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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安全区的设想就是由米尔士提出的，在米尔士给妻子妮娜的信中提及，他设立安全区的想法是得益于上海的传教士饶神父的举动，因为饶神父在上海也建立了相似的难民保护区。1937年11月，饶家驹神父提议在上海南市划一区域接纳难民。他认为该区“不受任何形式之攻击、不设武装军队军事机关、亦不作武装的敌对活动之行为”[1]受到饶神父的南市难民区启发，米尔士向拉贝等人提议，在南京也建立一个安全区。拉贝在1938年2月28日的上海演讲中说道：“我必须向你们提及米尔士先生，正是他最先提出了建立安全区的设想。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们的是我们组织的核心就在南京平仓巷3号。感谢我的聪明的美国朋友。”[2]
南京中山北路东侧安全区
在提出这个设想后，拉贝对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这个名字提出过争议，后来，在所有人的协商下，改名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米尔士被当选为救济委员会的副主席。在确定好成员以及职务后，所有人都开始投入紧张的救济工作中。[3]
米尔士在南京安全区和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中是一个比较核心的存在。[4]他先是担任副主席，在拉贝离开后，担任主席，全权负责安全区和委员会的工作。上海的饶家驹神父为了建立南市难民区与日方交涉，米尔士也一样，从他写给家人的信件中，能体现出米尔士的这一份工作职责和他的责任感，他常常写信告诉妻子，他和其他同事和日本军官交涉，让日本人能够远离难民保护区，让日本士兵能够绕过保护区，让他们避免对安全区的攻击：“后来拉贝、刘易斯和我一起出去想找一个官阶高一点的日本军官，向他解释国际安全区以及我们在外交部建立的伤兵医院，并请求他们饶恕一些向我们缴械的士兵。”[5]“在中国住了 25年之后，与别的国家的人打交道来处理中国当地的事务还是一个崭新的经历，但别无选择。……我们和日军军官们交谈时混杂使用了英语、德语、中文和日语（和我们一起去的一个年轻白俄人会一些日语），军官们似乎很好地弄清楚了我们说的关于安全区、难民和位于外交部的红十字医院等事情。”[6]这两段是米尔士和他的伙伴一起在为建立安全区而做出的努力的记叙。在得知日军要进攻南京的消息后，他们自发筹建了国际委员会，并即刻开始着手安全区的建设，[7]但是建设安全区，为了避免安全区遭到炮火的袭击，就必须要先和日军军官交涉。然而双方的语言不通、理念不同都会带来沟通上的障碍，但是米尔士等人一次又一次的交涉，坚持不懈地去完成这件事，也使得安全区最后能够成立。
南京安全区示意图
“我们每时每刻都不得不应对日军的骚扰，每天都数次与日本大使馆的官员打交道。”[8] 在安全区建立后，米尔士等人也得不到片刻休闲，因为他们要每天和日本人打交道着一段的记叙虽然只是短短的一句话，但是从“每时每刻”、“每天”这些频率词汇可以反映出，米尔士等人为了安全区劳心劳力。
南京安全区
米尔士和其他的外国友人一样，在面临南京大屠杀这样的灾难时，没有选择退缩，而是勇敢地站出来承担保护难民的责任，他们自发地组建国际委员会，建立安全区，并和日军努力地周旋，确保难民的安全。他们一边开展救济工作，一边从事安保工作，保护难民逃离日军的魔爪，虽然有时候也无能为力，但他们的付出还是有一些成效的。因为爱邻意识而萌生的责任感使他们甘愿为了难民的安危四处奔走，用他们微弱却又强大的力量为难民撑起一片小小的天空，正如，耶稣当年为罗马底层人士带去希望那样，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他们就是难民心中那道微弱的光。
[1] 《南市难民区实现昨日开始收容四周屋顶悬红十字旗市警察武装维持治安委员会发表声明》，《申报》1937年11月10日，第5版。
[2]拉贝：《1938年2月28日的上海演讲》，《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70卷《耶鲁文献下》，张宪文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802-803页
[3] 袁志秀：《南京大屠杀研究》，《日本侵华史研究》，2015年第4卷，第22-24页
[4] 米尔士在拉贝离任之前，担任救济委员会的副主席，在拉贝返回德国时，接替拉贝的主席职位，所以是一个比较核心的存在
[5] 米尔士：《致妻子》，《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70卷《耶鲁文献下》，张宪文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768页
[6] 米尔士：《致妻子》，《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70卷《耶鲁文献下》，张宪文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771页
[7] 袁志秀：《南京大屠杀研究》，《日本侵华史研究》，2015年第4卷，第22-24页
华 兴 春 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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