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 吳大澂銘、吳湖帆銘文具一套
何為文人？文人，並非僅指會寫文章的人，一般泛指讀書人，講的嚴格點是指在人文方面有建樹的人物， 是從事哲學、文學、藝術以及一些具有人文情懷且有思想的社會科學的人。
自隋唐時期科舉制度的出現，“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讀書人自發蒙、童生、生員、秀才、舉人， 層層晉級進士一路而上。科舉，這一中國特有的考試形式，徹底打破血緣世襲關係和世族的壟斷，使得部分社會中下層有能力的讀書人進入社會上層，獲得施展才能的機會。無論出身寒門還是望族之後，在追求仕途的道路上都站在了同一個起跑線。古語曰“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也道出了古人對於科舉制度改變人生的美好向往。
清 靈芝南紅水盂 高5cm
伴隨科舉制度形成的官員選拔形式，在讀書人裡湧現了特殊的一個階級群體——“士大夫”。他們既是國家政治的直接參與者，同時又是中國文化藝術的傳承者、創造者。新中國成立以後很長一段時期，人們對“士大夫”存在誤解，將其視為腐朽且具有壟斷性質的知識分子階級。但經過近幾年的研究，“士大夫”其實是以中高級知識分子為主體的重要社會階層，這個主體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對整個社會都具有不可或缺的推動性。
中國的文人好文擅藝，然其審美情趣，當以宋代為勃發的源頭。大量的史實證明，彼時的“士大夫”們在公務之暇多寄情於琴、棋、書、畫等，其場所即為之特闢的書房。趙希鵠著《洞天清祿集》有云：“明窗淨几，羅列布置；篆香居中，佳客玉立相映。時取古人妙跡以觀，鳥篆蝸書，奇峰遠水，摩挲鐘鼎，親見周商。端研湧巖泉，焦桐鳴玉佩，不知身居人世，所謂受用清福，孰有逾此者乎？是境也，閬苑瑤池未必是過。”描寫了理想化的書房環境。明人文震亨將文人生活中用以自樂的雅室景象如此描繪：“小室內几榻俱不宜多置，但取古制狹邊書幾一，置於中，上設筆硯、香盒、薰爐之屬，俱小而雅。別設石小几一，以置茗甌茶具；小榻一，以供偃臥趺坐，不必掛畫；或置古奇石，或以小佛櫥供鎏金小佛於上，亦可。”此皆謂之書房，或稱之為書齋。
清 九如綠松石水盂
文房，讀書寫字賞藝之地也，其間不乏古今雅玩器物，古人統稱為“骨董”，即今日所謂之“古董”。明代晚期，董其昌著有《骨董十三說》一書，定義“骨董”為：“雜古器物不類者為類，名骨董。玩禮樂之器可以進德，玩墨跡舊刻可以精藝，居今之士可與古人相見在此也。助我進德成藝，垂之永久，動後人欣慕在此也。”簡言之：項雜而貴重，又討人喜歡者曰“骨董”。在上海方言中，早前並沒有“收藏”之說，謙稱其為“白相（翫）”。然，何謂“收藏”？“收”與“藏”是由一生二的大概念。“收”是動詞，指器物轉換為我所得；“藏”非束之高閣，而是考據，是其價值、是其溯源、是其文化含義、是其製作背景，是研究之後將知識延續，此為“藏”。今日收進，明天賣出， 則是“投資”的另一概念。
古代文人書房中除了賞玩擺放的大器物以外，最為實用的是筆墨紙硯所謂“文房四寶”。在很多人的概念中，說到文房就是四寶，那就以偏概全，知一忘百了。除了歷史上比較耳熟能詳的安徽宣城諸葛筆、李廷珪墨、澄心堂紙、婺源龍尾硯等。紙、墨、筆都是屬於日常消耗品，至今保留未使用的完整器少之又少。
墨在古代除了日常使用之外，文人還會用它來製作禮品用以臣子對帝王的進呈，文人之間互相饋贈。風雅的交往伴手禮。以清吳大澂制龍節墨為例。吳大澂以自己收藏的楚錯金銘文龍節為模版，製作了同樣造型的龍節墨，用以恭送同好。既顯示了對此器物的珍愛又與同好現寶，贈同款墨以示得意之情，表現地恰到好處，雅贈而不浮誇。
清 松鹿長春翡翠筆筒 高11cm
筆，古有“退筆三千”之說。舊時，尤其是唐宋元時期毛筆非一次性消耗品，筆頭是可拆卸的，頹萎而換之，筆桿作為可長期保留使用之物，就生出了很多講究。從材質的奢華上看，有翡翠、白玉、象牙、雕漆等等。尤其宋元時流行木胎筆桿，其上以髹漆彩繪、剔犀、雕漆、嵌螺鈿等裝飾手法，筆桿材質相對較輕，更符合把握使用。實用而更求美觀精緻，所謂“筆墨精良，人生一樂”。
硯，不易損壞，流傳至今是最多的文房，但也是俗物最多的遺存。然而出人頭地的文人對硯臺的追求樂此不疲。往往擇良石佳材，再聘名工大匠精雕細琢。選上等好木材，或紫檀，或花梨，或烏木，整挖拼嵌以為匣，上嵌珠玉金石，以顯文心玲瓏；再於硯上、盒上題跋以抒懷明志，行、楷、章、草、篆、隸各具風騷，無論繁複還是簡潔都是各有樂趣。一件頑石璞玉的文具經文人苦旨經營便成為珍貴且有文化含量的佳寶。如清大西洞包袱硯，原配紅木匣，為常熟沈石友舊藏，上有近代金石巨匠吳昌碩題跋，入載《沈氏硯林》。後流落東瀛近百年，為現藏家多年尋覓購回，為世所重。
紙、墨之用也是講究多多，限於篇幅，則不贅述了。
明 錯金銀雞首銅硯滴 高7.8cm
屠隆《考槃餘事》中記載了具有代表性的四十五種文房器玩。筆格、硯山、筆床、筆屏、筆筒、筆船、筆洗、筆覘、水中丞、水注、硯匣、墨匣、印章、書匣、印色池、糊鬥、蠟鬥、鎮紙、壓尺、秘閣、貝光、靉靆、裁刀、剪刀、途利、書燈、香櫞盤、布泉、鉤、簫、麈、如意、禪燈、詩筒葵箋、韻牌、五嶽圖、花尊、鍾、磬、數珠、缽、番經、鏡、軒轅鏡、劍。其實文具之數又何止這些。
硯屏，置桌案之上於硯端以障風塵之屏。也有說法是因為晚間油燈、燭光照在硯臺上，硯臺裡的墨水會有折射光耀眼，用硯屏以避之。傳硯屏始於宋代蘇東坡、黃庭堅二人。宋趙希鵠《洞天清祿集》：“古無硯屏……自東坡、山谷始作。”此件近代微雕大師於碩（嘯軒）製作的硯屏，於三寸的象牙板上刻《嚴子陵富春垂釣圖》和《嚴子陵釣魚臺賦》。1873年於嘯軒生於江蘇省江都縣塘頭鄉。1915年，42歲的於嘯軒拿著他的兩件作品，參加了日本大正博覽會和美國的巴拿馬太平洋國際博覽會，兩件作品都獲得了金質獎章。作品刀刀傳神，不但貴在小，且貴在精妙，其字微如蟻足，在放大後卻結體紮實，具有蘇東坡書法的韻味，鬼斧神工，形神兼備古今無匹，歎為觀止。
如意，原是梵語“阿那律”的意譯。脊背騷癢，搔之不及，用此器撓癢，可如人意，因而得名。自東漢時期引入中國，在魏晉時廣為流傳並逐漸發展成了文人所持風雅談具，至明清時更是轉化成附有吉祥含義的陳設器。玉石、翡翠、竹木、漆器各種材質皆有，其上飾以吉祥紋飾。古人云：器必有文，文必有意，意必吉祥。如意，早已擺脫了原本的意義，從器型、材質到裝飾美輪美奐，無一例外的表現了這個吉祥的主題。
清乾隆 造辦處作掐絲琺琅麒麟香薰一對
中國文房之道，當數以實用性與儀式感並重的自娛為最高境界。其意趣深邃，涉及藝事層面廣袤，範圍可廣至園林室廬的營造、花木水石的栽植、舟車衣飾的乘服。用賞類則以文房用品筆、墨、紙、硯等四器為主體，進而遊藝於鼓琴、焚香、弈棋、試茶、臨帖、觀畫、刻竹、飼鶴等文人熱衷的生活雅趣及藝事所必備的用具。文人崇尚自然，是由文房中的百般精緻雅逸的陳設，追逐模擬創造著理想中的自然。在自然生態中，瘦梅病柳、石之皺瘦漏透、冬日養蟲啼鳴，園中飼鶴相嬉，同樣是文人之愛，情懷之寄。
蘇東坡曾在怪石供中說道“凡物之醜好，生於相形，吾未知其果安在也。使世間石皆若此，則今之凡石復為‘怪’矣。海外有形語之國，口不能言，而相喻以形；其以形語也，捷於口；使吾為之，不已難乎？故夫天機之動，忽焉而成，而人真以為巧也。”雖然，自禹以來怪之矣。明代畫家吳彬題《瑞獸》供石就是此思維指導下的產物。其石產自安徽靈璧，外型似長頸鹿。古人稱長頸鹿為麒麟。吳彬是明代著名的人物畫家，其作品多以神怪佛教題材為主。此石似麒麟必深為吳彬所愛，賞玩之餘，題刻銘文於器上，後又入藏於明雲間林有麟處。林氏為著名藏石家，曾編著中國最早的賞石圖譜《素園石譜》，林復題刻其上。
清 竹根雕荷葉水注
投壺器具，從先秦延續至清末，是中國傳統射禮的一個延續，也是宮廷宴飲遊戲之一。六藝中的射禮是需要一定的空間的，但由於庭院不夠寬闊，不足以張侯置鵠；或由於賓客眾多，不足以備弓比耦；或有的賓客的確不會射箭，故而以投壺代替彎弓，以樂嘉賓，以習禮儀。宋呂大臨在《禮記傳》中雲：“投壺，射之細也。燕飲有射以樂賓，以習容而講藝也。”《禮記·投壺》說：“投壺者，主人與客燕飲講論才藝之禮也。”《左傳》曾記載過晉昭公大宴諸國君主，舉行投壺之戲的事。此冊所載投壺為銅質，作六方瓶，有貫耳，器物滿布底文，有一蟠龍居於上，矯健有力，為宋代典型器。與《宣宗行樂圖》中使用銅壺同款。
範制匏器是文人之愛。從小就給葫蘆套上磨具， 古代用瓦，近代用石膏，在葫蘆長大的過程中，讓模具的反紋印在葫蘆表面，稱之為坐範。範制匏器起源於明代，至清代頗受皇家重視，康熙帝曾於瀛臺的豐澤園內種大量種植葫蘆，並設專人管理，然百石一出，正品稀罕。在宮廷的督造下，生產出諸多清朗典雅的模製匏器，其製作工藝精巧，產品種類紛繁，標新立異，風神別具。在彼時，是遠精貴於官宦器的奇品。
清 瑪瑙水丞
文房四寶僅僅是個大概念，四寶也只是一個虛數詞，除了筆墨紙硯，文人所有的愛好與製作都可以歸為文房。文人用器就如同文人的情感一樣具有多元性，開拓性。它們材質多樣、工藝繁複、形式多變。從中可以玩味古代文人多彩豐富、不一而是的審美情趣，乃至文心與匠藝結合所產生的匪夷所思的藝品妙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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