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喜拜师老子
拙著《老子与范蠡》2004年在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笔者依据先秦文献记载和对安徽涡阳老子故里的田野考察，确认安徽涡阳是老子诞生地。范蠡是老子的弟子，他的墓地在安徽涡阳县。同时，在涡阳县老子庙东还有一座尹喜墓的遗存。那么，尹喜墓为什么会在涡阳呢？尹喜有没有后代在安徽涡阳呢？由于历史资料稀少，当时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
不过，此后我对于涡阳尹喜墓以及尹喜后裔的考察研究一直没有中断。
2007年，我在考察中访问了涡阳县一些尹姓老人，他们坚称是尹喜后代，但是没发现什么证据。2009年我也考察过一次，希望能够看到他们的家谱，也未能如愿。
2014年，我发现了《中华尹氏通志》和涡阳县历代《尹氏家谱》等珍贵资料，使我对尹喜及其后裔问题的考察有了新的研究。
一、尹喜其人
尹喜，字文公，号文始先生。先秦时邽县（今甘肃省天水市人），周代楚康王（前559至前545年）之大夫，尹喜又名关尹，周敬王时为函谷关令，母鲁氏，生喜。周昭王二十三年，眼见天下将乱，他便辞去大夫之职，请任函谷关令，以藏身下僚，寄迹微职，静心修道，或称“关尹”。他善天文秘纬。仰观俯察，莫不洞澈。不行俗礼，隐德行仁。后因涉览山水，于雍州终南山周至县神就乡闻仙里结草为楼，精思至道。因以其楼观星望气，故号其宅为楼观。周王闻之，拜为大夫。后复招为东宫宾友。
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第三》：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司马迁《史记》记述了一个故事：老子久住周都研究道德学问，后见周朝衰败，就离开周都，到了函谷关，关令尹喜说：“您就要隐居了，请为我们写本书吧”。当时老子就写了一本书，分上下篇，阐述道德的内容，共5000多字。这就是历史上老子西行过函谷关留下《道德经》五千言的故事。尹喜是春秋战国时的道家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庄子称他为“古之博大真人”。
老子授尹喜《道德经》并约定“后会蜀之青羊肆”。 四川成都青羊宫，著名的道教宫观，老子和尹喜讲经说法之地。老子走后，尹喜一面刻苦修炼，一面整理老子的著作，还根据自己的体会写了一部叫《关尹子》的书。以后，他就按照约定前往四川和老子相会，老子称赞他的成就，并封他为无上真人，一起升到天上去做神仙。
天水市东伯阳渠早在元代就建有老子、尹喜的道观。奉祀老子的道观称柏林观，又有讲经台。山后十余里有尹道寺，称“尹喜故里”。其殿前有楹联一付，曰“华章九篇入百子，经文五千诵道德”。可谓对尹喜思想的恰当概括。
他曾经归栖于武当山三天门石壁下。公元五世纪，南朝人郭仲产《南雍卅记》载：“武当山有石门石室，相传云尹喜所栖之地”。武当山大顶之北有“狮子峰”，岩壁上有尹喜岩，一名仙岩。其下有涧名牛槽涧、青羊涧。留传有老子会访尹喜的神话故事。元代刘道明《武当福地总真集》记尹喜岩“古有铜床玉案，今无”。元代罗霆震呤《尹仙岩》诗曰：“道之所隐即仙灵，心印函关道德经。”
历代武当山志都记有他在武当山活动的踪迹。勿庸质疑，尹喜成为第一位来武当山实践，传播老子道家思想的历史人物。并被道教教徒尊称为“玉清上相”。
《中国名人大辞典》载“尹喜，天水人”。《秦州新志》载：“柏林观中祀老子，又有讲经台，山后十余里有尹道寺，为春秋时关令尹喜故里。”
《庄子•天下篇》概括其思想为：“以本为精，以末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吕氏春秋》谓：“老聃贵柔，关尹贵清。”东晋道学理论家葛洪对《关尹子》推崇备至。认为：方士不能到，先儒未尝言，可仰而不可攀，可玩而不可执，可鉴而不可思，可符而不可说。《关尹子》在《百子全书》列在道德经前，可见其书的份量了。
梁湛所著《楼观本起内传》称：历代时君世主相继在尹喜故宅楼观台建庙立观，召致幽人逸士度为道士。战国秦汉间有名姓可考者有尹轨等十二人之多。至魏晋南北朝时，北方道士云集楼观，形成了中国道教奉老子为祖师的楼观派，一直延续至今。周至楼观台为中国闻名于国内外的道教丛林。尹喜是中国道教学说最早的传播者。
尹喜是中国历代文化名人中最早的先贤名士，闻名中外的《道德经》五千言，是由他承传推广于世的。两千多年来，在中国乃至世界哲学、政治、军事、史学等学术界影响极为深远，意义非常，尹喜的功德是无量的。
大型辞书《道藏•尹喜传》、《水经注》等书中可以看出，老子西行主要活动在渭河中上游一带。
据《中华尹氏通志•尹氏家族的发展和变迁》尹氏家族的第一次大迁徙，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周衰，散居仕列国”（尹凤歧：《尹氏源流考》），尹铎、尹喜、尹文子、尹何等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尹喜就是这一时期从天水因为追随老子而迁徙到今安徽涡阳来的。
尹喜不忘恩师，晚年遂到老子故里定居，死后葬于此，把自己的躯体留在这里，让自己的忠魂永远守护老师诞弥之地，以示虔诚和报答五千言教诲之恩。
尹喜墓为安徽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对尹喜后裔的考察
笔者最早发现的1994年编印五卷本 “尹氏家谱”有这样一段文字：
“始祖为山东枣林庄禽昌山尹村人，明朝初年，有子十一人，迁至亳东桑里村。四公迁至安徽灵璧县刁山。六公随叔父迁至亳州南四十里双沟集。七公迁至颍东枣庄集。九公迁至徽州府。唯有十一公尹奎明随祖居于涡阳西十里尹家沟庄，为涡阳尹氏开基祖。”
这段文字提供了安徽涡阳尹喜墓与尹喜后裔关系的重要线索：
首先，这段文字是取自他们的尹氏家谱；
其次，涡阳的开基祖是明代初年的十一公尹奎明；
第三，尹奎明是“随祖居”而来，显然，尹奎明来涡阳是追随他们的祖居的。
“十一公尹奎明随祖居”九个字很重要。祖，是谁？除了尹喜，还可能有谁？他们明代初年又回来有什么历史背景？他们为什么要离乡背井去山东枣林庄？
在涡阳县城西尹家沟庄，当地尹氏后代保存了斑斑驳驳的《尹氏家谱》序（节选）：
“受道德经为伯阳弟子者讳喜降及商末周初仕。
“公其先禽昌山尹村人也。来祖讳奎明，初迁于亳东鄙桑里村。有子十一人，散处四方不能记，惟闻六公随叔父迁于亳南双沟集，来祖与十一公居于尹家沟，墓在天静宫，雉水北岸，值明末乱已失其所，十一公墓在石门东南隅（散居苏、鲁、予、皖、湖、广地区）。”
在尹王村尹氏祠堂内的碑刻上，也有类似的记载：
“其先祖为山东枣林庄禽昌山尹村人。明朝初年，有堂兄弟十一人，迁于亳东桑里村。传闻四公迁于颍东安徽灵璧县刁山；六公随叔父迁于亳南四十里双沟集；七公迁于颍东栆庄集（即东方公，见阜阳地理志）；九公迁至徽州府（安徽歙县）；惟十一公随祖居于涡阳西十里尹家沟庄，为涡阳尹氏开基祖。”
在《中华尹氏通志》看到《安徽涡阳尹家沟尹氏族谱序》，文字略有不同：
“自出祖考字讳失记，妣失氏，其先山东枣林庄禽昌县尹村人也。明初，堂兄弟十一人，一迁於亳东桑里村：传闻四公迁於灵璧县刁山；六公随叔父迁於亳南四十里双沟集；七公迁於颍东枣庄集；九公迁於江南徽州府，惟十一公随祖居於此，其余皆不可考，可甚叹哉！然老祖墓在天静宫雉水北岸，值明末乱，已失其所。”
在《中华尹氏通志•安徽涡阳•尹氏家族》上的文字也有不同：
“涡阳县尹家沟尹氏，与阜阳、颍上、阜南、霍邱诸县尹氏属于同一世系来源（参看四县尹氏地理志）。
“据谱序，其先祖为山东枣林庄禽昌山尹村人。明朝初年，有堂兄弟十一人，迁于亳东桑里村。传闻四公迁于颍东安徽灵璧县刁山；六公随叔父迁于亳南四十里双沟集；七公迁于颍东栆庄集（即东方公，见阜阳地理志）；九公迁至徽州府（安徽歙县）；惟十一公随祖居于涡阳西十里尹家沟庄，为涡阳尹氏开基祖。
“尹家沟尹氏始迁祖十一公，名奎明，配程氏。墓在石门东南隅，有四石为标志，茔地十三亩，以作祭祀之费。奎明公以下五世实（失）考。至清初第六代某公，有子四人，据说长子居西门，次子居东门，三子又生二子：一迁赵旗屯，一迁于湖广，失去联系。”
以上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关于尹氏家谱的记载。我们对其进行了综合分析：
1、“来祖，墓在天静宫，雉水北岸”，这是一条极其重要的记载。
什么叫来祖？来祖就是始迁祖。尹喜从天水搬涡阳，当然他就是来祖了。古时候避讳，不能说“尹喜”的。姓尹的也不能有比他更早的始迁祖了！天静宫雉水北岸，尹喜墓依然存在。而且，150年前涡阳县编撰首部《涡阳县志》就正式记载尹喜墓了。尹奎明不能是“来祖”，他是“随祖居”来的！
考古证实，那是一个汉代的古墓葬。尹喜是春秋末年的人，为什么现在发现的是汉代的墓葬？汉代晚期的经济比较发达，给祖宗修墓是一种风气，尹氏后裔给“来祖”修墓，是合理的。汉桓帝崇拜老子，两次派特使来今涡阳修建老子庙。考古发掘出来的涡阳老子庙遗址就是那个时候修建的。涡阳现在发现的老子墓遗迹，今涡阳还发现了为孔子见老子树立纪念碑，都是那个时候的作品。
2、十一公父子在明代初年搬回今安徽涡阳，他当年寄居住的山东枣林庄禽昌县尹村，是个什么地方呢？
据长期研究尹氏家谱的涡阳尹王村的网友提供的资料说：山东枣林庄，据中国移民史专家葛剑雄、曹树基先生近年来实地调查考证，新发现的明初移民集散地之一，在今山东兖州县城北七里之遥的安邱王府村。据明代石碑所载，该村原名枣林庄，明鲁王裔孙安邱王分封于此，始称安邱王府庄。
该村位于兖州东部丘陵山区，地处兖州府城郊，正当济南各州县南下的交通要道，元末明初，未受战乱波及，人口较为稠密，具备了集中移民的基本要素。虽然在官方文献中未曾发现有关移民的记述，但在安徽濉溪县志中却发现了在明洪武年间和清初由山东迁民本县的记载，并标明占本县人口80%以上的“周、吴、郑、王、李、丁、梁七姓”均为山东移民。
五六百年的“十一公”在山东枣林庄居住，他找到的祖居地是今天的安徽涡阳。山东枣林庄不是祖居，是寄居地！他“随祖居，到涡阳”，因为今涡阳是尹氏祖居地！
3、十一公的先辈是什么时候从今涡阳搬到山东去的呢？这应该与黄河泛滥有关。是黄河决口，尹喜后裔搬到山东。大水退了，他们“随祖居”又回来了！山东枣林庄，地势高，也有尹氏后裔，他们逃难去投奔。
据史料：黄河第四次大改道是在元代初期。这次改道相比前几次而言，历时较久，分支也多。金国行将灭亡时，蒙古军攻归德府，在今商丘县西北决河，河水夺濉水入泗。稍后蒙古军又在今开封市北决河，河水夺涡水入淮。就在这次改道后不久的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据《元史•世祖纪》：“河决开封、祥符、陈留、杞、太康、通许、鄢陵、扶沟、洧川、尉氏、阳武、延津、中牟、原武、眭州十五处决口。调南京民夫二十万三百二十三人分筑堤防。”当时黄河洪水分成三股：一股经陈留、杞县、睢县等县由徐州入泗水；一股在中牟县境内析西南流，经尉氏、洧川、鄢陵、扶沟等县，由安徽北部的颖水入淮；一股在开封境内折而南流，经通许、太康等县由今安徽北部的涡水入淮。这是黄河历史上河道迁徙最大的一次。河水共侵夺四条河流(颖、泗、涡、淮)的河道入海。泛滥的河水遍及今河南中部、安徽及江苏两省北部广大地区。
这次黄河泛滥，涡阳天静宫考古发掘也提供了考古资料：
安徽省文物考古所天静宫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小结：（节录）
1992年底，安徽省文物考古所杨立新等五位专家，对涡阳县太清宫（天静宫）的旧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揭露面积3700平米，出土了大批文物，内涵十分丰富，为确认涡阳太清宫为老子故里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他们发现唐至宋元明清五个时期的地层堆积。
考古资料表明，老君殿区文化层厚1.8-2.4米左右。大体可分八层。其中第一层为表土层；第二层为清代层，内出土有“大清年制”款识的青花瓷片等；第三层为红淤土，系黄河泛滥层；第四层为明代层，内含“大明年制”款识的青花瓷片；第五层为红淤土，系黄河泛滥层，土层较厚；第六至八层为宋元文化层，内含大量的粗白瓷碗、影青和兔毫瓷片、宋代钱币以及建筑构件等。唐代文化堆积见于发掘区南部Ｔ408探方内，为一灰坑和窑，内含莲花瓣圆瓦当、板瓦和黄釉粗瓷碗。考古地层显示了老君殿区自唐代以来建筑活动持续不断，大体处于天静宫遗址的建筑中心地带，这期间遗址曾经历了两次黄水泛滥之灾。反映了天静宫沧桑的历史。
安徽省文物考古所的考古小结说的：第五层为红淤土，系黄河泛滥层，土层较厚；这一层就是元代初期黄河第四次大改道造成的，其厚度在30公分以上。可以想见，这一次的黄河泛滥，当年的涡阳人民是如何的流离失所；居住在涡阳的原居民包括尹氏家族是如何逃难的！涡阳的天静宫与尹沟不过是隔河相望。涡阳的天静宫也不能免难。
4、明代尹喜后裔的回归探讨。
明代初年，经过元末明初的大乱与大治，这位明代的开基天子朱元璋他出身和尚却亲自动手给老子的《道德经》作“御注”，天下震动。
为逃避水患已经在山东枣林庄居住的尹喜后裔，感到在这个人满为患的枣林庄“梁园虽好，不是久留之地”，决定回归故里。于是“明朝初年，有堂兄弟十一人”， “惟十一公随祖居于涡阳西十里尹家沟庄。”他们又回祖居老子故里来了！这“祖”不可能是他的父亲，而是更远的尹喜。
这就是我们对于涡阳尹氏是尹喜后裔的探讨。
5、十一公究竟是谁？
十一公为明代初年返回今涡阳的尹氏开基祖，毋容置疑。“唯有十一公尹奎明随祖居于涡阳西十里尹家沟庄，为涡阳尹氏开基祖”。
他不是“来祖”，他是明代初年回涡阳的尹氏“开基祖”，重开基业之祖。没有他，今天淮北的百万尹氏后裔就找不到他们是尹喜后裔的依据。
尹奎明也可能是两个人。《安徽亳州双沟尹氏三修族谱序》：（《中华尹氏通志》P466）
据安徽涡阳县西尹家沟出土的碑文记载：我亳州双沟集始祖是禽昌山尹村人，禽昌山尹村有讳奎、讳明兄弟二人。奎公生子十一人，奎公携第十一子，即十一公，迁居亳东鄙桑里村。卒后，奎公葬天静宫雉水北岸。明末乱，失其所。十一葬石门东南隅。明公无子，抚奎公第六子为嗣，即六公。六公随明公迁亳南双沟集，六公为我双沟集初祖。其余各公散居苏、鲁、皖湖、广等地。
《中华尹氏通志》编写说明指出：
“某些文献，彼此的说法不同，有的甚至互相矛盾。对于这类文献，我们均与选人，一般不加评论，目的是提供给现在或今后的有志之士进行比较考证研究。
“历代族史文献，由于经过多次传抄，错讹不少。这次选入的时候，我们在文字上进行了认真和反复的校勘。有少数地方，文字上存在疑点，但一时难于确定正误的，正好暂时保持原样。”
对于尹奎明是一人还是两人，十一公们是亲兄弟还是堂兄弟，十一公是尹奎明自己还是他的儿子？我们也不必较真。天静宫雉水北岸的古墓经考证是尹喜之墓，已无疑问；他们在明代“随祖居”回归今安徽涡阳在他们的家谱里反复记载，也是无疑的。
《中华尹氏通志》P316香火楼庄尹氏：香火楼庄尹氏,始迁祖是奎明公的第十四代。
涡阳尹氏字派与阜阳、颍上、霍邱等尹氏相同：“学乃月新，显良维纯；建德有本，万世同仁。
他们应该都是尹喜后裔！而涡阳，是皖北尹氏的发源地。尹喜是2500年以前从天水搬来老子故里的“来祖”，这应该肯定。
涡阳尹氏族谱，初修于清光绪十八年壬辰（1892）；二修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三修于1986年。
十一公碑现在还在涡阳尹王庄。还有尹大公碑文字清楚。
村里现在还存有两块祖先墓碑。村口有一处约四平方米的小屋，屋顶上有二龙戏珠的雕刻，正门写着“家族碑”三个字，东侧石碑上的大部分碑文还清晰可见，上写着“尹大公，字宏贵，生于康熙三十九年九月初二日未时，卒于乾隆三十二年十月十二日申时”，西侧石碑的碑文已经很模糊。
尹喜是2500年前的人，皖北这一支尹喜后裔是明代初年——是约600年前重新搬回来的。多年前，我访问过一位尹姓老人，他说，我们这一支从山东移民来的，不错，但是这山东回来的一支本来就是“祖居于涡阳西十里尹家沟庄”的，一次发大水从安徽搬迁到山东，明代又搬回来的，请你们研究。今天我可以告慰他老人家了。
三、尹喜墓及尹喜后裔在涡阳的现状
尹喜墓，位于安徽涡阳县老子故里天静宫东二公里处，S202省道从墓地北侧30米处通过。原墓占地1000平方米，高约9米，俗称尹子孤堆。
1951年4月初，时任涡阳县赵屯区政委的曹霖为建学校和区公所，未经上级批准，擅自作出挖掘尹喜墓取砖的决定，那时尹喜墓以及附近村庄隶属赵屯区管辖。挖墓工作由区长具体负责，区部通讯员在现场负责指挥各乡民兵施工，然后由他监督把取出的墓砖用“太平车”拉回赵屯区部集中使用，而时任赵屯区耿楼乡的民兵队长、农会主任就曾带领今前耿楼、后耿楼村的民兵参与过尹喜墓的挖掘，致使尹喜墓遭到严重破坏，“曹霖扒墓”也上了辞书，成为当时一大新闻。
当时取出的尹喜墓的墓门是两块巨型石门，两扇石门均高170厘米，宽162厘米，厚9厘米。门中分别雕有“铺首”（俗称“兽头”），其形制庄严，十分精美，具有典型的汉代文物特征。
1992年年底，尹喜墓经考古发掘测量：尹喜墓的墓门至墓室后墙总长2280厘米，墓室四孔，南北总宽1620厘米。其中墓室进深570厘米；室宽165厘米。墓内甬道总长1270厘米；道宽198厘米。两耳室分别在甬道两侧，靠近墓门，耳室进深228厘米；室宽390厘米。耳室门宽113厘米。墓室及耳室拱顶距地高度均为400厘米。该墓各部建筑全系东汉青砖砌成，白灰粘口，所有墙面使用的青砖均有花纹，大小尺寸不一，有30×14×5.5厘米的；有29×13×5厘米的；有27×13×5厘米的。花纹有菱形纹、乳丁纹等，分别砌于不同的建筑部位。墓内地面均用45×45×6厘米的方砖铺就。
考古发掘提取许多东汉器物特征的陶片及数百块各类汉砖外，还有三种非常重要的文物：
一是在该墓的通道与甬道的交汇处提取到一柄铁质宝剑，该剑长66厘米，剑柄朝向墓门，剑尖直抵四座墓室正中间的墙根。此剑是该墓的镇墓神物之一。这柄铁剑的出土，首先它表明在东汉末年我国的冶铁及锻造技术已有了质的飞跃；其次也体现了尹喜作为古函谷关令的将军身份。
二是在该墓最南端的墓室门口提取到人的颅骨一件，该颅骨硕大，超过今天正常人的头骨尺寸。颅骨顶厚约2厘米，同样不是现代一般人所能企及。说明该逝者生前身材高大，而且一定练过武功，可能就是函谷关关吏尹喜本人的骨殖。
三是在墓中不同方位提取到“货泉”铜钱数枚，这种铜钱是典型的东汉货币，该铜钱召示了尹喜墓的建造年代，与该墓中墓砖花纹上的典型的东汉特征共同印证了该墓确为东汉末年修建。
既然尹喜墓能够断定为东汉末年所修建，它与桓帝延熹八年勅建的老子庙应是同一年代的“国家行为”。因为像尹喜墓这样规模恢宏，结构精美的丧葬建筑，为什么会有四个墓室？这有别于一般大型墓葬，肯定不是为一般人物而建，加上其建设规格之高堪比皇家，这种装饰精美华丽的建筑是任何普通人所不能配享的，更何况老子庙初建的延熹八年也正是东汉王朝的末年，两组建筑同属一个年代，且都是国家行为，加上东汉时期道教兴盛，这一切都说明了尹喜与老子的亲密关系，同时也印证了位于今天静宫的老子庙也就是老子的出生地。
尹喜公园，是涡阳县2012年新增又一景观，具有浓厚的道家文化风韵。公园占地十余亩，坐落在涡阳县城北三公里新建的居民小区里，由仿古城墙、高大的尹喜铜像、小广场、长廊、古尹喜墓，景观绿化等组成，是涡阳县近年打造老子文化历史名城，创建人文和谐家园又一用心之作。长廊墙壁上，安装石刻《道德经》长卷和尹喜故事六则，为广大市民休闲娱乐、陶冶情操提供一个优雅心旷神怡的好去处。
在尹喜墓西，涡河边上, 今涡阳天静宫周边地区，以尹姓命名的村庄很多：有尹堂，尹王庄，东尹庄，西尹庄，尹牛庄，尹堂子，小尹庄等十多个以“尹”命名的村庄。这就是凝固在那里的历史,是古化石一类的存在。询问尹姓居民，他们都说是尹喜的后代，世代为老子庙守护山门。
孔子有后代200多万，大多数在全国各地，但是曲阜老家还是有许多人在！与孔子同时代的尹喜也是如此，在涡阳约有数万后裔生活在此。
为了铭记尹喜传播老子大道的功德，涡阳天静宫老君殿老子铜像一侧，塑有文始真人尹喜铜像。
清代《涡阳县志》载马朴仙先生吟咏尹喜墓诗一首：
龙山秋色满平原，令尹坟前野鹊喧。
禾黍迷离非故国，衣冠零落剩颓垣。
南临涡水清波远，东望函关紫气繁。
莫向风尘轻末吏，能留道德五千言。
四、后记:
对于尹喜的研究从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我的《老子与范蠡》一书至今已经十年有余。此间，安徽省涡阳县有许多同志给予了大力支持，帮助我进行田野考察。老子办牛家栋副主任，石芳霞老师，涡阳弘道联谊会马杰会长，尹喜后裔尹纯科、尹纯先、尹立祥、尹明山、尹建强等，提供了许多的资料。特别是一些年长的尹氏老先生，不能一一记名了，有的已经仙逝。我十分感谢他们，希望此文能够给他们一些慰藉，并共学术界参考。（作者：上海市宗教学会会员王振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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