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林的口號——打開窗口，瞭解世界
《譯林》創刊，初版銷量60萬冊
1978年初，當時的江蘇省出版局局長高斯要我考慮，辦一本介紹外國現狀的翻譯刊物。我覺得，介紹外國社會科學，內容敏感有風險，不如介紹外國文學。這個主意得到了高斯支持。當時我真是白手起家，因為我前半生跟文學和翻譯都不沾邊，對照辦刊條件，我沒有一項符合。省出版局原副局長高介子，有一次對我說：“當年高斯挑你這個外行辦《譯林》，真是冒風險；而你敢接手，膽子也夠大。”這話一點也沒錯。如按時下時尚的用詞來說，當年高斯和我，“都沒按常規出牌”。
既立下“軍令狀”，只好硬著頭皮上，首先想刊名。有一天我同搞古籍的編輯孫猛聊天，他無意中提到“譯林”兩個字，我聽了一震，腦子裡頓時想起林茂葉繁的景象。啊！用“譯林”做刊名多好呀！《譯林》後來走紅，少不了孫猛偶然起名的功勞。
刊名定下之後，接下來要給刊物定位。當時北京有《世界文學》，上海有《外國文藝》，都是大戶老牌。我覺得，《世界文學》面孔太板，嚴肅得讓人“不想靠近”；《外國文藝》又新奇超前得讓人看不懂。咱不能重複走他們的老路。我從讀者的角度，有一個樸素的期盼，就是文學雜誌，內容要有新鮮感，故事一定要吸引人，抓住好看耐看，才有生命力。我認準了《譯林》就是要面向草根的偏愛，走介紹通俗文學尤其是西方當今流行小說的道路。
我對自己辦刊的先天不足，是有自知之明的，所以曾向本地大學一位搞外國文學研究的中年教師請教。哪知這位老兄，既傲慢又有“野心”。他直率地告訴我：你們出版社在外國文學方面，既無專業人才，更無必要資料，單靠你們自己，肯定搞不起來。不如把刊物編輯部設在我們大學，我們編好後，給你們出版。我一想，這麼幹，這本雜誌豈不成了主要發表他們研究成果的專刊了，這跟我的想法完全不同，自然拒絕了。
我決定我們自己來編。也許正因為我是外國文學外行，又是辦刊物新手，那時還不懂得提方案、搞論證、先試刊、再定性這一套程序，只想著儘快上馬，早日問世。因為心裡沒把握，最早的《譯林》，只是用書號出版的“叢刊”，暫定每季出一本，想出版探路後，看反應再做調整。
編《譯林》創刊號，起初只有我和新編輯金麗文兩個人。我負責向北京組稿，她負責向南京和上海組稿。那時影院放映的英國影片《尼羅河上的慘案》很紅火，說也湊巧，我們得悉上海外語學院有位英語教師，正在翻譯這部影片的文學原著，我覺得這是個機會，立即派金上門約稿，並敲定交稿時間。當時根本沒考慮這是一部偵探小說，更沒料到這部小說後來會給《譯林》惹上那麼大的麻煩。現在回想起來，創辦《譯林》，無論是選人、選材，還是定位、運作，確實是風險與機遇並存。對我這個外行來講，難免有“歪打正著”的幸運。就連高斯也在多年之後表示，《譯林》的意外成功，使他存有“無心插柳柳成蔭”的感覺。
《譯林》這種獨闢蹊徑的辦刊方針，正好適應了中國百姓因長久禁錮而渴望瞭解西方當代文化的願望，以至一創刊，就大受讀者歡迎。創刊號16開、240面，定價才1元2角，比一本書還便宜。最早是交給新華書店零售，初版20萬冊幾天就脫銷，加印20萬冊很快又賣完。書店要求再印40萬冊，考慮紙張供應緊張，只再印20萬冊後就不印了。因為書店不辦理長期訂閱，店面又買不到，大批讀者只好匯款向編輯部郵購。頭一兩期，郵局送來的郵購匯款單，都用大郵袋裝，一次就送來好幾袋。郵局職工抱怨說，為了登記這麼多匯款單，害得他們加了好幾天夜班。社裡郵購部同志也叫苦，僅為《譯林》辦理登記、取款、入賬、包裝、寄發等手續就忙不過來，對其他書的郵購，這時都顧不上了。
後來得知，許多大學圖書館陳列的《譯林》，因為閱讀的人太多，不是被翻毛了看不清字，就是翻爛了造成缺頁，有的乾脆被人拿走，所以急著要求補購。最有趣的是，黑市上《譯林》每本要賣2元，還要外加兩張香菸票。如今城市裡四五十歲的人，尤其是80年代的大中學生，幾乎很少有人不知道《譯林》。有一次我去醫院看病，將病歷擺在醫生桌上排隊。誰知他看到我的病歷上填寫的單位是《譯林》，就抽出來叫我先去看。真沒想到，我還會如此沾上《譯林》的光。
遭遇“慘案”，被封殺
《譯林》意外走紅才高興幾個月，不料一陣狂風猛烈地向我們襲來。原來是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所長馮至先生，於1980年4月7日給胡喬木同志寫了一封長信，對江蘇出版《尼羅河上的慘案》《錢商》《醫生》《珍妮的肖像》和浙江出版《飄》這樣的歐美通俗文學，提出了十分嚴厲的批評。信中指責說：“自‘五四’以來，我國的出版界還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麼墮落過。”“社會主義不知隨風飄到哪裡去了。”“希望出版界不要趨‘時’媚‘世’。”胡喬木同志將這封信，加了批語轉發給中共江蘇省委和浙江省委“研究處理”。這種批轉給省委“研究處理”之舉，表明《譯林》攤上大事了。
幸好高斯同志表態，介紹西方健康的通俗文學沒有錯，有責任由局黨組承擔。加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我們黨正在清算長期留下來“左”的流毒，對文藝實行“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揪辮子”的“三不政策”，又經過胡耀邦同志的過問，《尼羅河上的慘案》一場風波，沒有追究，“就到此結束”。《譯林》惹上的禍，總算有驚無險地過去了。事後有朋友向我開玩笑說：“馮至這封信，驚動中央，震動全國，真是給創刊的《譯林》，做了一次大廣告。”
夾縫求生，最終“打開窗口”
這場風波事後，《譯林》雖然沒有受到組織處理，但因為馮至先生的信中，還對《飄》《錢商》《醫生》《珍妮的肖像》等美國流行小說嚴加指責，說這些“紅紅綠綠”，“都是供人在旅途上消遣，看完就拋掉的書”；批評出版社“除去為了賺錢以外，我得不到任何的解釋”。類似看法，在外國文學界部分人士當中也有。為了反駁這種觀點，消除對外國通俗文學的偏見，我覺得不應沉默。對於違背時代發展的過時看法，即使是權威人士所講，也應該爭鳴。於是，1980年3月，我在《譯林》總第2期上發表了《試評美國當代小說〈錢商〉》一文，強調介紹這樣的文學作品沒有不當。文章說：
《錢商》不僅對跨國公司為轉嫁危機所使用的利誘、腐蝕、威逼、欺詐等卑劣的手段，做了一定揭露，而且把美國一家大銀行幾乎倒閉的原因，歸咎於跨國公司的投機，這就在暴露資本主義經濟現實方面又深了一步，觸到了國際壟斷資本貪婪、掠奪的本質。小說對這一點有相當深度的描寫。……對資產階級犧牲群眾利益而進行的抗議活動，也有所反映，最明顯的表現在對銀行的那場“合法示威”上。
再從藝術上看，這本小說也有可資借鑑之處。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特別是60年代以來，美國不少作家受唯心主義哲學思潮的影響，摒棄了傳統的現實主義寫作方法，而朝“超現實”“自我表現”“挖掘靈感”等方面去發展。對於外國文藝創作上的這種變化，當然值得我們認真地加以研究，其中新的藝術成就更需要加以重視。但是確實也要看到，當前外國文學中有些評價很高的作品，往往是脫離現實生活，不考慮文藝創作的規律，只憑作家自己的“靈感”而寫出來的。有的作品沒有故事，沒有情節，甚至離奇得難以理解,因而讀者並不歡迎。儘管一部作品文學價值的高低，並不單純以擁有讀者的多寡來衡量，但是，作品的文學價值，也不是神秘得高深莫測的。當前外國有一些深受讀者歡迎的暢銷書，反映了社會現實某個方面，暴露了生活中存在的一些矛盾，並通過一定的故事，引起讀者的感慨、同情、嘲笑和聯想，應當說，這也是文學價值的一部分。就像《錢商》這樣的書，是值得我們有選擇地加以介紹的。
北京國際關係學院資深英語教授、翻譯家巫寧坤先生，在看到此文後來信說：“拜讀《論〈錢商〉》一文，很有說服力，特別是‘再從藝術上看……’那幾段文字帶有一點‘挑戰書’的味道，可被選為中國第一篇為暢銷書辯護的宣言，不知衛道的君子看了作何感想。其實我也受過正統的西方文藝教育，正因為如此，我也有點‘過來人’的感受，對於某些狹隘的文學價值早已不敢領教。……我本來為《譯林》的創刊感到十分喜悅，經過前些時候這場風波，深感解放思想，對外開放，每走一步都多麼不易，才更感到你們所從事的是崇高的事業。……信筆寫來，似乎有點放肆，就算作啦啦隊的喝彩，給辛勤革新、任勞任怨的編輯們慰問吧。”廣州《隨筆》雜誌主編黃偉經也來信說：“收到《譯林》及大札。這期內容頗豐富，大作《試評美國當代小說〈錢商〉》，跟馮至老先生唱個對臺戲，甚佳！”
說“唱對臺戲”，當然言過了。但囿於長期禁錮的束縛，翻譯界確有不少人對外國通俗文學抱有偏見，以至在譯界“學院派”某些人眼中，《譯林》仍處於被封殺的狀態。那年代，出版社本身沒有翻譯版本，翻譯稿件多是譯者自找外文版本。所以，沒有譯者，也就失去了翻譯版本的來源。面對這種種壓力，我真切體會到“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那種窘迫感受。
怎麼辦？為頂住封殺，必須在無奈之中爭取主動之道。我決心前往上海尋求出路。那時京滬大社出翻譯書，眼睛多盯著有名氣的翻譯家。上海高校卻有大批中青年外語教師，有翻譯能力，卻空閒沒活幹。我覺得這是待開發的富礦，是《譯林》擺脫封殺、可利用的有效資源。
我先在上海外語學院約請到一批中青年教師，推出了一些優惠的扶持措施，使他們實際上成為《譯林》的“簽約譯者”。這種無形的譯者陣地，又逐步擴展到其他多所高校。這個舉措，不僅解決了《譯林》被封殺之苦，同時也培養和扶持了一批翻譯人才的成長。像曾擔任中國翻譯協會副會長的張柏然和許鈞教授，前上海外語大學副校長譚晶華，還有後來成為著名翻譯家的楊武能、黃源深、張以群、朱威烈、孫致禮、朱炯強、力岡，等等，都在與《譯林》的合作中得到鍛鍊和提升，從而在翻譯的道路上獲得矚目的成就。
眼看刊物腳跟站住了，稿件也不愁了，我就想，該做點什麼事，讓翻譯界和社會上更多的人，能瞭解《譯林》。這當中有兩件事影響最大。
頭一件是，同上海外語學院聯合舉辦英語翻譯徵文競賽。這是1949年後首次舉辦的全國性翻譯競賽，參賽者多達4020人，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這項活動，已作為一個詞條，收入了1997年出版的《中國翻譯詞典》。另一件是，舉辦島崎藤村日語翻譯評獎。因島崎藤村曾長期在日本小諸市生活和寫作，所以這次活動由《譯林》與日本小諸市合辦。1987年5月5日，在南京金陵飯店舉行了頒獎典禮。出席者有日本小諸市市長鹽川忠巳、江蘇省副省長凌啟鴻、江蘇省作協副主席海笑、中國譯協副會長趙瑞蕻等200人，氣氛十分友好熱烈。一本省屬的刊物，竟能與一個日本城市牽出如此的情緣，成為一項民間外交的成果，這無疑又給《譯林》的聲望加了分。
現在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
《譯林》頑強地打開了窗口，
而且積累了雄厚的譯者資源。
在此基礎上成立的譯林出版社，
出版了一大批外國文學作品。
樹立了“譯林譯著”的金字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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