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不僅全力支持前線的抗戰，在外交上還曾經動用個人的影響力實現不佔屈人之兵，他在外交場合有一次著名的拍桌獅子吼，這一吼為處於不利戰勢的國軍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在淞滬之戰第二階段，日本軍隊數千士兵變裝潛入上海法租界內，攻擊中方陣地，對我19路軍構成重大威脅，中國外交當局一再的向英美公使提出措詞強硬的抗議。２月２２、２３兩日，國軍對於日軍以租界為庇護所，忍無可忍，於是射炮攻擊逃入租界的日軍，當時英、美、德等領事館照會中方提出抗議.杜月笙及時偵查獲悉數千日軍乘黑夜登岸，潛往法租界日本僑民開設的商店及其所有的住宅，企圖由法租界衝入滬西，抄襲江灣、廟行，進犯我軍的右翼。他馬上通知國軍將領吳鐵城和蔡廷鍇，１９路軍緊急加強江灣、廟行後側的防務，吳鐵城則十萬火急呈報外交部。２月２７日，外交部便照會法國公使，請他轉告駐滬總領事和法租界當局“嚴重注意”，“迅將潛伏界內的日軍立予驅逐”，“嗣後務須嚴密防範，勿使潛入，以免肇成禍端”。 第二日，法國總領事館各國駐滬總領事全體到齊，中國方面由上海市府秘書長俞鴻鈞親自出席，杜月笙作為法租界華界的首腦前來參加。
在談判中面對日本代表村井倉松的強詞奪理、威脅恫嚇，杜月笙毫無懼色，拍案而起，高聲說道：“好，東洋兵可以進租界，住租界，利用租界打中國人，你們儘管通過這個議案，不過，我杜月笙要說一句話，只要議案通過，我請日本軍隊儘量地開來，外國朋友也一個不要走，我杜月笙要在兩個鐘頭以內，將租界全部毀滅！我們大家一道起死在這裡！”說完後在全場震驚下，大踏步離開會場。杜月笙在上海能掌握多少群眾，在座的人沒有一個心裡不明白，從杜月笙的嘴裡說出來那就不是空口白話，而是真的動了火。最後，法租界的數千日軍無奈之下，趁夜悄然撤離法租界。
全面抗日戰爭爆發後，杜月笙更是以身作則以高度的愛國熱情加緊發動群眾捐款捐物，他是中國紅十字會副總會長，上海市地方協會會長，又兼上海市臨時參議會議會長。他發動全國各幫派團體向國民黨政府捐贈20架飛機支援抗戰，組織紅十字會開展物資轉運、醫療救援等工作。
八一三抗戰開始後杜月笙支援前線輸送給養，收容和安置難民，以各種方式支持中國軍隊對日作戰。他與上海商界名人王曉籟、教育界名人黃炎培等十多人，冒著炮火硝煙，驅車到十九路軍軍部，送去大量罐頭食品和生活用品，併為十九路軍募集了900萬元大洋！蔡廷鍇軍長動情地說：“35天血戰，十九路軍永遠不會忘記一個人，這就是杜月笙先生。”
杜月笙在上海抗戰中還與戴笠共同組織了“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參加抗戰。這支1萬人的武裝遊擊部隊，以幫會和工人為基礎，配合正規軍作戰，並負責肅諜防奸等工作。杜月笙自己出錢捐贈了5000支快慢機手槍，又利用自己的影響，動員了幫會成員、工人、學生、店員、失業青年入伍。10月，這支僅以一月時間倉促成立的遊擊部隊，在上海南市和蘇州河兩岸配合正規軍與日寇作戰，儘管作戰力差，但大多成員異常英勇頑強，為中華民族抗戰作出了貢獻。據事後統計：別動隊戰死兵共1500人以上，受傷500餘人。據說，杜月笙頗為悲痛，他不是心疼錢，而是哀憐那些為國捐軀的青年，其中很多人是他的徒弟。
上海淪陷後杜月笙到香港,他利用幫會的關係，繼續開展抗日救亡工作。他通過專用電臺與上海保持聯繫，對上海的情況瞭如指掌，從事情報、策劃暗殺漢奸等活動。
1940年1月22日，《大公報》香港版在《高宗武陶希聖攜港發表，汪兆銘賣國條件全文》、《集日閥多年夢想之大成！極中外歷史賣國之罪惡！從現在賣到將來，從物質賣到思想》的通欄正副標題下，獨家刊登了《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另在第九、十兩版整版刊登了日文原件照片。這條獨家新聞在香港和內地引起轟動，高宗武、陶希聖揭露汪精衛的賣國行為，經《大公報》香港版的及時披露，轟動中外，被稱為“高陶事件”。而這此次事件正是杜月笙設計指揮的。
1939年3月間，高宗武受託汪精衛在東京活動，並公開與日本新任首相平沼騏一郎簽訂了《汪平沼協定》。堅持“曲線救國路線”的汪精衛要求日本每月津貼3百萬元法幣，作為建立新政府的開辦費，另加2億元法幣貸款，擬建立一支軍隊。汪精衛一步一步地加緊與日本人的聯繫，並草簽了所謂和平協議《日華協議記錄》，聲稱要脫離國民政府，成立親日的“新政府”。
汪精衛的行徑，首先觸怒了蔣介石，他一再給在香港的杜月笙帶話，要他通過在上海的關係，在這方面來一個“突破”。杜月笙出於對抗戰前途，國家大局的考慮積極處理此事，得知參與日汪談判的高宗武、陶希聖有脫離汪精衛之意。在得到蔣介石的面授機宜後，他迅速設計成功收買了的高宗武、陶希聖。
1940年1月4日，高宗武、陶希聖二人帶著汪精衛賣國的《汪日密約》資料秘密潛入香港。1940年1月21香港的《大公報》總經理胡政之、總編輯張季鸞得到了《汪日密約》秘本和有關資料，還收到了高宗武、陶希聖給《大公報》的親筆信。自此汪精衛的賣國圖謀被揭穿，一時間國人盡知汪精衛賣國，在國人一片責罵輿論下，很多想投降的國民黨將領也紛紛與汪精衛劃清界限。
杜月笙作為青幫老大，他身上固然有一些難以洗脫的汙點，但在抗日戰爭時期，他放棄個人利益，以民族利益為重，說出“人之抗日誰不如我”的杜月笙確實盡力做了一箇中國人應該做的一切，他對於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所做貢獻也是不可抹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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