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期间由王安石施行的新法是逐步推行的，其效果也是逐步显示出来的。在施行新法的过程中，大地主、大官僚拼命反对。像韩琦、富弼、文彦博等人，他们年轻时都曾有过一番作为，但到了后来，都是新法的反对派。他们或是放至外任，或是留在朝廷，集聚着一帮势力，竭力阻挠新法的实施。
新法虽由朝廷颁布，但是要各级管理机构执行。不少地方官吏在执行新法时，故意加以曲解，使新法不仅不能收到好处，还带来种种弊端。如免役法应按户民的等级收免役钱，但户民的等级是由地方官员拟定的，他们故意将贫困户提高等级，而将富裕户降低等级，这样使得新法变成对富裕户有利了。再加上新法本身也不完善，如青苗法，要收百分之二十的利钱。保甲法使统治阶级更加强了对农民的控制，朝廷为了显示新法的作用，连续向西夏和辽国用兵，又消耗了大量的人力、财力。这就不仅使守旧势力更加反对新法，连百姓也逐渐对新法产生了不满，而这些，宋神宗、王安石等主张改革的领导者却又管不到，管不了。
这时候，全国发生了大面积的灾荒，有个地方还发生了地震和山崩，保守派把这些事情同变法联系起来，把罪责归到王安石的身上。当时还有人针对灾区的百姓衣饭无着、到处流浪的情景画了一幅“流民图”给神宗看。宋神宗看了，就不能公开支持王安石了。
王安石还是抱定自己的宗旨，即: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神宗觉得王安石变法没有错，还是支持他。这时候，保守派的后台仁宗的曹皇后、英宗的高皇后出场了。她们笑着对神宗说:“王安石把天下搅乱了。”特别是曹皇后、现在是太皇后，而且是宋朝开国元勋曹彬的孙女，神宗不得不让她三分。在这种情势下，宋神宗罢免了王安石宰相的职务，让他去江宁“休养”。这是个折衷的方案，不是处分，但可以对两个皇太后作个交待。
王安石被迫辞职，回江宁休养后，神宗按照王安石的推荐，任用吕惠卿为副宰相，继续实行新法。王安石当初施政时，任用了一批新人，吕惠卿就是其中的骨干，许多新法的诏令就是由他拟定的。可是，这批“新人”是想通过变法来进入仕途的，一旦他们达到高官厚禄的目的，就变得比守旧的“老人”还要贪婪和自私。就以这个吕惠卿为例，当初他称王安石为恩师，车前马后，为变法打旗呐喊，而且“清正廉洁”，不谋私利。如今他掌了权，不仅盖起了高楼大屋，而且嫌在江宁休养的王安石碍手碍脚，要打击“恩师”了。他先借故惩办了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又造谣中伤王安石的儿子王秀。其他的“新人”也是如此，他们见吕惠卿掌了权，都环绕着他，与他结成同伙，准备向王安石“反戈一击”。
有比较就会有鉴别。王安石如何为人，而吕惠卿又如何施政，宋神宗对“师徒”两人的人品当然知之甚深。这时，他不由思念起在江宁的王安石了。而“新人”们对“恩师”的反戈一击也开始了。由吕惠卿出面向神宗提出，加封王安石节度使的职衔。这表面上的“好意”却暗含敌意。因为按惯例免除宰相职务，放置外任，再封个节度使，实际是一种对功臣的安抚办法，也是一种处分措施。神宗认为王安石是去休养，并没给予处分，所以没同意吕惠卿等人的做法。
神宗觉得吕惠卿太狡滑了，而且施行新政也很不得力，便下令将王安石调回京城复任宰相。这无疑对吕惠卿是当头棒。王安石回到汴京后，原来跟随吕惠卿的那帮人又转到王安石身边来了。他们向王安石诉说吕惠卿的种种不足，又颂扬王安石的种种好处。这时王安石自身的缺点也暴露了出来。
王安石的弱点是孤高自傲，不能很好与人相处，树敌过多。另外，他喜听奉承的话，特别是奉承他儿子王秀的话。那些钻营者就专拣他爱听的话说，他不免就晕晕呼呼起来。
再说那个吕惠卿，王安石再次为相，他当然失了势。再说他的同伙反了窝，把他所作的坏事全都揭露出来。他为了保护自己，仍然在神宗面前说这道那，惹得神宗很不高兴，将他贬到外地去了。这个吕惠卿真有两下子，临走还搞了王安石一下。王安石主持新政时，为了避免障碍，所以在与“新人”们讨论时，特别关照，这事不要让这个人知道，那事不要让那个人知道。吕惠卿都作了记录，他在记录中曾找到了王安石说过:“这事别让陛下知道。”吕惠卿就把记录给了神宗，神宗便对王安石疏远了。王安石只得再次辞职回江宁修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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