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人心中都有着特殊的历史情结，总是习惯性用前人的经验教训来指导当下自己的言行，小至个人，大至一个朝代都是如此。明朝成立以后，朱元璋就曾组织底下的文臣翰林讨论元朝灭亡的教训，最终总结出十一个原因，并在设立制度时尽可能避过元朝曾经踩过的坑。
明朝灭亡以后，清朝的皇帝也曾经去探讨过明朝灭亡的原因，在他们的认识中，明朝灭亡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一个是明亡于万历，另一个则是“明朝国事全为言官为坏”。
关于明亡于万历的说法，最早出自于康熙口中。康熙二十三年，康熙皇帝南巡拜祭明太祖陵时，心有所感，作《过金陵论》，其中明确说到：万历以后，政事渐驰，宦寺朋党，交相构陷，门户日分，而士气浇薄，赋敛日繁，而民心涣散。
到晚年，康熙皇帝进一步明确指出明朝天下亡于万历、太昌、天启三朝。在他看来崇祯皇帝是励精图治的皇帝，奈何大势已去，回天乏术，不能简单将崇祯看成是亡国之君。
清朝的史官们在领略康熙帝“明亡于万历”论断背后的意图后，虽然完全没有照搬康熙的说法，但大体思路是一致的，那就是崇祯非亡国之君，明朝的败亡主要归结于嘉靖、万历、天启等皇帝。
乾隆四十三年，乾隆皇帝将明亡教训告之以朝廷以内：“而中叶以后，罔念厥祖。若正德之荒淫荡佚，恬不为怪。嘉靖、万历、天启之昏庸逸乐，阿柄下移，以致权臣奸宦，相继而擅威福，乱政害良...而晏安鸠毒，终于不可救药，自覆厥宗。”乾隆皇帝的说法进一步延续了康熙的说法，并成为关于明朝灭亡的主流说法。
明朝国事全为言官所坏，则是出于康熙晚年的说法，康熙说：“言路不可不开，亦不可太杂。明朝国事，全为言官所坏。”他希望清朝的科道官不要像明朝官员那样无事揣摩迎合上意，因私忘公，朋比结党。
雍正、乾隆也曾经谈到明朝言官，“尝观前明季世，一二新进后生，窃居言路，遂朋比固结，挟制大臣，把持朝政，以至国是日非而不可挽。”
明朝言官确实如康熙雍正所言，从一开始的建言出于好恶之正，辩是非之正，到后面多以意气用事，到万历以后，言官完全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各立门户，互攻争胜之习，则已牢不可破，是非蜂起，叫呶蹲沓，以至于亡。”
明朝的灭亡其实是经济原因大于政治原因，不停的天灾人祸也是重大诱因之一。清朝皇帝闭口不谈其他，单纯将明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了晚明诸君臣与言官，却又主动同情崇祯皇帝，看似合理，其实背后也藏着小心思。
一方面，康雍乾诸帝希望可以通过反思明朝灭亡的教训来为清朝制度建设提供经验。比如对言路的批驳让朝野上下形成了言官可恶的认识，从而为废除言路提供基础，进而走向更为独裁的君主体制。
另一方面，通过反思明朝灭亡的原因，将原因归咎于嘉靖朝以后皇帝的失德昏庸，既能证明明朝是气数已尽，而同情于崇祯皇帝既可以安慰明朝遗民的心，又为清朝入兵消灭李自成接管天下找到了理由，从而得出“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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