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一生以虎门销烟最为出名，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到广州出任钦差之时，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在任内严查并禁毁鸦片，是禁烟的强硬派。面对鸦片的危害，道光帝曾让各地将军、督抚讨论方略，其中又以林则徐的禁烟主张与道光帝志同道合，故而召林则徐入京并委派他去广州禁烟，到任时，林则徐还表现出“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的决心。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就在鸦片战争后几年，反烟斗士林则徐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公然支持内地种植鸦片，“鄙意亦以内地栽种婴粟，于是无妨。所恨者，内地之民嗜洋烟而不是嗜土烟。若内地果有一种芙蓉(阿芙蓉，指鸦片)，胜于洋贩，则孰不愿买贱而食?”林则徐认为，百姓吸食鸦片并不可恨，可怕的是百姓吸食洋烟，因此他建议内地种植价格更低质量更好的土鸦来取代洋烟。
从反烟斗士转变为种植鸦片的支持者，林则徐的转变大概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林则徐禁烟最初的动因并不是因为深刻认识到了吸取鸦片对中国人身体的危害，更大原因是因为英国人在中国倾销鸦片造成了白银外流，造成财政疲敝，禁烟是为了缓解银荒。
上自官府士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自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漏银二千余万两。自十四年至今，岁漏银三千万两之多。
鸦片战争以后，清廷和英美等国签订了和约，导致鸦片走私的行为愈加盛行，白银外流更加严重，造成钱贱银贵。而清政府的税收大多又是以征钱为多，但上缴国库时要折算成银子，耗损进一步加大，事实上变相减少了清廷的税收。因此在林则徐看来通过鼓励种植土烟一方面既能防止白银外流，另一方面又能从烟农、烟贩子身上收取鸦片税，充实国库。
其次，林则徐态度的转变也受到了道光皇帝的影响。鸦片战争以前，道光帝之所以查禁鸦片，是因为发现受鸦片贸易的影响，国库存银锐减，财政危机下他才派林则徐前往禁烟。鸦片战争以后，禁烟事实上已经不可能，为了避免银荒，道光帝对鸦片的态度也发生转变，既然无法禁绝洋烟，那还不如由中国人自己种烟，因此对很多官员私下鼓励种植鸦片持默许态度。
从林则徐的角度来说，他一直深受嘉庆、道光两位皇帝的知遇恩宠，存在忠君报国的心思。在派往广州禁烟后，林则徐曾经和友人说“侍戊冬在京披命后，原知此役乃蹈汤火...早已置祸福荣辱于度外。”即使后面被贬到新疆，林则徐依然对道光帝无怨无恨，“深感羁臣奉使，前之未闻，则出自圣殊恩”，认为是皇恩浩荡。深受儒家忠君思想影响的士大夫，林则徐的思想随着道光帝的意志而转移也就不奇怪了。
最后，林则徐态度的转变也是受时代局限的影响。当时的人还没有认识到鸦片对人身体的危害，在看到英国人贩售鸦片的暴利后，内地也开始跟风种植罂粟，“云南地方廖廓，深山遂谷之中种植婴粟花”“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等省……遍载婴粟”，只是受限于加工技术不高，鸦片质量差，销路不好。
在林则徐之后，李鸿章、张之洞也曾提出种植鸦片。“土烟之毒比洋烟轻，而民财亦不外耗;将来洋商无利可图，洋药渐不来华，再增上药税厘益加严禁，尚未为晚”，李鸿章认为自己种的鸦片毒性比外国的轻，价格低，不会造成白银外流，等到将来外国鸦片无利可图退出中国市场以外，再来提高鸦片税从而达到禁烟的目的。
在官员的默许和鼓励之下，中国内地开始大规模种植鸦片，为了提高国产鸦片的竞争力，清廷还在税收上进行了保护，如洋烟每百斤收税86两，土烟只收60两。随着鸦片制作工艺的提升，清朝的鸦片实现了国产替代，自给自足，还开始出口创汇，鸦片税也成为了清廷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在这种氛围之下，林则徐倡导种烟也就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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