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爲的生平事跡

康有為（1858年—1927年），原名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開始進行戊戌變法，變法失敗後逃往日本，自稱持有皇帝的衣帶詔，組織保皇會，鼓吹開明專制，反對革命。辛亥革命後，作為保皇黨領袖，他反對共和制，一直謀劃溥儀復位。民國六年（1917年），康有為和張勳發動復辟，擁立溥儀登基，不久即在當時北洋政府總理段祺瑞的討伐下宣告失敗。康有為晚年始終宣稱忠於清朝，溥儀被馮玉祥逐出紫禁城後，他曾親往天津，到溥儀居住的靜園覲見探望。民國十六年（1927年）病死於青島。康有為作為晚清社會的活躍分子，在倡導維新運動時，體現了歷史前進的方向。但後來，他與袁世凱成為復辟運動的精神領袖。他也是書法家，北京大學教授陳玉龍曾評價：“縱觀20世紀中國書壇，真正憑深厚書法功力勝出，達力可扛鼎境界者，要數康有為、于右任、李志敏、沙孟海等幾人。”

醞釀變法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三月二十三日，清廷與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瓜分危機更是迫在眉睫。康有為趁入京應試的機會，聯合各省應試舉人1300餘人，於四月初八日（5月2日）聯名請願，發動“公車上書”。他在“公車上書”中，請求拒和、遷都、練兵、變法，提出“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等改良派的救國綱領。認為變法著重在富國、養民和教民三方面。提出富國之法有六：一、鈔法，戶部用精工造鈔票，設官銀行，以擴充商務；二、建築鐵路，收我利權；三、製造機器、輪舟，獎勵新制造，並發展、保護民營工業；四、礦務，開設礦學，請比利時人教導勘測，選才督辦，不濫用私人；五、鑄銀，各省設鑄銀局，以塞漏卮；六、郵政，設郵政局。養民之法有四：一、務農；二、勸工；三、惠商；四、恤窮。教民之法則為分立學堂、開設報館，以“化導愚民，扶聖教而塞異端”。這是康有為的第二次上書，也是改良派正式登上政治舞臺的第一幕。

“公車上書”被拒絕代呈，光緒帝沒有看到。不久榜發，康有為得

中進士，授工部主事。康有為又於同年五月初六日呈送《上清帝第三書》，提出了變法的步驟，指出自強雪恥之策有四：即富民、養民、教士、練兵，而如何審端致力於上述四策，則在乎“求人才而擢不次”、“慎左右而廣其選”、“通下情而合其力”三者，以求“人才得，左右賢，下情達”。這次上書由都察院代呈，光緒帝第一次讀到他的上書。接著，他又上《第四書》，再次籲請“尊賢而尚功，保民而親下”，使“有情必通，有才必用”，並正式提出了“設議院以通下情”的主張，但又被頑固派拒絕代呈。康有為在不斷上書光緒帝，以爭取進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的同時，又“日以開會之義號之於同志”，認為“思開風氣，開知識，非合大群不可”，“合群非開會不可”。於是先辦《萬國公報》，於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六月二十七日創刊於北京，“遍送士夫貴人”，使之“漸知新法之益”，“告以開會之故”，並於十月初（11月中）成立了強學會，又名譯書局，也叫強學書局。參加強學會的還有梁啟超、陳熾、沈曾植、沈曾桐、文廷式、丁立鈞、楊銳等，翁同龢等也予支持，強學會成為改良派與帝黨相結合的政治團體。《萬國公報》後改為《中外紀聞》，於十一月初一日（12月16日）正式出版，雙日刊，有閣抄、新聞及“譯印西國格致有用之書”，譯印後每加附註，論說不多。光緒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1896年1月20日），後黨御史楊崇伊上疏彈劾，“請飭嚴禁”。強學會被改為官書局，專欲“譯刻各國書籍”，不準議論時政，不準臧否人物，這樣，“專為中國自強而立”的強學會已違失原旨。康有為在北京發起籌組強學會後，於光緒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1895年10月17日）出京，至南京遊說張之洞，在南北之匯的上海設立強學會，“以上接京師，次及於各直省”。十月，上海強學會成立，擬定章程，說明設立的目的是通聲氣、聚圖書、講專門、成人才、扶“聖教”。十一月二十八日（1896年1月12日），刊《強學報》，以孔子紀年，欲“託古以改今制”，宣傳設會辦報，倡導維新變法。北京強學會被劾奏，上海強學會也遭封禁。不久，在此基礎上創辦《時務報》，由梁啟超任主筆，鼓吹康有為的變法主張，議論敏銳，文字新穎，在當時影響廣泛。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德國強佔膠州灣，康有為再次上書請求變法。戊戌變法之前，康有為撰寫了兩部有關明治維新史的專著。一部是《日本書目志》，同年冬由上海大同譯書局出版。另一部是在故宮博物院發現的《日本變政考》。據日本學者研究，“在大量收集和閱讀日本書籍的過程中，他對明治維新的史實進行不少改動和捏造，藉以適合中國當時變法改制的需要。這些改動大都和作者所建議的具體變法措施有著密切關係。”[8]

次年一月，光緒帝下令康有為條陳變法意見，他呈上《應詔統籌全局折》，又進呈所著《日本明治變政考》、《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二書。四月，他和梁啟超組織保國會，號召救國圖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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