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政治策略中最精明的一點，大概就是吸引了大量低收入的選民。2012年總統選舉中，共和黨候選人羅姆尼在高中及以下學歷人群中輸4個百分點，在有一定大學教育但沒有畢業的人群中輸1個百分點。但是到了2016年，特朗普在這兩個人群中分別贏6個和9個百分點（如下圖）。
這裡面當然有很多原因，比如特朗普的通俗化用詞，比如俄羅斯的社交媒體攻勢，但是最重要的，還是在於他成功扭轉了部分選民心目中的政策優先級。按理說，低學歷人群（通常也是低收入人群）會受益於再分配，所以不應該支持大量減稅和減少福利（如Obamacare），這是不需要動多少腦子就能明白的道理。但是當種族這個變量被考慮進去以後，得失的計算就不一樣了。相比於白人低收入人群，少數族裔的低收入人群收入要低得多。也就是說，少數族裔從社會福利中獲取的人均收益會遠大於白人。對於低收入白人來說，再分配會縮小富人和窮人之間的階級差別，對他們的經濟階層有利；但同時也會縮小白人和少數族裔之間的族群差別，因而對他們的族群利益有害。那麼，怎樣衡量利弊呢？那些把白人的身份認同優先於自己的階級認同的選民就會放棄社會福利，以維持其族群的整體優勢。特朗普修辭攻勢的終極目標就在於提升白人的族群認同相對於階級認同的優先級，這一點在剛剛經歷了一個黑人總統的時刻格外管用。
但是這樣的策略對共和黨也不是沒有風險。要想有效地提高族群認同在選民心目中的優先級，一個必須與之捆綁的意識形態就是攻擊全球化和全球主義。你必須告訴選民，外國人不是好東西。那麼與之相應的外交政策，就必然是從全球事務中撤退。而全球主義這個東西，歷史上是共和黨的標籤之一，也幫助共和黨凝聚了一批在外交上的人才，尤其是有全球性政策野心的鷹派人士。這一點並不難理解，以我個人為例，雖然在社會、經濟議題上是全面傾向自由派的，但是在奧巴馬的八年中，一直在社交媒體上抱怨他的退縮不前的外交政策，有時候甚至措辭相當激烈。如果你站在一個外國人角度，可能並不很在意美國國內的經濟政策；但是從二戰和冷戰的經驗出發，可能會擔心美國的外交退縮可能引發全球性的災難性事件。特朗普指責奧巴馬對俄羅斯的肆無忌憚負有責任，其實也不是沒有道理，只是他自己把這種退縮更加推向極致。
我相信和我一樣因為全球主義意識形態而對過去民主黨政策不滿的美國人也並不罕見。這些人的絕對數量不大，但是他們中有很多是專業研究國際政治、比較政治、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學者、評論家，或政府人士。所以，他們在共和黨建制派中常常起到意見領袖的作用。這些人的倒戈，即使不能把共和黨從國會多數中拉下馬，至少也會造成兩黨所代表的意識形態群體的重組，重新定義美國主要政治陣營。上圖中所體現出的大學畢業生和研究生逃離共和黨的趨勢和這一點有很大關係。
早在2016年選舉期間就可以看出大小布什全家上下沒有一個公開背書特朗普，甚至沒有一個參加選舉之前的共和黨代表大會。兩位布什總統現在在美國的支持度已經很低，但他們畢竟是上一個時代保守主義政治的代表人物，兩屆前總統與自己的政黨若即若離，很難想象不是政黨分裂的前兆。
麥凱恩關鍵一票否決了特朗普廢除奧巴馬醫保的法案。
美國資格最老的參議員之一麥凱恩和特朗普的分歧早就盡人皆知。作為參議院軍事委員會的主席，再加之他之前越戰老兵的特殊經歷，他的政策關注點主要在對外政策上。他之前對奧巴馬政府的批評幾乎完全集中在後者對敘利亞、伊拉克的軍事投入不足，以及對其他美國的戰略對手不夠強硬。他的經濟政策定位雖然也偏向於共和黨的小政府低稅收理念，但並非對社會福利高度敵意的硬核右派。他的這種政治形象定位，當然和特朗普時代的共和黨已經相距甚遠，他的支持者和特朗普支持者的重合度也相當有限。這也是為什麼他在關鍵時刻，在雙方票數不相上下時，用自己的關鍵一票否決了特朗普廢除奧巴馬醫保的法案。
以特朗普的性格，對這種黨內的異見者當然是絕對不能容忍的，在他最近一系列中期選舉的競選集會上，多次把麥凱恩這個已經診斷出癌症的黨內“老幹部”當靶子進行攻擊。這種總統對本黨議員的挑釁，在美國近期歷史中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另一位參議員林賽·格雷姆（Lindsey Graham）雖然一直對特朗普持縱容態度，但也不得不出來為麥凱恩委婉辯護，聲稱特朗普的攻擊“對總統自己的傷害大於對他的幫助”。
另一共和黨代表人物Steve Schmidt宣佈退出共和黨。（圖片來源：MSNBC截屏）
更直白的表述來自麥凱恩在2008年的總統競選經理史蒂夫·施密特（Steve Schmidt）：
“毫無疑問，美國的衰落正在開始。美國領導的全球自由秩序已經危在旦夕……如果你因為昨天或者去年沒出大事而認為未來也不會有大問題，那是一種幼稚的世界觀。”
即使對2008年將他們擊敗的競選對手奧巴馬，麥凱恩團隊都沒有用過這樣嚴厲的措辭。另一位前保守派的重量級人物，普利策獎得主、記者和評論家喬治·威爾（George Will）在特朗普當選後乾脆宣佈退出共和黨，日前號召前共和黨選民不要在中期選舉中投任何共和黨人的票。
6月22日，保守派代表人物、普利策獎得主、前Fox News評論員George Will在《華盛頓郵報》撰文：Vote against the GOP this November（11月投票反對共和黨）。2016年George Will宣佈退出共和黨。（圖片來源：Flickr）
這些反川普保守派的側重點各有不同，但是他們的共同點在於對美國從國際事務中撤離的恐懼。他們對種族隔閡加劇並沒有顯示太多重視，至少這些不是他們日常評論的重點。我個人非常理解他們選擇國際事務作為主要關注點，因為美國作為自由主義“燈塔”的作用一旦消亡，受影響的人群遠遠不止美國的移民和少數族裔。
特朗普支持者總是把“讓美國再次偉大”這個口號掛在嘴上，但是從來不具體定義“偉大”的含義。事實上，美國在20世紀所形成的意識形態自信，是絕對不可能在孤立主義的政策環境中實現的。沒有美國在二戰、冷戰、國際貿易和國際援助中所起的決定性作用，“偉大”二字根本無從談起。每當我和別人爭論美國是否應該參與國際紛爭的時候，我都會問對方，如果沒有珍珠港，如果美國沒有參與二戰，世界會是什麼樣？美國的主流選民，無論左右，一般不會去想這個問題，因為大規模的戰爭威脅已經消失（或者說看上去消失）了很多年。但是這種安全的幻覺是因為大多數人看問題只基於個人經驗，而沒有時間去研究數據和史實。
其實全球性災難的苗頭已經在醞釀。烏克蘭戰爭是冷戰結束後歐洲的第一場戰爭，而克里米亞是最近半個世紀以來唯一的一國被另一國成功吞併的領土。敘利亞政權使用化學武器，當然在中東不是新鮮事，但是在俄羅斯駐軍的支援下使用，就完全是另一個層次的遊戲。客機被一國正規軍擊毀在世界上也不是第一次，但是俄羅斯敢於在證據確鑿的情況下拒不承認其擊毀MH17的責任，而美國也一直沒有就其公民在飛機上遇難正式指控俄羅斯的政府或個人，這可以說是又一次對我想象力的極大挑戰。
俄國對國際秩序的挑戰不僅僅是停留在傳統的軍事層面，其龐大的網絡部隊干預英國脫歐，干預包括美國在內的大量國家的選舉結果，也是前所未有的高效。根據“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衡量標準，全球自由程度在連續增長了大半個世紀以後，卻在最近十幾年持續回落。下圖中藍色部分是自由程度進步的國家，紅色部分是自由程度退步的國家。如何測量一個國家的自由程度當然是有爭議的，因為有一定主觀成分，但這種趨勢的存在是毫無疑問的，而且和美國在全球事務中的退讓、俄國石油外交的崛起有很大關係。
特朗普上臺後，不僅明確地表示不再推動其他國家的政治進程，甚至開始在美國國內開倒車，例如攻擊媒體、從不舉行新聞發佈會、降低白宮對媒體的透明度等等。也就是說，不僅美國的直接外交攻勢減弱，連作為榜樣的示範作用都消失殆盡。如果一個觀察者的視角不是某個國家，而是全球範圍的政治進程，很難不對這種趨勢感到恐懼。
那麼，全球主義的外交鷹派人士，不管怎麼不喜歡民主黨過去的政策，現在看來都只能捏著鼻子兩害取其輕。麥凱恩本人由於政客身份，恐怕還沒有那麼快倒戈，但是政府之外的意見領袖和讀他們文章的高學歷人士（包括一些我同事、同學裡的前共和黨支持者），都開始不情願地倒向另一方或者是改投第三黨。這樣的最終結果，將會使共和黨蛻變為一個以白人/基督教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為主要標籤，甚至唯一重要標籤的政黨（連減稅都是以保持白人的種族優勢作為動員底層選民的“狗哨”）。美國的所謂“保守主義”也會隨之變得更加狹義，將不再包括諸如全球化、自由貿易、普世價值等概念。而民主黨則會成為一個比較龐雜的群體，除了現有的少數族裔、階級認同較強的白人藍領、社會議題上的自由派以外，還會逐漸囊括全球主義意識形態的反特朗普人士。
至於共和黨中的議員有沒有可能扭轉特朗普所設定的另類標籤？可能性很小。選民對總統選舉的關注度遠高於議會選舉，總統控制的實際權力（如行政任命）也遠多於議會，因而參眾兩院的共和黨候選人很難在總統不支持的情況下獲得連任——這種現象在政治學中稱為“燕尾效應”(Coattail effect)，意思是總統候選人用他的燕尾服把其他議員拖進權力寶座。因此，美國政黨的重組和重新定義已經無可避免。
撰文：Huey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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