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攸關之際、危急存亡之秋，往往是檢驗政治人物膽識魄力和責任擔當的試金石，

與一般政客之勾心鬥角、爾虞我詐有別，政治家之“大智”，其根基乃在於誠實，“惟誠可以破天下之偽，惟實可以破天下之虛”，“惟篤實可以當大事”；與匹夫莽漢“拔劍而起、挺身而鬥”不同，政治家之“大勇”，其基礎乃在於信念，是植根於內心深處的堅定信仰，是“雖千萬人吾往矣”的責任擔當，是“推倒一世、開拓萬古”的英雄氣概。

有宋一代，右文崇儒，君主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名臣賢相輩出，文官政治蔚然成風。敢於擔當、堅毅果斷如寇準，剛性秉直、奮勇不顧如李綱，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如虞允文，實為士大夫階層最傑出的代表。

他們學有根基，素來以儒生面目處世，然一旦遇有非常的急難或突然的變故，尤其在國家民族、黎民百姓面臨生死存亡的危難關頭，能夠處變不驚，沉著應對，將其畢生所學淋漓盡致地發揮出來，終於成就不世偉業。

大宋第一名臣寇平仲

寇準被譽為宋初百年間第一名臣。其一生最深遠的歷史功績，是在遼軍大舉入侵、宋室危在旦夕之際，運籌帷幄、果斷處置，促成“澶淵之盟”，為宋遼間維繫長達兩個甲子之久的和平奠定了基礎。趙宋號稱中華文明史上經濟文化最為昌盛的時代，若無長久的和平環境，一切皆為泡影。

後唐節度使石敬瑭為攫取帝位，將中原屏障燕雲十六州悉數割讓契丹。中原王朝從此門戶洞開，無險可守，無時不受北面威脅。雄才大略的周世宗素有匡復幽冀國土之志，對王樸《平邊策》中“先易後難”“先南後北”的戰略，並沒有完全採納。在西敗後蜀、三徵南唐後，他便抓住遼穆宗昏庸無能、無心理政的有利時機，親率大軍北伐，僅四十二天，兵不血刃，連收三關三州。

但是，隨著周世宗的英年早逝，完全收復燕雲的宏圖壯舉戛然而止。趙匡胤並未乘勝繼續他的北伐大業，而是改採“先南後北”“先弱後強”策略，對契丹純取守勢。這不能不說是宋初君臣“戰略短視”的表徵。待南方平定再來北伐，兵力已成強弩之末；遼國內政趨於平穩，北伐的有利時機也已經錯過。趙光義兩次徵遼皆以慘敗告終，預示著宋朝再無統一北方的可能。

遼軍於宋真宗時期發動大規模南侵，其國勢正當鼎盛時期，史稱北宋“朝野震恐、中外震駭”，和談的議論瀰漫整個朝堂。參知政事王欽若是江西人，主張遷都金陵；樞密副使陳堯叟是四川人，主張逃往成都。

這是關係宋室社稷生死存亡的一次重大危機。類似情景在歷史上屢見不鮮，能夠否挽回局面，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主政者的毅志和選擇。

遠溯盛唐，安祿山起兵范陽，“身領劍南、將吏皆在蜀”的宰相楊國忠首建幸蜀之策，若非關中父老遮道請留，後肅宗於朔方軍總部靈武建立平叛大本營，統一調度各路軍馬戮力平亂，玄宗豈有重返長安之日？

下訖朱明，土木堡之變後，面對隨時可能兵臨城下的瓦剌鐵騎，群臣手足無措。在議論戰守之際，侍講徐珵（後改名為徐有貞）言星象有變，當南遷。是兵部侍郎于謙一句“言南遷者，可斬也”，才勉強穩住了局面。

面對南遷或幸蜀的倡議，宋真宗怯懦寡斷，不能有所決定。滿朝文武手足無措、計無所出。非常時期需要非常之才，寇準臨危不亂，主持大局，以超凡的政治智慧和膽略，使宋朝得以轉危為安。

寇準兼資忠義，臨大事有靜氣，敢任天下之責，以其經天緯地之才能、剛毅果斷之魄力，建驚世大功，不動聲色之間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觀其處理北遼入侵危機的舉措部署，足以為歷史提供了頗具借鑑意義的史例。

寇準首先明確否定了逃亡的建議，甚至主張立斬逃亡之人，以儆效尤。“為陛下畫此策者，罪可誅也。”如若捨棄宗廟社稷，遠幸楚、蜀偏遠之地，必將導致“人心崩潰”，“賊乘勢深入，天下可復保邪？”他的應對策略是，積極備戰，力請御駕親征。

寇準心裡清楚，皇帝親征，象徵意義遠大於實際軍事意義。因此，決不能打無把握之仗，務必盡力做到萬全準備。他一面積極打探前線消息及遼軍實情，統一指揮各路軍馬嚴陣以待；一面反覆陳述利害，力促真宗起駕，“抗難犯之色，建不拔之議”。

待真宗進至澶州南城時，又有人重提南避之計，寇準慷慨力爭道：“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今寇已迫近，四方危心，陛下唯可進尺，不可退寸！若回輦數步，則萬眾瓦解，敵乘其勢，金陵亦不可得而至矣。”形勢不可謂不嚴峻，寇準絕非危言聳聽。萬般無奈之下，真宗方渡河進入澶州城內，並登臨北城門樓，宋軍士氣為之大振。

真宗將軍事部署全權託付寇準，便返回城內，準當仁不讓，遂“承製專決”。但真宗並不完全放心，仍不時派人觀察寇準的動靜，聽說寇準正和人下棋飲酒，笑謔一如往常，方才安心。這正如淝水戰時，謝安與客人在建康城內官舍下棋，雖有故作鎮靜之嫌，但也是安定軍心的必要之舉，表現出了萬事有備的氣概。

儒家傳統倫理向來推崇“社稷為重、君為輕”。寇準在國家社稷危如累卵之際，毅然選擇保全社稷，即便是君主本人也要為此目的而服務，正是社稷之臣應有的價值抉擇。

寇準把主張南遷的王欽若首先派到了前方一線，卻忘記了這是真宗本人一手提拔起來的嫡系和心腹。訂立盟約後，心懷嫉恨的王欽若詆譭寇準，稱澶淵之舉為“城下之盟”，寇準所為實乃“孤注一擲”。寇準也終因這讒言被罷相外放。

後人不明所以、不查究竟，便盲目跟風附和，也認為寇準輕易將一國之君置於險地，難免“孤注”之譏。實則書生迂腐之論，正中奸佞之徒下懷！

只要是戰爭，風險就在所難免。衡諸宋遼兩國人力物力兵力，可謂勢均力敵，誰都沒有足以制勝的絕對優勢。作為具有深遠政治眼光和敏銳洞察力的執政大臣，寇準在綜合分析當時局勢、冷靜估計勝算，並作出嚴密防禦部署的前提下，經過深思熟慮，認為唯有真宗親征才能對整個戰局產生關鍵影響，所以才在親征問題上採取了近乎半強迫的手段。

宋人陳瑩中看得明白：“寇萊公豈為孤注之計哉？……兵將若此，則親征者所以激將士之用命。蓋親征之行，必兵強可也，財富可也，將能擒敵可也。一有不然，則委人主以危事曰：‘天子所在，兵無不勝。’此書生之虛論也。”親征絕不是毫無防備的“孤注一擲”，而是出於戰略全局考慮鼓舞士氣、振奮人心的關鍵一招。

從根本上說，“孤注”的讒言之所以能夠奏效，在於王欽若之流抓住了真宗的心理。

在宋遼兩軍士氣發生逆轉之際，寇準更有雄心抱負。他明白，困擾中原王朝數十年的宿怨必須了結，契丹對於宋室社稷的巨大威脅必須根本解決，這就必須要奪回幽燕失地。“如此，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歲後，戎且生心矣。”御駕親征的提議尚有宰相畢士安、武將高瓊等人贊同，但此“百年無事之計”，卻只有寇準一人提出了。

直到百年之後，宋人方想起寇準這句話，不無感慨地嘆息道：“寇準之功不在於主親征之說，而在於當時畫策欲百年無事之計。向使其言獲用，不惟無慶曆之侮，亦無靖康之禍矣。”或許，只有志欲恢復漢唐舊境的王安石，才能理解寇準當時的心情吧。

一世偉人李伯紀

澶淵之盟後百餘年而有李綱領導東京保衛戰的壯舉。雖然最終也沒能挽救北宋的滅亡，但此間所凝聚起來的強烈愛國熱情，無疑給早已衰朽不堪的趙宋王朝打了一劑強心針。

藝術天分極高的趙佶，是個極不稱職的皇帝，驕奢淫逸、耽於玩樂，重用蔡京、童貫等人，放任他們弄權壞政，導致政治腐敗、民怨沸騰。宋室王朝處於風雨飄搖之中。

李綱耿介秉正，直言敢諫，早年多次上疏陳政，要求革新政治、預防外族入侵，且始終不肯攀附蔡京一批人，以至於到四十多歲時還只是個掌管禮儀的普通官員。

宋廷為轉移內部矛盾，以收復失地為名，與遼人之敵完顏阿骨打訂立海上密議，宋金夾攻遼國，妄圖獲取燕雲之地。李綱撰寫《制虜論》，深入分析聯金攻遼的失策，認為“借使與之結約共亡契丹，安能保女真之不為患乎?”足以顯示其政治上的遠見卓識。

當其時，宋、遼、金三國，兩弱一強，宋朝政府若有半點戰略眼光，為自己安全著想，應設法協助遼國對抗金人。如擔心引起金人的反感，不敢援助遼國，則應一面在遼金之間保持中立，一面增強防禦力量應付未來變局。

聯金滅遼之策實乃錯到極點，無異於自尋死路，不僅加速遼的滅亡，更使其本身受到嚴重的現實威脅。這也再次表明宋室政府戰略上的無知，從立國開始直至走向滅亡，始終缺乏為國為民的長遠戰略考量。

在宋金夾攻遼國過程中，金兵每戰皆勝，而宋軍每戰必敗。宋不僅無助於滅遼，反而讓金人窺探到宋軍的腐朽無用，原來所謂中原富庶王朝竟如此不堪一擊！蔑視之情、覬覦之心，由此而生。

富庶而不強大，適足以招致兇殘的餓狼！遼國被滅後，金軍便立即將矛頭指向深受內亂困擾的宋國。

金人南侵之意昭然若揭，朝中大臣除打算割地賠款求和外，別無良策。只有身為太常少卿的李綱挺身而出，堅決反對和談，更堅決反對割地。認為“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安危存亡在呼吸間，非傳以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故而奏請趙佶禪位，“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或可保。”

趙佶禪位欽宗後便倉皇出逃。不管趙佶是否已考慮在此時推卸自己的責任，李綱敢於向當朝天子奏請禪位，沒有真正大無畏的勇氣是絕做不來的。

面對已經渡過黃河的女真鐵騎，欽宗同樣慌作一團，和戰不決，時而下詔親征禦敵，時而欲離京逃避。綱則始終主張堅守，“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舍此欲何之？”“今日之計，當整飭軍馬，固結民心，相與堅守。”東京能否守得住，與欽宗是否選擇留下來關聯甚大，李綱不得不反覆勸諫。

李綱的此番言論並沒有打消欽宗與宰執大臣的顧慮，他們還是一心渴望出逃避敵。李綱只得援引唐玄宗幸蜀導致宗廟毀於賊手為誡，且“以死邀之”。欽宗方勉強說道：“朕今為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責之卿。”

讀史至“今為卿留”四字，令人感慨萬千！蔡東藩先生亦驚歎：“試問為誰家天下？乃作詞語！”梁任公嘗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史書可以是帝王的家譜，但天下就果真是哪個帝王一家的私有物嗎？或許，在享樂時帝王們把天下當成是自家的後花園，一旦災難來臨，他們便棄之如履，毫不憐惜。

但在心存社稷、胸懷天下之人看來，天下從來都是天下人之天下，而絕不是一人之天下；從來都是以一人治天下，而絕不是以天下奉一人。這便是寇準、李綱、于謙一類人物心中的“天下觀”。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講，在李綱那裡，欽宗不能捨棄天下，不能捨棄萬民百姓，不能逃避推卸自己的責任。所以他才敢於一再犯顏直諫。

欽宗是鐵了心要逃命的。李綱稍不留意，便又決意南狩，禁衛、車駕都已準備妥當。史載，李綱振臂急呼禁衛：“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在得到將士肯定答覆後，李綱再次向欽宗陳說利害：“今六軍父母妻子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為衛？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御之？”上感悟，遂命輟行，命綱為行營使，以便宜從事。

欽宗感悟的，是形勢緊迫，此時出逃反不如留在城中安全。任命李綱為行營使，也只是讓他單獨去佈置守城計劃，多數官員都採取了袖手旁觀的態度。但不管怎樣，李綱一顆懸著的心終於落了地，遂傳旨語左右曰：“敢復有言去者斬！”何其壯哉！又何其悲哉！

匹夫莽士之勇與讀書人具有理智之大勇實有天壤之別。無知者無畏，造就的多是李逵式的愚夫莽漢之勇；而真正有勇氣的人，“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他們必然是對自己的行為有著堅定信仰的人。

韓愈諫迎佛骨，“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李綱在勸阻欽宗出逃問題上寸步不讓，甚至不惜採取強迫的手段，“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身，知天下之安危而不知身之有痼疾”，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體現了一種富有理性精神的勇敢，背後支撐的是信仰、責任和擔當。

李綱自認只是一介書生，並不懂得多少兵略，但在宰執大臣無一例外都在推卸職責之際，他毅然以一身擔起拯救國家危難的重任，有的只是滿腔的報國熱情，“但得眾生皆得飽，不辭羸病臥殘陽”（《病牛》）。

尤為難能可貴的，是李綱在兩宋交替時代所保有的讀書人的氣節。北宋末年，士大夫寡廉鮮恥，奔競日進，論議徇私，邪說利口，顛倒是非，隨時好惡，以取世資，更不知君臣之義。歷史的發展已然造成這樣一種汙濁不堪的大環境，徽欽二帝註定是亡國之君，而高宗也絕非中興令主，單憑李綱一己之力，很難使局面有大的改觀。

金兵稍有退卻，主和派重又佔據廟堂，李綱便被罷免了朝中職務，並被貶謫外放。當金兵再次兵臨汴京城下時，即將成為俘虜的欽宗想到了遠在貶謫之地的李綱，但任命詔書未到，北宋已然成為過眼煙雲，徒令人長嘯痛哭而已。

身處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時代，李綱出將入相，以一身系天下安危，多次為民請命，直言進諫，卻先後六次被朝廷貶斥，最後到了比寇準被貶之地雷州更遠的海南。但

朱子有言：“綱雖以讒間竄斥瀕九死，而愛國憂君之志終不可奪者，可謂一世偉人矣！”《宋史》雖出自元人之手，對李綱卻敬仰之極：“綱雖屢斥，忠誠不少貶，不以用舍為語默，若綱之心，其可謂非諸葛孔明之用心歟？”

春秋時，崔杼弒殺齊莊公，面對是否會為君主殉死的疑問，相國晏子答道：“君民者，社稷是主；臣君者，社稷是養。君為社稷死，則死之；若君為己死，非其私暱，孰能任之？”是說君主和臣子的責任都是社稷國家。如君主為社稷死，臣子可與之同死；如君主為一己私利而死，臣子就不可隨便而死。尤其在國家有變時，忠義之臣首先考慮的，是如何保存宗廟社稷。

當徽欽二帝被擄往金國遭受屈辱時，跟從而去的吏部侍郎李若水怒罵金人，被裂頸斷舌而死，誠可謂義烈死節之士。但一死了之於國事又有何補？李綱、宗澤等人忘死效忠，振奮人心，不以一死為已，實更有令後世欽佩之處。

千古一人虞允文

一紙沾滿了岳飛父子鮮血的“紹興和議”，並沒有給南宋小朝廷換來夢寐以求、踏實持久的和平。他們不懂得，和平是需要靠實力爭取的，在強者面前，卑躬屈膝和搖尾乞憐絕帶不來真正的和平。

真正改變宋金戰略格局、形成均勢狀態的，是發生在和議之後二十年的采石之戰。

允文為人“慷慨磊落有大志，而言動有則度，人望而知為任重之器”。但在秦檜當政時，允文長期被摒棄不受重用，原因在於他一直反對向金人屈服，是積極的主戰派，且他與張浚同屬川籍，而浚與檜不和，頗受排斥。檜死，允文方被進用。

金主完顏亮大舉南侵，數十萬軍馬海陸齊發，意圖非常明確，不再像此前只是索要土地和賠款，而是要徹底滅亡南宋，“提兵百萬西湖側，立馬吳山第一峰。”而南宋則向來認為有和約可以依靠，長期不備邊事，致使金兵長驅直入，如走無人之境。

此時的前線戰場，負責專守江淮的宿將劉錡，雖是南宋初年的中興名將，但重病在身，駐守淮西的副將王權不戰自逃，頃刻之間導致兩淮失守。

南北對峙，守江必守淮，兩淮失守意味著江南不保。高宗驚慌無措，又欲航海避敵，幸得宰相陳康柏堅持抗戰，人心稍微。但宋軍第一道防線已然被攻破，不得已退守長江，南宋政權岌岌可危。

在此危急關頭，宋庭派樞密使葉義問督視江淮軍務，年已五十二歲的中書舍人虞允文得以參謀軍事。葉“素不習軍旅”，措置乖謬，實則犯了宋代多數讀書人的通病。

當允文匆忙趕到兵家必爭之地採石磯犒賞軍隊時，發現主帥王權已走，新任將領李顯忠尚未抵達，軍士們散處江邊，鬥志全無，解馬鞍盔甲坐於道旁，彷徨不知所止。

大戰迫在眉睫，與其坐以待斃，何如奮力殺敵，或有一線生機！古人言：“雖有誠信之心，不知權變，危亡之道也。”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允文謂坐等顯忠必誤國事，遂立即召集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告命皆在此，待有功。”眾將士看到文官尚且如此，若再不拿出武士的勇氣，有何面目苟活於世！都表示願意聽從指揮，與金兵決一死戰。

允文一介儒生，本是朝廷派去前線犒師的文官，並沒有臨陣指揮的職責，在主帥尚未就任、敵軍已然壓境的危急情況下，為避免國破家亡，乃應急權變，果斷地承擔起指揮作戰的重任，以文職身份激勵官兵作殊死的決戰，誠可謂豪傑之士、忠勇之臣。

此時卻有人提醒允文莫管這事，“公受命犒師，非受命督戰。責任所在，不可輕攬，他人壞之，公任其咎乎？”允文嚴厲斥責道：“危及社稷，吾將安避？”毅然自行權代主將之職，一面將散亂無所統轄的士兵，迅速集結在自己麾下，一面親自騎馬去採石渡口視察。

戰前，允文又進一步鼓舞官兵的士氣，“今怯戰亡走亦死，戰亦死，等死不如一戰。冐萬死求一生，轉禍為福，因敗成功。”同時他也鄭重宣佈：“當身先進死，與諸君戮力決一戰。”與士兵同生共死，更堅定了全軍上下作戰的決心，給這支鬆散的軍隊重新注入了生機。

實際交戰期間，允文親自到前沿指揮作戰，並激勵統制時俊道：“汝膽略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聞此言，即揮雙刀出，“士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初戰告捷。

完顏亮眼見採石強攻不下，又獲情報後院起火，其弟完顏雍已被擁登帝位，自己進退失據，方寸大亂，在揮師直趨京口的途中被部下殺死。金人南侵遂以完全失敗告終。採石大捷直接造成金兵內部起鬨譁變，使得金主完顏亮死於非命，扭轉了宋金戰爭的總體趨勢。這也是南宋與金戰爭中唯一的一次完勝。

此時，從採石率軍馳援京口的允文前去統帥劉錡處探望病情，劉錡執手感慨說：“小恙何足掛齒，乃勞存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籌莫展，而大功出閣下一儒生，我輩軍人愧死，誠無地自容。”高宗召見允文於行在，稱其為“朕之裴度也”。

允文忠貫日月、才堪大任，足以當得上“宋之裴度”的榮譽，但趙構卻難以與唐憲宗相提並論。憲宗能在異常困難的情況下取得削藩的巨大成果，重振中央政府的權威，成就“元和中興”；高宗卻總是在對金戰爭節節勝利之際一味苟合，割地賠款亦在所不惜。

採石一戰使允文獲得朝野上下極高的聲譽。此後，允文出入使相十餘年：擔任川陝宣諭使，與大將吳璘“議經略中原”，收復陝西州郡；拜相執掌朝政，汰兵練精，提高軍事實力，獎掖人才，選賢任能，一時人才濟濟，氣象更新。允文也成為孝宗一朝的“砥柱之臣”。

早年，允文在出使金國時，曾與金接待官比射箭，一發破的，可知他文人而具武略，確為非常之人。只因高宗苟安喜用奸相，才長久默默無聞，直到采石之戰，一鳴驚人，天下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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