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一个大师们云集的年代，民国的课堂究竟是怎样的？林语堂先生如何看脸打分？辜鸿铭如何解释他的辫子？以及大师们在课堂上和生活中又会有哪些逗趣往事。
林语堂开学第一课教吃花生
期末成绩看脸打分
林语堂短暂的执教生涯和他漫长的著述生涯比起来，更像是人生中一段分量不算太重的插曲。因此，林语堂既没有桃李遍天下，也没有几个出类拔萃的高徒来追捧他。但林语堂的高超之处是他即使在这样无足轻重的插曲中仍然能够弹奏出几声天籁，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林语堂足以成为素质教育的代言人。
林语堂曾经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兼了一年的英文课，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林老师第一堂课竟然是教学生们吃花生米。按说这天林语堂带了一个大包到教室，学生们还以为这里面装的都是教学资料，看这架势不禁让人肃然起敬，心想这位拥有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和德国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文凭的老师果然深不可测。
不料，林语堂上了讲台，把包倒过来，往讲台上一倒，只见满满一堆带壳花生稀里哗啦全落在了台上。林语堂抓起一把花生，分给前面的学生，并请诸君自便。大家自打当学生开始，从来没遇到如此荒唐的事情，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敢先动手。林语堂知道同学们的心理，笑道：“吃花生必吃带壳的，一切味道与风趣，全在剥壳。剥壳愈有劲，花生米愈有味道。”他顿了顿，接着说道：“花生米又叫长生果。诸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祝诸君长生不老！以后我上课不点名，愿诸君吃了长生果，更有长性子，不要逃学，则幸甚幸甚，三生有幸。”
学生们闻言哄堂大笑。林语堂趁机招呼学生：“请吃！请吃！”课堂里立即响起了一片剥花生壳的声音。等到花生吃完，林语堂随即宣布下课，夹起皮包，一拍屁股头也不回地走了。
此后林语堂讲课，果然没有学生缺课，而且还有很多外来的学生慕名赶来偷师。这一方面是源于林语堂的学问和名气，另一方面是因为在林语堂的课上完全不会感受到拘束和压迫，有时候你甚至忘记了自己在上课。林语堂上课以不正经著称，他从不正襟危坐，喜欢在讲台上逛来逛去，三尺天地他却能闲云野鹤，有时讲着讲着干脆一屁股坐到讲台上。林语堂很少坐在椅子上，讲得兴起的时候偶尔会忍不住将穿着皮鞋的双脚跷到讲台上，他认为这样的姿势很舒服。
更绝的是，林语堂所执教的课程，竟然从不举行考试，每到学期最后一节课的时候，林语堂便端坐在讲台上，随手捡起学生的花名册一一唱名，念到名字的学生依次站起来。这时，林语堂便如相面先生一般，细细把这个学生打量一番，然后在成绩册上记上一个分数，这就是该生本学期的成绩了。林语堂“相面打分”的故事堪称教育界的一大奇闻，并引起了一些老师的模仿。
令人称奇的是，那些被林语堂“相面打分”过的学生接到自己的成绩后个个心服口服，没有一个人上校长那投诉，而且大家公认林语堂相面打下的分数，其公正程度，远超过一般以笔试命题计分的方法。其实，林语堂记忆力超群，他平时在上课的时候，通过提问、交流等方式早已对每一个学生知根知底，他的这种相面打分看似及其随意，实际上是在了解了每一个学生的水平之后作出的合理决断，比起偶然性很大的一次考试反而更显出其公平，也更显出林语堂授课之用心。
清华鼻祖呆萌史：
金岳霖爱攒大水果
鱼肝油喂鸡致难产
王小波曾经有一篇文章叫做《思维的乐趣》，事实上，思维不仅会带来乐趣，更会带来痛苦，尤其是在一个动荡的时代里。思维最大的坏处，是容易把人变得太复杂。
一个人既要享受思维的乐趣，又始终活得简单有趣，一定是超凡脱俗，常人难及，金岳霖就是这样的人。
1926年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的赵元任准备转会到中央研究院去工作，便邀请金岳霖接任他为学生开设的逻辑课。这样，两个偶然的机缘凑在一起，使得金岳霖成了清华大学哲学系的开山祖师。
金岳霖还是一位美食家，大半生在北京的他对“舌尖上的北京”了如指掌，老北京有什么餐馆，餐馆有什么名菜，菜的特色口味他一清二楚，当时谁要下馆子聚餐有不清楚的问“老金”准没错。
金岳霖向来憎恨收礼，但是有三样东西可以例外：年历，湖南菜，大梨。走进金岳霖的房间，往往第一眼被那些大水果吸引。老金喜欢搜集大苹果、大桃子、大桔子之类的大号水果摆放在案头，尤其酷爱大梨。即使晚年腿脚不便，他也要坐上三轮车到市场上把看到的最大的梨买回家。这些水果不是吃的，是用来观察的，除非老金最得意的弟子，很少有人得到他的“赏赐”，有时候老金会拿去和别的教授的孩子比赛，输了，就送给小朋友，再去买。
当然，金岳霖最有名的癖好还是养鸡。
金岳霖头一次养的鸡是从北京庙会上买来的一对黑狼山鸡。在老金的精心呵护下，没多久公鸡已经长到了9斤4两，母鸡也超过了9斤。冬天来了，老金担心它们受冻，看到书上说可以喂点鱼肝油御寒。他就用灌墨水笔的管子灌了它们一管子的鱼肝油。结果，这两只宝贝鸡很快就在窝里寿终正寝了。
后来，老金又养了一只云南斗鸡。这只公鸡能把脖子伸上来，和老金在一个桌子吃饭，老金与鸡平等共餐，安之若素。晋朝的阮咸曾经与猪一起喝酒，这又是老金魏晋风度的一个表现。偶尔，金岳霖会带着大公鸡出去溜达，引来很多路人围观，但鸡不在乎，老金也不在乎。
据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回忆，有一次她接到老金的一个紧急电话，让她赶快进城。杨步伟问什么事，老金支支吾吾，只是让她越快越好。当时老金正跟女友秦丽琳热恋，杨步伟以为是秦丽琳怀孕了，一路忐忑。到了金家，杨步伟才知道这件事跟女友秦丽琳无关。
原来，金岳霖养了一只母鸡，最近反常地连续三天不下一个蛋。老金担心鸡难产，赶紧请东京帝国大学医科博士毕业的杨步伟过来看一看。杨步伟听了之后又好气又好笑，把鸡抓来一看，原来老金经常给鸡喂鱼肝油，以至于这只鸡营养过剩，鸡蛋卡在屁股眼出不来。杨步伟伸手一掏，问题马上解决。金岳霖一见，欣喜不已。为表感谢，他特地邀请杨步伟一家去吃烤鸭。
怪才辜鸿铭精通九国语言
痴迷中国女人小脚
在民国之初的大学校园里，曾经有两根著名的辫子，分别属于曾经执教北大的辜鸿铭和曾经执教清华的王国维。他们固执地拖着这条象征着过去的辫子在昭示着未来的大学校园里招摇过市，成了民国初年不可或缺的一道文化风景。
辜鸿铭祖籍闽南，祖辈由福建惠安迁居南洋，其父辜紫云在马来半岛槟榔屿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当总管，其母却是一个金发碧眼的葡萄牙人。辜鸿铭的父亲能讲闽南话、英语、马来语，母亲能讲葡萄牙语及英语，在多语言环境中长大的小孩容易得失语症，但是辜鸿铭却从小表现出了惊人的语言天赋。他在中国时除了本国语言外，尚能操九国语言，而且绝非哑巴外语，其中英、德、法三种语言尤为精湛娴熟，英语造诣更是登峰造极，林语堂盛赞其英语水平在中国“二百年无出其右”。
辜鸿铭的辫子在北大校园里实在太显眼，他的学生罗家伦曾跟同学开玩笑说：“有没有人想要立刻出名，若要出名，只要在辜先生上楼梯时，把他那条大辫子剪掉，那明天中外报纸一定都会竞相刊载。”不过，没有人一个人敢出这个名，辜老先生往讲台上一站就是一种巨大的气场，让人只能仰而视之。
辜鸿铭无疑也知道学生们对他顶上这根辫子的猎奇心态，一次上课时他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台下的学生闻言一片静默。
在《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我们很容易找到辜鸿铭归化于中国文明的源头。这最关键之处并不在于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反在于中国文化的单纯与贴近心灵，不在于其古老，而在于其“幼稚”。辜鸿铭说：“真正的中国人是这样一个人，他过着具有成年人的理性却具有孩童的心灵这样一种生活。简言之，真正的中国人具有成人的头脑和孩子的心灵。因此，中国精神是永葆青春的精神，是民族不朽的精神。”
出于对中华文明无条件的顶礼膜拜，辜鸿铭对中国一切传统的东西都视若珍宝，哪怕那些已经被时代彻底抛弃的东西。辜鸿铭对小脚的迷恋以及为纳妾的辩护，都成了至今人们仍然津津乐道的话题。
辜鸿铭爱女人的小脚成痴，他认为女人的奇绝之处全在小脚，三寸金莲走起路来婀娜多姿，会产生柳腰款摆的媚态，那小足足以撩起男人的遐想。辜鸿铭还有一套品味小脚的七字诀，曰：瘦、小、尖、弯、委、软、正。
辜鸿铭的发妻名唤淑姑，她正是辜鸿铭理想中的女人，有一双迷人的三寸金莲。辜鸿铭把夫人的小脚戏称为自己的“兴奋剂”，每次他写文章才思枯竭的时候，他就把淑姑叫到身边，让她脱去裹脚布，把小脚伸到他的面前。辜鸿铭赏玩着夫人的小脚，时而低下头用鼻子去闻她脚上的味道，一会儿，他就感到神清气爽，进而思如泉涌，下笔千言。
辜鸿铭这一“逐臭”之好还引出一段荒诞可笑的故事来。老辜在北大时，有一次到一个学生家看藏书，一个丫头给他开了门。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丫头比较懒、多天不洗脚的缘故，老辜一见门就闻到了一股熟悉的臭味，他本能地为之魂不守舍、怅然若失。
几天之后，辜鸿铭派人修书一封给该生，表示愿意以自己珍藏的《张黑女碑》传世拓本换他家的这个丫头。学生惊异于辜的重口味，因为这个丫头生的面黄肌瘦、鼻大口阔，老师居然愿意如此重价之宝来换这样一个丫头，他也就乐得做这个顺水人情。于是，该生安排了一个隆重的仪式，给这个丫头焚香沐浴，梳妆打扮，这才送到了辜府。
不料，这个丫头上午才过去，下午就被退回来，原来，丫头到了辜府后，老辜迫不及待地捉起她的小脚，却发现一点臭味都没有了……
国学大师吴宓自比紫鹃
为黛玉怒砸“潇湘”牛肉面馆
1925年，清华设立大学部，从一所“留美预备学堂”向国立大学过渡，而标志着清华成为一所大学的标志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成立。没有吴宓，则未必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这四大导师的到来，没有四大导师，则国学院有名无实。
正如王国维到清华后，曾对吴宓说：“我本不愿意到清华任教，但见你执礼甚恭，大受感动，所以才受聘。”冯友兰在谈及此事时说：“雨僧一生，一大贡献是负责筹备建立清华国学研究院，并难得地把王、梁、陈、赵四个人都请到清华任导师，他本可以自任院长的，但只承认是‘执行秘书’。
其实，不当院长也就罢了，因为吴宓一生对行政并不感兴趣，但一生热爱教书育人的他完全有资格让自己成为“四大导师”之一，他没有这样做，这是他的高风亮节之处。不过，庆幸的是，同“四大导师”一样，吴宓终成教授中的传奇人物。
吴宓讲课时以两点而著称，一是严谨认真，一是激情四射，看似矛盾，却在他身上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许登孝在《回忆吴宓先生》中说吴宓在西南师院给他们上世界文学史，早上连续上四节课，“讲解中他滔滔不绝，旁征博引，而许多引用的原话，均随口说出，又都十分准确。我们真佩服他的博闻强记。”学生在台下忙于作笔记，“四节课讲完，我们的笔记本（当时流行大32K的软面抄本）已记满了好几十页。课后同学们相互校对笔记发现，吴老师的讲课，无论从语言、段落、章节，以及引证之原文，论述词语，简直就是一篇接一篇的论文。当讲义发下来后，我们又与笔记对照，内容基本相同，而课堂上的讲解又似乎要生动、丰富得多。我们真佩服他惊人的记忆力和高度的敬业精神。”
这个时候的吴宓已经63岁了，这个从他二十几岁执教开始的习惯还保持着。 吴宓博闻强识，他通晓多门外语，不仅能用多种语言背诵许多西方文学名作，甚至连整篇的莎士比亚剧本都能背诵下来，许多文学史大事，重要作家的生卒年代、著述情况、生平事迹(例如歌德一生6个恋人名字和生卒年代) ，重要作品的出版时间、地点、出版机构，他都能脱口而出，毫无差错。
众所周知，吴宓平生酷爱《红楼梦》，是天下闻名的红学大师。在西南联大流传着吴宓的一则轶事，说是西南联大附近有一家牛肉馆，名曰“潇湘馆”，吴宓看到这个招牌后，认为是对林妹妹的侮辱，一怒之下动手把招牌砸得稀巴烂。这个故事未免有点小说家的味道，但是从一个侧面可以说明吴宓对《红楼梦》的痴迷，吴宓自比《红楼梦》中的“紫鹃”，因为紫鹃对林妹妹的感情最纯洁。
当然，在吴宓的感情史上，知名度最高的女人还是毛彦文。毛彦文比吴宓小四岁，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英语系。当时的男女恋情都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式的，但是吴宓却偏偏搞得非常高调。有一次，他把自己给毛彦文写的情诗发表在一家小报上，其中有“吴宓苦恋毛彦文，三洲人士共知闻。离婚不畏圣贤讥，金钱名誉何足云”之句，一时间成为市民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话题。吴宓甚至把自己写等毛彦文的情诗在课堂上念给自己的学生听，成为笑谈。这让吴宓在清华的同事们都看不下去了，于是让人缘比较好的金岳霖去劝说吴宓。
金岳霖去了之后，对吴宓说：“你的私事涉及毛彦文，怎能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呢？私事是不应该宣传的，我们天天早晨上厕所，可是，我们并不为此而宣传”吴宓听到后面一句勃然大怒，说：“你怎么可以把我的爱情看成上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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