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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錯死得很冤，首惡是漢景帝，但他自己也有責任
晁錯與前吳國丞相袁盎關係極壞，兩人互相見面就起身迴避，從來不說話。晁錯當上御史大夫後，以接受吳王劉濞財物的理由要將袁盎治罪，漢景帝將他赦免罷為平民。七國造反後，晁錯認為機會來了，想趁機以串通吳王謀反罪置袁盎於死地，袁盎獲悉後連夜求見老朋友竇嬰，說他要求面見漢景帝說明吳國造反的原因。果然袁盎被召見，當時漢景帝正與晁錯在謀劃調度軍糧。
漢景帝問：“現在吳、楚造反了，你覺得應該怎麼辦？袁盎回答：“不值得憂慮”！漢景帝驚訝，他認為吳王財富雄厚，招攬了天下豪傑，養精蓄銳幾十年，年老了才造反，一定是籌劃很完備了，怎麼能說他不值得憂慮呢？袁盎說吳國確實有銅鹽之利，財力雄厚，但是卻沒有天下豪傑，那些人只不過是些亡命徒和鑄錢的奸商而已。這時連一旁的晁錯也認為袁盎的意見很好。漢景帝又問平定叛亂的計策，袁盎要求左右隨從迴避，漢景帝照辦，只有晁錯還在。袁盎說他所說的話，人臣都不應該知道，漢景帝才讓晁錯迴避。袁盎告訴漢景帝：“吳國、楚國的佈告中說得很清楚，是當年高皇帝分封子弟為王，現在賊臣晁錯擅自迫害諸侯，削奪他們的封地，所以才造反，他們只要誅殺晁錯，恢復故地就會罷兵。既然這樣，現在只有殺了晁錯，赦免除吳、楚七國，恢復他們的故地，那麼就可以兵不血刃平息叛亂。”漢景帝沉默很久才說：“如果真的是這樣，我是不惜為了天下安定而殺一個人的。”
過了十多天，遵照漢景帝的授意，丞相陶青等人彈劾晁錯企圖離間皇帝與群臣、百姓間的關係，要將城邑贈送給吳國，沒有臣子禮節，大逆不道，要求將晁錯腰斬，父母、妻子、同胞兄弟姐妹全家不老幼全部處斬。漢景帝批准了這一自己謀劃的建議，命人將晁錯欺騙用車載到東市，身著朝服腰斬。
晁錯之死是一個悲劇，他的所有罪名都純屬捏造。漢景帝聽從了晁錯的建議，冒失削藩激起了諸侯王的叛亂，責任在於漢景帝自己，而不在於晁錯。
建議者不應該負責，決策者才需要負責，因為建議不好你完全可以不採納；反過來，既然採納了建議，責任就應該由決策者承擔；只有這樣才能鼓勵建議者積極進言，決策者才能在不同的建議中分析、比較、選擇。當年漢文帝回答晁錯的上書時，對這一點說得非常明白、透徹。
漢景帝與晁錯相識多年，且對晁錯言聽計從，十分寵信，卻在面臨七國叛亂，自己皇位可能不保的時候，就驚慌失措，原形畢露，立即將他用殘酷的腰斬處死，而且還處死了他的全家老小，以此遠超出反叛者期望的行為來博得他們的歡心，這充分暴露了漢景帝極端自私、兇殘、懦弱、推卸責任的一面，用弱者一方的鮮血來掩飾自己決策的失誤，來博取強者的歡心。對於漢景帝來說，晁錯實際上只是一個隨時可以被犧牲掉的小角色，一個甚至連寵物也不如的工具，兩千年之後，仍讓讀史者心寒。
如果作為普通人，漢景帝不會有機會如此淋漓盡致地表現自己人性的醜惡：如果有錢，他最多是一個平常的富二代；如果有權，他最多就是一個公子哥或枉法的官員；如果沒錢、沒權，他就是一個普通的工薪族，最多性格不討人喜歡，很可能還混得很不如意。這些也恰好說明，如果一個人掌握了不受制約的權力後會變得多麼危險、可怕，而歷史上的那些暴君、昏君們如果沒有皇帝的身份，可能也就是我們當中普通的一員。權力會放大人性的缺陷，因此掌握權力卻能克服這些缺陷的人是非常了不起的。
反過來，晁錯本人也有一小部分的責任，他的性格不隨和，嚴厲剛直，做事不留餘地，眼中只有皇帝而無其他人，與同事的關係極為惡劣。剛正不阿的丞相申屠嘉對他就極為厭惡，甚至想找個藉口殺掉他，後來還沒他氣得吐血而亡。
晁錯認為平叛的百萬大軍由臣下率領很危險，建議漢景帝御駕親征，而自己留守長安，這種建議不要說漢景帝聽了未必高興，這是讓他身居險地，大臣們包括平叛前線總指揮周亞夫及其他將領們聽到了會開心嗎？與袁盎的關係不好也就罷了，但晁錯卻想利用七國之亂的機會，羅織罪名殺掉袁盎，結果激起對方反彈，自己和全家反遭其害。從這個意義上講，晁錯有咎由自取的因素，因此眾人也樂得他落得如此下場，沒人替他抱不平，這也是漢文帝當年並不重用晁錯的原因所在。
晁錯屬於謀士、智囊一類，而並不是能承擔實際事務和參與決策的政治家；而漢景帝卻將他火箭一樣提拔為最高等級官員，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將不勝任者提拔到一個重要崗位，下則沐猴而冠，徒惹人發笑；上則對個人、對國家都是一個悲劇，事實證明果不其然！
漢景帝過分倚重晁錯，冒失削藩，卻在諸侯叛亂後驚慌失措，殺晁錯諉過，與其父漢文帝寬厚仁慈、從容鎮定、謹慎小心、勇於負責、謀定而後動比起來，漢景帝在人品、才具、胸懷上真是差得一天一地；甚至和明初、清初同樣削藩的建文帝、康熙帝比較，至少在人品與胸懷上他也是遠遠不如。
真是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這是評價一個人物顛撲不破的真理。一比較，一個人物的優劣長短就會暴露無遺。前面說過，漢景帝和晁錯氣味相投，性格相似，他們是一對空想家，而缺乏有效的規劃和實際的執行力。既然要削藩，既然有意想逼反諸侯王，當然要想到可能的各種後果，其中最壞也是最大的可能性就是諸侯王造反，因此一定要預先採取防範措施，而不應該遇事驚慌失措。漢景帝居然妄想通過殺晁錯，恢復諸侯故地而讓諸侯罷兵，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這件事同樣提醒我們，做事情，眼裡不能只有上級，還要有同事、下屬，否則當你被上級當成替罪羊拋棄時（這是很經常發生的事），眾人只會落井下石，最多冷眼旁觀。才華橫溢者經常會犯晁錯一樣的毛病，眼高於頂，容易瞧不起人，與他人處理不好關係，做事不留餘地，經常傷人自尊，威脅別人的地位。
如果有一個寬容的上司罩著還好說，但更普遍的，上司經常是漢景帝這號的人物，功則歸己，諉過他人，習慣用犧牲下屬來推諉自己的過失。後人讀史，其實就是在讀現實。豈能不慎哉？
侯楊方
晁錯任職於文景兩朝，早年曾跟從張恢先生學習申不害、商鞅的刑名之學，憑此學術擔任太常掌故。文帝時受朝廷派遣向濟南的伏生學習《尚書》，先後擔任太子舍人、門大夫、太子家令，得到太子即景帝的寵幸，有“智囊”的稱號。
文帝時，他曾多次上書言削弱諸侯之事，但不得重用。景帝即位後，被任命為內使，恩寵超過九卿。晁錯請求修改法令，削弱諸侯，引發七國叛亂， 因與竇嬰、袁盎有隙，二人進言說吳、楚叛亂皆因晁錯而起，由此被殺。
晁錯提出的削弱諸侯割據勢力這一政治主張，有利於削弱諸侯勢力，鞏固皇權穩定，與前面的開國元老的軍功相比亦毫不遜色。司馬遷也肯定了他不顧自身安危，為國家建立長遠方案的歷史功績。但手握實權的晁錯，本就讓公卿列侯嫉妒，而他待人嚴峻苛刻，遇事執理、不近人情，引發諸大臣的反感。《史記》中明確記錄在案的政敵就有申屠嘉、袁昂、竇嬰，由此可見晁錯與同僚的關係並不融洽。晁錯修改的法令觸及了朝臣、諸侯的利益。晁錯的父親曾勸他放棄，認為他的做法破壞疏遠皇室骨肉，招致眾人怨恨，落得“劉氏安矣，而晁氏危矣”的結局。
晁錯的冤在於他是為國家利益謀劃，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景帝也深知這一點，但因吳楚七國之亂突然爆發，臨機倉促，亂了方寸，在一班權臣的借題發揮之下，晁錯成為了皇權、權臣、諸侯政治鬥爭的犧牲品。景帝錯斬晁錯之後，亦深恨之。晁錯削弱諸侯割據的行動是置他於死地的根本原因，而其嚴峻苛刻的性格加速了不幸的發生。
國家人文歷史
晁錯是西漢削藩政策的主導人，他站在中央的立場上提出一系列削弱吳王權力的建議和計劃，被漢景帝採納，變成國策實施。但是漢景帝和吳王劉濞有血緣關係，劉濞擁有吳國的統治權也是來源於劉邦的授予。那麼理論上來說，劉濞與景帝之間的矛盾屬於家事，只因牽涉甚廣而上升為國事。劉濞與景帝之間存在著很深的私怨，因為景帝當太子的時候與劉濞之子劉賢，玩博局時一言不合將其打死。那麼景帝即位之後，也擔心劉濞心懷不滿，所以會同意晁錯的建議。從明面上來看，晁錯像一個挑唆皇帝家族內部事務的小人。所以劉濞也是打著清君側的旗號向中央發難，選擇晁錯作為發難對象，從道義上表明自己的造反並非出於真心謀反，而是小人作祟，這樣也給以後的談判或者奪位之後正當化提供有餘地的說辭。中國先秦以來形成一種代過的懲罰模式，也就是權貴犯錯之後，不去直接處罰權貴本身，而是權貴身邊的人。比如商鞅變法時期，據說太子犯了法，處罰的不是太子，而是他身邊的兩個老師。在這種文化的背景之下，劉濞不會直接攻擊景帝，不會要求景帝下臺，而是轉而要求處決晁錯。這樣晁錯就不得不變為事件中的替罪羊了。景帝也必須做出決策，如果不處決晁錯，劉濞會繼續鬧事，軍事上是否能徹底抵擋吳國叛亂還是個未知數，所以為了緩和劉濞的攻勢，不得不拿晁錯的性命來表明自己解決問題的誠意。所以從權力的角度來說，晁錯死得有點冤，因為他只是提建議，但從事件的複雜性來說，晁錯成為雙方爭鬥的焦點，難逃一死。晁錯的死亡價值在於，他一死，劉濞繼續鬧事就失去了理由。
大意覺迷
謝謝邀請。他死得冤不冤，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是在我看來，他在當時的政治鬥爭中是不得不死。晁錯是皇帝老師，皇帝繼位後重用了他。當時漢有很多諸侯國，他們掌握著地方經濟軍事等權力，嚴重威脅中央，在皇帝的支持下，晁錯成為了削蕃的帶頭大臣。但他犯了一個錯誤，就是太急了，導致各國自危。於是本來就有造反心思的吳王，以清君側的名義鼓動其他六國武裝反抗，獲得了廣泛的同情。一時間，漢朝岌岌可危，於是漢景帝一方便調兵遣將，一方面揮淚斬馬謖，腰斬了晁錯，自己主動清了自己的側，七國沒有罷兵，證明了清君側只是一個謊言，七國就是造反。這樣一來，漢景帝佔了政治上的主動性。所以，晁錯的死是有價值的，皇帝才不管師生情，江山永固才是唯一的追求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