掉泡沫的20%。這還不算人口持續聚集購買力的提升與差異性收入結構的篩選導致的精準化解，所以，中國房地產那點泡沫是小事。而日本當時房地產泡沫最大的問題是政府盲目一次性刺破泡沫對經濟發展形成了致命衝擊。
因此，天塌不下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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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彥皓：基於中國現實對東南亞金融危機教訓再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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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彥皓房地產金融學博士、量化對沖學博士後，專注資本市場，負責量化對沖、權益投資、資本運作、ETF、股指期貨與股票期權等領域的研究與投資，關注國際關係、歷史、哲學與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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