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马关春帆楼附近的“日清讲和纪念馆”
光绪十六年（1890），王可庄在给张之洞的信中还讲到了一件事，即李鸿章的长子李经方出使日本。
李经方，生于1855年，字伯行，号端甫，为李鸿章六弟李昭庆之子。因为李鸿章年过四十后膝下无子，就将其过继为长子，后来李鸿章自己有了亲生儿子李经述，仍以李经方为嗣长子。这在当时的大家族常有，如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婚后多年无子，便将其次子曾纪鸿的儿子曾广铨过继为嗣子，后曾纪泽有了亲生儿子曾广銮，广铨依然是长房的嗣子。
这李经方年年轻轻跟着老爹办洋务，耳提面命，潜移默化，也是一个洋务好手。光绪十六年以候补道之衔出使日本大臣。王可庄的信中写道：
小合肥以洋债自媒，既得倭使，遂改债约，小人伎俩，虽复可恨，然未始非国家之福。
小合肥即李经方，官场称李鸿章为“合肥相国”，皆以籍贯指代。这句话里可看出他对李鸿章父子颇为不屑，认为他利用和洋人谈判借债而提升自己地位，因此得到了出使日本的好差使，然后通过谈判改了债约，是小人的伎俩。他认为颇为士君子不耻的手法，未必不是有利于国家。也就是说他鄙夷李经方之品行，但肯定他办洋务的业绩。
李经方
这说的应该是在欧洲借洋债修芦汉铁路铁路的事。
经过镇压太平天国一役，清朝中枢集权的势态有所改观，各地督抚有了较大的自主权。中法战争后，洋务运动勃兴，各地督抚开展了一场办实业的竞赛，有点像以GDP增长来评价政绩的味道。各省督抚为了办厂修路，自行借外债，但由于借款渠道不一，利息较高，一般在6厘以上，甚至有高于9厘的。各省借债由于并不通过朝廷，清政府无可奈何。
福建侯官人陈季同，早年入福州船政局附属学堂学习，深得沈葆桢器重，后被选拔至欧洲，“学习交涉切用之律”，他和马建忠进入巴黎政治学校（Eco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专习交涉律例等事”。陈季同法语娴熟，可谓是欧洲通。郭嵩焘出任驻英、法大臣后，颇为倚重他。
在欧洲多年的陈季同交游广泛，与欧洲工商界人士多有交往，对大清帝国各省洋债情况很了解，“尝默记当时各省所借外债为数甚巨，息约六七厘、八九厘不等，若合借一家，年可减息银数百万金”。
陈季同认为不能让各省不同渠道借债，争相将利息抬起来，若由清廷统计各省所需，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出面借债，可降低利息。他为此事上条陈于李鸿章，李鸿章当然大力赞成这种有利于国家的事。恰好当时李鸿章之子李经方正在欧洲，担任驻英大使的参赞，也力主此议。“甲申易枢”后，通晓洋务的恭亲王奕䜣被逐出权利中枢，主政者为醇亲王奕譞。李以此事告之，奕譞也赞同，并与李商议借银三千万两，创修芦汉铁路。这件事发生在1889年夏秋之间。
陈季同
王可庄竟然对办了一件有利于国家之事的李经方如此评价，这固然与李鸿章父子在官场长袖善舞遭人嫉恨有关，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因为甲申年（1884）军机处大换班后，占据中枢的是一些短视、守旧、颟顸的大臣，随着曾国藩的死，曾国荃、左宗棠等大臣在外任疆臣，整个帝国的外交政策变得保守，较之恭亲王奕䜣主政时全面倒退。于是，妖魔化办洋务的官员成为一种潮流，而其中首当其冲的是李鸿章、李经方父子。
何况，当时在中枢权力甚大的翁同龢和李鸿章有陈年旧账。即李鸿章早年在曾国藩行辕内当幕僚，主笔参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任安徽巡抚时所用匪人，纵容苗沛霖荼毒当地百姓。李鸿章所拟参翁同书的奏稿中有名句：““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一句话堵死了慈禧想要关照翁家子弟的借口，翁同书被流放新疆。可翁家是“两朝宰相，再世帝师，三子公卿，四世翰院”，门生故吏遍天下。这翁同龢长年担任光绪帝的师傅，和光绪帝情同父子，光绪帝对他言听计从。而此公为人阴柔而多智，表面上礼贤下士，一团和气，尤其对青年才俊，多加笼络。王仁堪高中状元后，被授予翰林院修撰，随担任工部尚书的祖父王庆云在京生活。翁同龢对其十分青睐，在1878年10月17日的日记中这样评价：“王仁堪，功夫极细”、“王仁堪，极好，通各家说”。
以翁同龢为总导演而丑化李鸿章父子的舆论工程想必对王仁堪影响不小，作为清流党青年骨干的他在笔端顺手贬损了李经方。丑化李鸿章父子也波及到整个办洋务的官员，黄濬在《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说：
李伯行，当时群以小合肥呼之。其时朝士皆反对合肥，尤鄙视洋务，出使外国，几为朝官所不齿，吾乡罗稷臣丰禄为出使英国大臣，于外交界负盛名。其丧归里，卞宝第为总督，佯语藩县司道，问罗丰禄为何如人，群知卞意，答以不知，故延宴阖城文武，不许往吊。此皆其时轻视使节一证。而庚寅、辛卯间，正常熟（即翁同龢，籍隶常熟）一系柄国之时，合肥极不得志，李经方为日本驸马等谣所由起也。
使日期间，李经方做得不错，他与日本朝野关系十分密切，并奏调试用同知郑孝胥充随员及筑地副领事官。并发挥在日本容易获知朝鲜情报的优势，避免朝鲜与清廷的疏离。
这当然是丑化李氏父子的人所不愿意看到的，于是编出各种谣言诋毁父子俩，其中最荒诞不经的谣言是说日本天皇将公主嫁给李经方，堂堂的大清帝国出使日本大臣成了倭国的驸马爷了。这还了得！
“李经方为日本驸马”的谣言倒是很符合中国人的口味，中国的传统戏曲中，皇帝喜欢某位年轻官员，标配的待遇是让女儿嫁给他。可见编造谣言的人深谙传播学原理。那些贩夫走卒相信这类谣言犹可理解。可有一位御史张仲炘在奏折中称李鸿章之子李经方出使日本时与日本皇室往还甚密，并议聘明治天皇女为儿媳。——奏折里说的是李经方的儿子成为日本驸马，似更合乎情理，当时李经方已三十五岁，妻妾颇多，天皇之女不可能下嫁这样的油腻中年男。民间以讹传讹成了李经方做天皇驸马。
这样的奏折，以翁同龢的见识与学问，和掌握的信息，难道看不出其荒诞可笑？可翁同龢看了后却大为赞赏，称其写得“绝妙”。——似乎只要能攻讦政敌，哪怕是谣言，也要让子弹多飞一会。四年后甲午浪战，翁师傅可是重要的推进器，让李鸿章掌控的淮军陆军、北洋水师惨败，他终于出了口恶气了。如果侥幸打赢了呢？他作为帝师、坚决的“主战派”，当然是首功。反正横竖不会吃亏。
官场排斥外交官的潮流当然得到慈禧老佛爷的默许，因为帝国整个洋务系统是恭亲王为首建立的，其中的官员多为恭亲王提拔。老佛爷乐见“洋务系”被打压——也就是打压恭亲王的政治势力。
最后由清廷统一筹划借外债修铁路的结果如何呢？
光绪十六年（1890）三月二十三日，李鸿章去电函给陈季同，要求：“借库平银三千万两，分三年交清，径运天津，运保费该商自认。每年四厘半息，收银若干，即日起息，一俟三千万兑完，再按年均还本息，每年连付本利在内不得过二百万。”与以往各省借款相比，年息四厘半是很低的了。经陈季同近八个月的艰苦谈判，奥地利银行家伦道呵最终全部答应清政府的条件。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陈季同将双方所订合同寄呈李鸿章，等待清政府的批准。此时却突生变故，奕譞薨，无人敢拍板，而李鸿章权力有限，况且此事从始至终有不少反对者——其中应该少不了翁同龢。于是，先是“廷议借款缓办”，不久，“廷议洋债已作罢论”。
可怜外交官与洋人唇枪舌剑，耗尽全力争来的一点利益，却被朝廷内的政治斗争生生地损耗掉了。不是弱国无外交，而是内政糟糕的国家无“外交”，外交政策就像打摆子一样没个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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