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囿於我們平凡的歷史知識的話，或許就直接認為琦善是個賣國賊，畢竟他在鴉片戰爭期間和英國侵略勢力，簽訂了《川鼻草約》（當然也有一種說法是未簽約，英方單方面認可的），這樣子就把琦善和賣國兩個字緊密聯繫在一起了。
不管怎麼說，琦善在鴉片戰爭中的軍事行為是沒有多少可以值得表揚的地方，畢竟在對英國作戰時期，沒贏過，甚至還畏畏縮縮躲起來。但是，蔣廷黻倒是認為“琦善與鴉片戰爭的關係，在軍事方面，無可稱讚，亦無可責備。在外交方面，他實在是遠超時人，因為他審察中外強弱的形勢和權衡利害的輕重，遠在時人之上。”
蔣氏言論一直以來都有不少人批判，認為這樣子看待問題，是不正確的歷史觀。但是畢竟鴉片戰爭也快過去了180年，我們有必要分析當時的一些具體情況。比如軍事層面清朝軍隊對英國軍隊的作戰能力，比如在當時那種情況之下，我們應當採取何種對外方式。
《近代史研究》2017年曾有篇文章，具體哪一期不是太清楚，文章指出在鴉片戰爭前，英國軍隊對中國沿海水文進行了詳盡的測量，以至於在後續的作戰過程中，清軍是沒有任何力量抗衡的。換而言之，軍事方面，避戰未必就是不好，但是避戰求和肯定不對。
因此蔣氏認為琦善在軍事方面無可稱讚亦無可指責。但是其認為外交方面遠超時人，可能是過譽。就如我之前所述，避戰可以，但不能避戰求和。如果在海戰處於下風，完全可以誘敵深入。這也是解決辦法的一種。琦善看出了英國軍隊的厲害，卻看不到其存在的問題，這也算是遠在時人之上！
只能說，琦善作為一個臣子，做出了其職責範圍內的一些事情。所以雖然其因《川鼻草約》而免職，但後續其居然可以官復原職，我想也是一種交代。
當然其參與到的嚴禁弛禁鴉片之爭，在筆者看來只是次要問題，都是支持打擊鴉片的，只是方式方法不同而已罷了，所以有必要對琦善鴉片之爭之前的一些鴉片政策言論做一些分析。同時我們也看看他的結局吧：琦善後獲得赦免，幾經官場沉浮，歷任熱河都統、四川總督、陝甘總督等。咸豐二年任欽差大臣組建江北大營圍攻太平軍，1854年，病死於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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