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蘇聯末代外長到格魯吉亞總統，長袖善舞的謝瓦爾德納澤曾盡享功名利祿。儘管晚年落寞，人稱“銀狐”的他，確實扮演了“終結舊時代”的角色。
7月13日，格魯吉亞為此前一週去世的前總統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舉行了國葬，該國總統、總理、議長、26個國家的高級官員及謝氏的生前好友出席葬禮。
86年的人生中，謝瓦爾德納澤走出多山的祖國，在蘇聯外長的位置上發跡，晚年迴歸故里，結束了備受爭議的政治生涯。無論外界對他不斷變幻的面孔作何評價，人稱“銀狐”的謝瓦爾德納澤，不僅是歷史的重要見證者，而且親身參與了改變歷史的進程。
昔日對手已成好友
對詹姆斯·貝克而言，率美國代表團參加謝瓦爾德納澤的葬禮，是公事，也是出於私情。
“我們一開始是對手，最終成為朋友。當我們結束這段關係時，它已不再是對抗，而是合作。”美國前國務卿貝克對“美國之音”表示。在他看來，這位在結束冷戰中扮演至關重要角色的原蘇聯政治家，將作為“真正的和平締造者”被銘記。
上世紀80年代末，從結束蘇聯對阿富汗的佔領、東歐非軍事化、促進東西德統一到蘇聯解體，謝瓦爾德納澤始終扮演著重要角色。西方人特別是德國人，對他感念至今。
與此相對，他的外長生涯在俄羅斯飽受非議。許多人指責他搞垮了一個超級大國，將他納入“不可寬恕者”的行列。在故鄉格魯吉亞，作為“再也不能容許他擁有權力的獨裁者”，謝瓦爾德納澤同樣被不少公眾鄙視。
“他是個軟弱的談判者。”俄羅斯歷史學家羅伊·梅德韋傑夫告訴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他向西方妥協太多，卻沒得到任何回報。他在俄羅斯的聲譽相當糟。”
7月7日即謝瓦爾德納澤去世當天，戈爾巴喬夫告訴俄“國際文傳電訊社”，自己的老搭檔“對外交政策貢獻巨大，他是全球事務新思維的真正支持者”。在蘇聯末代領導人眼中，謝氏“非常能幹，非常有才華，善於與所有社會階層的人合作”。
不懂外語的蘇聯外長
1985年6月30日，接到戈爾巴喬夫的電話，得知自己將成為蘇聯外長的謝瓦爾德納澤嚇了一跳。
那時，他只去過9個國家，不會外語，除了在格魯吉亞接待外國使團，沒有任何外交經驗。電話裡，他結結巴巴地問，外交部長不應該是俄羅斯人嗎？
“已經決定了。”戈爾巴喬夫回答。第二天，謝瓦爾德納澤走馬上任。
這一看似突兀的任命背後存在必然性。早在上世紀60年代就已在莫斯科認識了彼此的謝瓦爾德納澤與戈爾巴喬夫，頗有幾分志同道合與英雄相惜的感覺。
“漸漸地，我們彼此敞開心扉，吐露內心深處的想法。”1979年，兩人得悉蘇聯入侵阿富汗，私下認為這是“致命錯誤”。
與尖酸刻薄的前任葛羅米柯不同，個子不高、滿頭白髮的謝瓦爾德納澤個性隨和、長袖善舞，臉上總掛著微笑。他也許沒有戈爾巴喬夫的氣度，但獨特的魅力、熱情、幽默和機智幫他彌補了種種不足，也讓他結交了不少來自歐美的好友。
短短5年間，憑藉敏銳的智慧和處理國際問題的能力，綽號“高加索銀狐”的他贏得了尊重。“我們那時真的改變了世界。”他在2010年說，“大部分功勞歸於戈爾巴喬夫。”
1990年，謝瓦爾德納澤突然辭職，震驚國內外。彼時的他敏銳地意識到，蘇聯領導人可能會向保守派讓步，這個國家的改革可能會開倒車。他後來承認，他當時已開始懷疑戈爾巴喬夫本人，“數十年的友誼到了盡頭”。
一度被祖國寄予厚望
1992年一個寒冷的冬夜，格魯吉亞女孩娜塔莉亞·安特拉娃和家人圍坐在餐桌前，就著昏暗的燈光用真鈔玩“大富翁”遊戲——蘇聯解體後的通貨膨脹，讓這些“配給券”百無一用。
電話響了，神色緊張的母親迅速抄起聽筒。一般來說，突如其來的電話總會帶來壞消息：綁架、死亡，要不就是找到路子離開的朋友來辭別。但這回，安特拉娃注意到，母親的表情越來越輕鬆。掛斷電話後，她頓了半晌才向家人宣佈：謝瓦爾德納澤回來了。
此時，宣佈獨立的格魯吉亞陷入混亂。分裂分子從阿布哈茲和南奧塞梯攻入首都第比利斯，殺人放火。沒有電，沒有水，也無法上學——年幼無知的孩子們一度歡欣鼓舞。
格魯吉亞人焦急地等待，一則笑話到處流傳：兩人拖著謝瓦爾德納澤的塑像，艱難地爬坡，一位路人說，“為什麼自尋煩惱？就把他擱下面，他自己會爬上去的。”
被家鄉父老視為救世主，謝瓦爾德納澤的資歷起到了關鍵作用。1928年1月25日，謝氏出生在黑海邊的小村莊，父親安布羅西是教師。1946年，他罔顧父母希望他成為醫生的心願踏入政壇，迅速成長為格魯吉亞共產黨黨中央第一書記。
1972年，鐵腕收繳數百名腐敗官員的豪華轎車、別墅和財產後，謝瓦爾德納澤引起了高層注意。拎著一箱地方官員的“罪證”，他飛往莫斯科，見到了時任領導人勃列日涅夫。1976年，謝瓦爾德納澤當選蘇共中央委員會成員，1978年，又獲得了政治局的席位。
由此，一步步登上權力之巔的“銀狐”，凝聚起格魯吉亞人的無限期冀。他們希望他帶領初獲獨立的祖國重現生機。巨大的聲望，讓他成了這個新生國家命中註定的領導者。
生在格魯吉亞是種不幸
時光飛逝，1993年深秋徹骨的寒意裡，幾名記者來到格魯吉亞西部一處由校舍匆忙改造成的軍營裡，卻遭到武裝人員毫不客氣的驅逐。
美國記者奧利維亞·沃德告訴衛兵，他見過謝瓦爾德納澤。助手遞給他一份食物，讓他坐到燭火旁的長凳上，周圍滿是黑洞洞的槍口和疲憊不堪的軍人。
1小時後，沃德被帶進寒冷昏暗的校長辦公室，見到了與記憶中截然不同的謝瓦爾德納澤。軍裝外套著滿是黑色泥漿和血跡的皮夾克，他臉色嚴峻地伸出手。
“上次我們見面，你是聯合國的媒體明星。”沃德說，“但那之後發生了很多事。”彼時，在國際舞臺上紅極一時的蘇聯外長，偏愛優雅的三件套西裝，頭髮向後梳得整整齊齊，目光閃爍、神采奕奕，在聯合國的走廊裡躲避蜂擁而至的記者。
微笑在謝瓦爾德納澤臉上綻開，“啊，那些日子……”下一刻，他把頭埋進手裡，潸然淚下。
在英國《衛報》看來，生在格魯吉亞，是謝瓦爾德納澤一生的不幸。如果他是俄羅斯人，一定會在蘇聯解體後留在莫斯科，併成為俄羅斯政壇上的重要角色。而在現實中，這個外鄉人不得不退出與葉利欽的權力之爭，帶著破滅的夢想回到混亂不堪的祖國。
“畢加索有著不同的階段，其他藝術家也如此。”1992年，謝瓦爾德納澤告訴《紐約時報》，“一個人應該堅持一個位置到死嗎？我們都已經變了。”
執政的10年間，謝瓦爾德納澤設法平息了血腥的內亂，但在更廣闊的“戰場”上鮮有作為。更糟的是，成為國家元首的他似乎放棄了曾經掛在嘴邊的民主理想，轉而沉迷於運用高壓手段維持統治。難怪有人說，謝瓦爾德納澤的每個成就，都被巨大的失敗抵消了。
獨木難支，黯然下臺
“願他安息。但對我來說，謝瓦爾德納澤等同於恥辱。”前總統去世那天，第比利斯居民瑪雅·基皮亞尼告訴美國《紐約客》雜誌。
謝瓦爾德納澤當政期間，基皮亞尼每月只能拿到7美元養老金。更讓她受傷的是，謝瓦爾德納澤的妻子娜努莉在國家電視臺宣稱，好的家庭主婦應該能夠靠這點錢就過上好日子。“他們不把我們當人看，他們嘲笑我們。”
格魯吉亞的工廠失去了蘇聯時代的訂單；每年冬天，民眾都會面臨天然氣和電力供應中斷的困擾；謝瓦爾德納澤宣稱，第比利斯總有一天會“敲開北約的門”，引發了不願捨棄大國夢的俄羅斯的憤怒；美國送來數百萬美元經濟援助，民眾卻拿不到分毫……“透明國際”組織的統計顯示，格魯吉亞一度是全世界10大最腐敗的國家之一。
和瑪雅一樣，格魯吉亞百姓的失望情緒在2003年達到了極限。當年11月22日，謝瓦爾德納澤的政黨涉嫌操控議會選舉，成千上萬示威者走上街頭，揮舞著象徵非暴力的玫瑰闖進議會，正打算髮表講話的謝瓦爾德納澤在保鏢護送下，從後門倉皇出逃。
幾秒鐘後，時年36歲的反對派領導人米哈伊爾·薩卡什維利走上臺，端起謝瓦爾德納澤的茶杯一飲而盡，又砰地一聲將杯子摔在桌上，揮舞著玫瑰宣佈“革命”勝利。
這一刻，“高加索銀狐”作為政治家的生涯畫上了休止符。
暮年時光只剩下孤獨
“玫瑰革命”幾個月後，長大成人的娜塔莉亞·安特拉娃為英國廣播公司採訪謝瓦爾德納澤——被迫下臺後，他被允許住在自己位於山頂的私宅裡。此時，這位格魯吉亞人口中的“巴布”（意為祖父）看起來老邁而脆弱。
“美國人為我造了這所房子，牆壁是防彈的，很安全。”他說。1995年和1998年躲過兩次暗殺的謝瓦爾德納澤相信，美國人“確保我成為世界上受到最好保護的總統”。
屋子的牆壁上掛著美國前總統里根、老布什和詹姆斯·貝克的照片。安特拉娃問謝瓦爾德納澤，西方改變主意，不支持他在最後爭奪權力，他是否覺得自己被背叛了？
“不。”白髮蒼蒼的老人答道，“美國人就是這樣，喜歡支持反對派。”他補充道，如果他一直緊握權柄，一切都可能不同。“民主是我的主要目標，儘管權力的確誘人。如果我用拳頭恐嚇人民，這（革命）不會發生。我想，辭職是避免流血衝突的惟一途徑。”
不過，當安特拉娃問及關於新聞自由的問題，這位曾經風光無限的政治家還是有些情緒激動。他更熱衷於追憶自己在蘇聯從阿富汗撤軍和柏林牆倒塌等事件中扮演的關鍵角色。他說，德國人曾邀請他移居柏林，但他想待在家裡，離妻子的墓更近，可以時常去看看。
“我不太出門。家人告訴我，我應該照顧好自己，去散散步。”安特拉娃轉述謝瓦爾德納澤的話。妻子2004年去世後，他就靠兒子帕塔和女兒莫娜娜養活。
那天的採訪結束後，謝瓦爾德納澤起身將安特拉娃送到門口，給了她一個意想不到的擁抱。“記得再來，”他鬆開手，“這山上太孤獨了。”
(《 青年參考 》（ 2014年0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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