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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错死得很冤，首恶是汉景帝，但他自己也有责任
晁错与前吴国丞相袁盎关系极坏，两人互相见面就起身回避，从来不说话。晁错当上御史大夫后，以接受吴王刘濞财物的理由要将袁盎治罪，汉景帝将他赦免罢为平民。七国造反后，晁错认为机会来了，想趁机以串通吴王谋反罪置袁盎于死地，袁盎获悉后连夜求见老朋友窦婴，说他要求面见汉景帝说明吴国造反的原因。果然袁盎被召见，当时汉景帝正与晁错在谋划调度军粮。
汉景帝问：“现在吴、楚造反了，你觉得应该怎么办？袁盎回答：“不值得忧虑”！汉景帝惊讶，他认为吴王财富雄厚，招揽了天下豪杰，养精蓄锐几十年，年老了才造反，一定是筹划很完备了，怎么能说他不值得忧虑呢？袁盎说吴国确实有铜盐之利，财力雄厚，但是却没有天下豪杰，那些人只不过是些亡命徒和铸钱的奸商而已。这时连一旁的晁错也认为袁盎的意见很好。汉景帝又问平定叛乱的计策，袁盎要求左右随从回避，汉景帝照办，只有晁错还在。袁盎说他所说的话，人臣都不应该知道，汉景帝才让晁错回避。袁盎告诉汉景帝：“吴国、楚国的布告中说得很清楚，是当年高皇帝分封子弟为王，现在贼臣晁错擅自迫害诸侯，削夺他们的封地，所以才造反，他们只要诛杀晁错，恢复故地就会罢兵。既然这样，现在只有杀了晁错，赦免除吴、楚七国，恢复他们的故地，那么就可以兵不血刃平息叛乱。”汉景帝沉默很久才说：“如果真的是这样，我是不惜为了天下安定而杀一个人的。”
过了十多天，遵照汉景帝的授意，丞相陶青等人弹劾晁错企图离间皇帝与群臣、百姓间的关系，要将城邑赠送给吴国，没有臣子礼节，大逆不道，要求将晁错腰斩，父母、妻子、同胞兄弟姐妹全家不老幼全部处斩。汉景帝批准了这一自己谋划的建议，命人将晁错欺骗用车载到东市，身着朝服腰斩。
晁错之死是一个悲剧，他的所有罪名都纯属捏造。汉景帝听从了晁错的建议，冒失削藩激起了诸侯王的叛乱，责任在于汉景帝自己，而不在于晁错。
建议者不应该负责，决策者才需要负责，因为建议不好你完全可以不采纳；反过来，既然采纳了建议，责任就应该由决策者承担；只有这样才能鼓励建议者积极进言，决策者才能在不同的建议中分析、比较、选择。当年汉文帝回答晁错的上书时，对这一点说得非常明白、透彻。
汉景帝与晁错相识多年，且对晁错言听计从，十分宠信，却在面临七国叛乱，自己皇位可能不保的时候，就惊慌失措，原形毕露，立即将他用残酷的腰斩处死，而且还处死了他的全家老小，以此远超出反叛者期望的行为来博得他们的欢心，这充分暴露了汉景帝极端自私、凶残、懦弱、推卸责任的一面，用弱者一方的鲜血来掩饰自己决策的失误，来博取强者的欢心。对于汉景帝来说，晁错实际上只是一个随时可以被牺牲掉的小角色，一个甚至连宠物也不如的工具，两千年之后，仍让读史者心寒。
如果作为普通人，汉景帝不会有机会如此淋漓尽致地表现自己人性的丑恶：如果有钱，他最多是一个平常的富二代；如果有权，他最多就是一个公子哥或枉法的官员；如果没钱、没权，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工薪族，最多性格不讨人喜欢，很可能还混得很不如意。这些也恰好说明，如果一个人掌握了不受制约的权力后会变得多么危险、可怕，而历史上的那些暴君、昏君们如果没有皇帝的身份，可能也就是我们当中普通的一员。权力会放大人性的缺陷，因此掌握权力却能克服这些缺陷的人是非常了不起的。
反过来，晁错本人也有一小部分的责任，他的性格不随和，严厉刚直，做事不留余地，眼中只有皇帝而无其他人，与同事的关系极为恶劣。刚正不阿的丞相申屠嘉对他就极为厌恶，甚至想找个借口杀掉他，后来还没他气得吐血而亡。
晁错认为平叛的百万大军由臣下率领很危险，建议汉景帝御驾亲征，而自己留守长安，这种建议不要说汉景帝听了未必高兴，这是让他身居险地，大臣们包括平叛前线总指挥周亚夫及其他将领们听到了会开心吗？与袁盎的关系不好也就罢了，但晁错却想利用七国之乱的机会，罗织罪名杀掉袁盎，结果激起对方反弹，自己和全家反遭其害。从这个意义上讲，晁错有咎由自取的因素，因此众人也乐得他落得如此下场，没人替他抱不平，这也是汉文帝当年并不重用晁错的原因所在。
晁错属于谋士、智囊一类，而并不是能承担实际事务和参与决策的政治家；而汉景帝却将他火箭一样提拔为最高等级官员，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将不胜任者提拔到一个重要岗位，下则沐猴而冠，徒惹人发笑；上则对个人、对国家都是一个悲剧，事实证明果不其然！
汉景帝过分倚重晁错，冒失削藩，却在诸侯叛乱后惊慌失措，杀晁错诿过，与其父汉文帝宽厚仁慈、从容镇定、谨慎小心、勇于负责、谋定而后动比起来，汉景帝在人品、才具、胸怀上真是差得一天一地；甚至和明初、清初同样削藩的建文帝、康熙帝比较，至少在人品与胸怀上他也是远远不如。
真是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这是评价一个人物颠扑不破的真理。一比较，一个人物的优劣长短就会暴露无遗。前面说过，汉景帝和晁错气味相投，性格相似，他们是一对空想家，而缺乏有效的规划和实际的执行力。既然要削藩，既然有意想逼反诸侯王，当然要想到可能的各种后果，其中最坏也是最大的可能性就是诸侯王造反，因此一定要预先采取防范措施，而不应该遇事惊慌失措。汉景帝居然妄想通过杀晁错，恢复诸侯故地而让诸侯罢兵，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这件事同样提醒我们，做事情，眼里不能只有上级，还要有同事、下属，否则当你被上级当成替罪羊抛弃时（这是很经常发生的事），众人只会落井下石，最多冷眼旁观。才华横溢者经常会犯晁错一样的毛病，眼高于顶，容易瞧不起人，与他人处理不好关系，做事不留余地，经常伤人自尊，威胁别人的地位。
如果有一个宽容的上司罩着还好说，但更普遍的，上司经常是汉景帝这号的人物，功则归己，诿过他人，习惯用牺牲下属来推诿自己的过失。后人读史，其实就是在读现实。岂能不慎哉？
侯杨方
晁错任职于文景两朝，早年曾跟从张恢先生学习申不害、商鞅的刑名之学，凭此学术担任太常掌故。文帝时受朝廷派遣向济南的伏生学习《尚书》，先后担任太子舍人、门大夫、太子家令，得到太子即景帝的宠幸，有“智囊”的称号。
文帝时，他曾多次上书言削弱诸侯之事，但不得重用。景帝即位后，被任命为内使，恩宠超过九卿。晁错请求修改法令，削弱诸侯，引发七国叛乱， 因与窦婴、袁盎有隙，二人进言说吴、楚叛乱皆因晁错而起，由此被杀。
晁错提出的削弱诸侯割据势力这一政治主张，有利于削弱诸侯势力，巩固皇权稳定，与前面的开国元老的军功相比亦毫不逊色。司马迁也肯定了他不顾自身安危，为国家建立长远方案的历史功绩。但手握实权的晁错，本就让公卿列侯嫉妒，而他待人严峻苛刻，遇事执理、不近人情，引发诸大臣的反感。《史记》中明确记录在案的政敌就有申屠嘉、袁昂、窦婴，由此可见晁错与同僚的关系并不融洽。晁错修改的法令触及了朝臣、诸侯的利益。晁错的父亲曾劝他放弃，认为他的做法破坏疏远皇室骨肉，招致众人怨恨，落得“刘氏安矣，而晁氏危矣”的结局。
晁错的冤在于他是为国家利益谋划，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景帝也深知这一点，但因吴楚七国之乱突然爆发，临机仓促，乱了方寸，在一班权臣的借题发挥之下，晁错成为了皇权、权臣、诸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景帝错斩晁错之后，亦深恨之。晁错削弱诸侯割据的行动是置他于死地的根本原因，而其严峻苛刻的性格加速了不幸的发生。
国家人文历史
晁错是西汉削藩政策的主导人，他站在中央的立场上提出一系列削弱吴王权力的建议和计划，被汉景帝采纳，变成国策实施。但是汉景帝和吴王刘濞有血缘关系，刘濞拥有吴国的统治权也是来源于刘邦的授予。那么理论上来说，刘濞与景帝之间的矛盾属于家事，只因牵涉甚广而上升为国事。刘濞与景帝之间存在着很深的私怨，因为景帝当太子的时候与刘濞之子刘贤，玩博局时一言不合将其打死。那么景帝即位之后，也担心刘濞心怀不满，所以会同意晁错的建议。从明面上来看，晁错像一个挑唆皇帝家族内部事务的小人。所以刘濞也是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向中央发难，选择晁错作为发难对象，从道义上表明自己的造反并非出于真心谋反，而是小人作祟，这样也给以后的谈判或者夺位之后正当化提供有余地的说辞。中国先秦以来形成一种代过的惩罚模式，也就是权贵犯错之后，不去直接处罚权贵本身，而是权贵身边的人。比如商鞅变法时期，据说太子犯了法，处罚的不是太子，而是他身边的两个老师。在这种文化的背景之下，刘濞不会直接攻击景帝，不会要求景帝下台，而是转而要求处决晁错。这样晁错就不得不变为事件中的替罪羊了。景帝也必须做出决策，如果不处决晁错，刘濞会继续闹事，军事上是否能彻底抵挡吴国叛乱还是个未知数，所以为了缓和刘濞的攻势，不得不拿晁错的性命来表明自己解决问题的诚意。所以从权力的角度来说，晁错死得有点冤，因为他只是提建议，但从事件的复杂性来说，晁错成为双方争斗的焦点，难逃一死。晁错的死亡价值在于，他一死，刘濞继续闹事就失去了理由。
大意觉迷
谢谢邀请。他死得冤不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在我看来，他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是不得不死。晁错是皇帝老师，皇帝继位后重用了他。当时汉有很多诸侯国，他们掌握着地方经济军事等权力，严重威胁中央，在皇帝的支持下，晁错成为了削蕃的带头大臣。但他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太急了，导致各国自危。于是本来就有造反心思的吴王，以清君侧的名义鼓动其他六国武装反抗，获得了广泛的同情。一时间，汉朝岌岌可危，于是汉景帝一方便调兵遣将，一方面挥泪斩马谡，腰斩了晁错，自己主动清了自己的侧，七国没有罢兵，证明了清君侧只是一个谎言，七国就是造反。这样一来，汉景帝占了政治上的主动性。所以，晁错的死是有价值的，皇帝才不管师生情，江山永固才是唯一的追求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