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捐官是户部办理的事，而贾珍不找户部官吏却找太监。而这个大太监名叫“戴权”，“庚辰本”脂批“妙，大权也”。实际是“载权”，即“掌大权”、“拿大权”的。
他公开售官鬻爵，而且口气之大，无与伦比，似乎比功勋之家北静王大多了。“襄阳侯”一个侯爵，在他眼里，简直不算什么，而是“看着他爷爷的分上，胡乱应了”；“永兴节度使”，这也是古代官名，所谓“上马管军，下马管民”，是一方面的封疆大吏，相当于《红楼梦》时代真实的“总督”，而在这位大太监眼里，不但直呼外号为“冯胖子”，而且“没工夫应他”；
户部堂官老赵，不是尚书、就是侍郎，都是红蓝大顶的官吏，却听这个大太监的任意指挥。看看这个太监的权多大，可以说是“左右朝廷”了。
这种事如发生在晚清，发生在李莲英之类的身上，那是不足为奇的，可是在《红楼梦》时代，正是清朝的“康乾盛世”呀！
曹雪芹写“戴权”，口吻如画，是十分精彩的文字。估计他是有过这样的经历，看过或听过太监如此说话的。这段文字，既写了当时大太监的气焰权势，又写了捐官的黑幕。
即这桩“黑买卖”，表面上是户部所管，而实际却掌握在戴权之类的秘密权势人物手中。这种人包括有权势的亲王、得宠的皇妃、掌权的大太监，以及出入宫廷得到皇帝宠信的和尚、道士、尼姑等秘密人物。
这种人勾结户部、遍布爪牙、拉拢生意；想捐官的人到处钻营，寻找门路，重资请托。因此“捐纳”一途，成了这些人发大财的利薮了。
这里面也是黑幕重重。捐纳虽然名义上是报效朝廷，往往是以粮食多少石，准银多少两，但公家收入，常常是打折扣的。说是一千两，常常是缴纳六百、五百两就可以了。说是“几成上兑”，最低到二成。
清末捐知县，所谓“大八成”，就是缴足百分之八十的现款，可以尽快得到知县的实缺，走马上任。其次是“官价”没有准，捐同样的官，有的人花钱多，有的人花钱少。
如《红楼梦》所写，戴权给人捐“龙禁尉”：襄阳侯兄弟老三捐，他收了人家一千五百两银子；贾珍给贾蓉捐，他卖个交情，只收一千两。当贾珍问他：银子是送到部中去兑，还是送到他家中。他对贾珍说：若到部里兑，你又吃亏了。
这就是说，如到吏部去兑银子，就要用得更多了。当时“捐官”，名义上是向公家捐纳钱粮，报效国家，实际大部分都被经办人层层中饱，主要都贪污了。
《清史稿·选举志》记载：“乾隆间常例，每岁贡监封典、杂职捐收，约三百万。”国家只不过收入这些，而捐官人所缴纳的银数，也许要十倍于此了。
戴权经手“卖了”两名龙禁尉，共收银二千五百两，一律送到他“家中”，户部能为公家收回多少呢？户部堂官老赵又能分几个肥呢？这好比被狗含在口中的骨头，要吐出来，那太难了。恐怕还是被他吞没了。
当然，这种事，在公开之中，还是秘密一些的，他虽对贾珍侃侃而谈，如谈生意一样。而贾蓉的履历，却还是“回手递与一个贴身的小厮收了”，这“贴身”二字，多么重要呢？不了解历史史实的人，是很难理解《红楼梦》在这种地方的行文缜密处和其深刻社会意义的。捐官的人把这种额外的钱叫作花销，花销是远远超过正式捐官的钱。
再有戴权所说：回去送与户部堂官老赵，说我拜上他起一张五品龙禁尉的票，再给个执照，就把这履历填上。
这些话稍作解释：明、清内阁六部，兵、刑、工、吏、户、礼，各有专管。户部是财政、税务等，“捐纳得官”，就当时国家说，是一种筹款的手段，所以一直归“户部”，而不归“吏部”，自康熙初年直到清末，都是如此。自然包括了《红楼梦》整个时代。
户部的长官是满、汉尚书各一人，满、汉侍郎各一人，那时衙门，由县衙到北京的部，主要审理公务的大厅叫“堂”，有“大堂”、“二堂”之分。尚书、侍郎轮流每日坐大堂处理公事，所以叫“堂官”。
“起一张五品龙禁尉的票”，这等于旧式机关的委任状，是印好的空白的，临时填写姓名、三代简历。“再给个执照”，这等于工作证、凭证。
捐官是清代的吏治弊政，但自康熙开始，一直到清末，这一弊政迄未断过。各家争论也未断过。而且不少知名学者，没办法时，也只好捐一官过日子。
如近代著名学人李慈铭，就是因中了秀才之后，乡试考不上举人，到北京户部捐了个郎中，所以在他的大著作《越缦堂日记》中，常常以“入赀为郎”解嘲，因为在历史上，著名的风流人物汉代司马相如就是“入赀为郎”。所以李越缦以此解嘲。李越缦入赀为郎后十年，才回浙江考中举人；其后又十年才会试、殿试，点了翰林。在中翰林的时候，他早已是名满朝野的大名士了。
《官场现形记》就写了很多买卖官位的黑幕，那个时代一个官位是肥是瘦，是明肥还是暗肥，有多少油水都是明白的，该卖多少都据此定价。在卖官之前还要走通路子，卖官的过程中还要各种勒索敲诈。如某中堂自己开了一家古董店，凡找他买官的人要到买这家店的古董送礼，而后古董又回到古董店，甚至出现了某买官者被勒索买了两次同一件古董的事件。这些都是当时的官场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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