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現在看到的事實是，周人沿襲了殷人的語言文化和文字。殷人用的語文由甲骨文可見，用的正是雅言不差。而《尚書·多士》說“惟殷先人有冊有典”，說明在商朝建立前，殷人祖先已經擁有成冊的文獻了，其所用語言自應相同。
這文字文化的傳襲功能是最強大的，在《論語》裡孔子再三指出，在禮制上“周因於殷，殷因於夏”，三代文化相襲，則在殷先人典冊裡，像周學殷那樣襲用夏人語言文化，是有充分可能的。
因為現在還沒有在考古學上發現出土夏代文獻，我們還不能實證夏代說的也是雅言。但是否有可能對夏語的概貌進行探索，本文企圖作點嘗試。
中原最早的華夏語言和文字
目前最早的有完整文字記錄的前古漢語，只有殷代的甲骨文和金文，從其基本框架，如句法的SVO“主動賓”結構，“定中”結構，封閉類詞如代詞、否定詞、數詞等，以及基本核心詞彙觀察，仍都與後世漢語相同，可以肯定彼此是一脈相承的。
周代承繼了殷商文化，尤其是文字，所以其書面語言也基本相同，這個時代的文獻典籍更是相當豐富了，《易經》、《書經》、《詩經》等都是大家熟悉的，顯然也大都使用這基本相同的書面語言。
這裡需要說明的是，漢字是能夠在不同的語言裡念不同的音來使用的，比如在日語裡可以把“三”訓讀為mi，“木”訓讀為ki，“日、火”訓讀為hi，“人”訓讀為hito，“山”訓讀為yama，“風”訓讀為kaze，等等。
那為什麼我們會認定甲骨文字記的便是漢語而不是某種非漢語呢？這是從甲骨文中字與字的音韻關係來判定的，因為相關的大量字例所反映的事實，只能由漢語聲韻為根基而發生。
比如：
“風”借用“鳳”字，後又增“凡”聲，表明它該是表示風鳳都讀p-m音的古漢語，而不會是別的語言。
“九”取肘形、“北”取二人相背之形，顯示“九/肘”、“北/背”同源關係，說明九的詞根音如肘。
“北”源於“背”著陽光，也只能基於漢語。
“七切”“晶星”同字，“七”借“切”形，說明“七切”二詞詞根同音共形。
“晶”表星，又可增加生聲轉註為星，其詞根音同‘性”，也只能是漢語。
第二身代詞假借“女”字，說明“汝女”詞根也同音，虛詞借“亦（腋）”表又，借“箕”表“其”，也說明其詞根同音關係，它們都立基於漢語內部的詞族、共形詞系。
周人沒有自己的文字，他們全盤學習接受了殷商文字。在滅商之前，他們已經學會這一文字，這由周原出土的甲骨可證，並沒另用岐周語文，又滅殷後第8天作的《利簋》銘文也是明證。
克殷後周王朝特在洛陽建立東都，集中殷商貴族知識分子於此，既可監防其反叛，又有利於跟他們學習文化。學習漢字是必須出於師授的，在傳授漢字時自然同時習得其書面語言，即雅言；這是後世漢語正音總拿中州洛陽太學音為標準的根源。
華夏族分佈的地方儘管也會有方言的，但政府運作、邦國交往，知識教育都是用雅言進行的，古中國通用這雅言就類似古代歐洲人之通用拉丁語。孔子在東魯教學生也是用雅言而不用齊魯方言的，《論語·述而》明載“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言實際就是夏言。
現在多處出土的新石器文化，5千至8千年前的陶器上有很多分散的刻畫符號，被稱為陶文。這些應是文字的雛形材料，但發展成為與語言結合的、有系統的正式文字，需要一定的過程。
《書序》正義說得好：“言者意之聲，書者言之記”，不能記錄語言一一即不能和語言形成固定聯繫的，就不是正式的文字。
古代社會記錄語言需求最迫切的，是巫史階層，據傳如說黃帝史官倉頡發明文字，可把漢字形成的歷史提到5千年，但黃帝時代說什麼話，我們現在只有傳說，無法取得實證，因而無法肯定或否定。
而如說漢字在4千年前的夏代已經形成，似乎更可取信。因為夏代的語言，多少有些遺蹟可供我們探討。
從華夏語言的特點探索夏語
不管現代或古代的漢語，拿它與中華大地的其他語言一比較，都表明是自有特色的。因為漢語句法上，“主一動一賓”語序結構總與“飾一中”語序結構並存。
甲骨文就是這樣的了，隨便舉些卜辭的例子，比如：“土方侵我田”，“王勿作邑在茲”，“今日不遘大風”。其中與主動賓結構並舉的即是“土方、我田、今日、大風，勿作、不遘”等修飾語前置於中心詞的結構。
這種情況卻跟周邊語言是都不相同的，試看下錶：
漢語修飾語在中心語前，跟同語系的“侗臺、苗瑤、藏緬”都不同，但跟阿爾泰、南島相同，而阿爾泰句法是主賓動，南島是動主賓，又跟漢語差異更大，所以《淮南子·齊俗訓》說胡貉匈奴“箕倨反言”，就是衝著那阿爾泰語“主一賓一動”句法說的。
胡貉匈奴當操阿爾泰語，其賓語前置於動詞，此類語序對於動詞後綴變化多的語言是很必要的，但在說漢語的人聽來，卻是很不順耳的“反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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