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君曉
有時候，你所看到的歷史，並不一定是真實的事實，而是有人想讓你看到的歷史。這是初中看書的時候當時非常有感悟的一句話，在《天朝的崩潰》中，通過作者茅海建的考證和論述，又看到了與以前所瞭解的琦善和林則徐不一致的情況。在傳統的認知中的琦善和林則徐，猶如京戲中紅白臉，琦善是出賣國家利益，貪圖個人榮華富貴的漢奸，林則徐則是正義凜然，一心一意匡扶社稷的民族英雄。儘管這段歷史與先秦兩漢時期相比距離我們是很近了，但是對於現代人來說，仍然是霧裡看花，不得要領。
琦善賣國，在今天大多數普通人的認識中已成定論（至少學習過中學歷史，但是又僅限於此），本來林則徐在前面打的好好的，突然派去琦善，傳統保守的腐朽官僚，不顧國家和民族的利益，草簽合約。琦善出生在一個滿洲貴族家庭，到鴉片戰爭爆發之時，他的正式身份是一等侯爵、文淵閣大學士、直隸總督、欽差大臣。此時的他位極人臣，同僚望塵莫及。
同時他個人的性格也是勇於任事，好大喜功，在其官宦生涯中，失敗與成績幾乎一樣多，而道光皇帝也正是看中他敢闖、敢於負責的品質。有傳言說琦善在廣州期間接受英國人的賄賂，即所謂的“賄和”，從而出賣國家利益，致使英人長驅直入。那麼，從這一點來分析，在當時普通的讀書人看洋人一眼都覺得羞恥的愚昧狀態中，位極人臣、出身貴族的琦善怎能會如此不堪呢？
再從當初給琦善定罪的四項罪名來看，一、主張弛禁，成為清王朝內部弛禁派的首領，破壞禁菸。二、英國艦隊到達大沽口外時，趁機打擊禁菸領袖林則徐，主張投降。三、主持廣東中英談判期間，不事戰守，虎門危機時又不派兵增援，致使虎門陷落，關天培戰死。四、私自割讓香港給予英國。然而這四項罪名根據歷史學家茅海建地考證，幾乎不成立，最多稍微有點嫌疑，琦善無論從賣國的動機還是實際的操作，都是子虛烏有不存在的。可是為什麼這個結論又是如此的深入人心呢？聯繫到我在開頭所說的，是有人想讓我們這些後來者看到這樣的結果。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專制主義時代的君主擁有近乎無限的權利，但是從現在人的眼光出發，皇帝享受無上權利的同時也應該承擔相應的義務和責任，可是當時又有誰會有勇氣言談皇帝的責任呢？鴉片戰爭中，琦善無論在直隸天津還是後來在廣東廣州，他的一舉一動都是按照道光帝的旨意進行的（當然他也有輕微的抗旨行為，但是現在看來，琦善的行為是有利於清政府的），讓他與英國人進行談判，儘早結束戰爭也是道光帝拍板釘釘的。
所以，理論上道光帝是應該負最主要的責任，琦善被判斬監候，那麼道光帝是要斬立決的！然而事實是從當時朝臣的奏摺和輿論來看，最多隻是影射到了首席軍機大臣穆彰阿，對於皇帝隻言片語的記載都看買不到，琦善是作了道光帝的替罪羊。如果將上述現象歸結於由於君權太盛，言論文化專制，大臣不敢觸犯龍顏，只能拿琦善作了幌子。可是到了現在，為什麼也很少有人指責道光帝，而只是一味的批判琦善呢?
這便是在意識形態佔據主導地位的儒家理論的社會功效。按照當時的夷夏觀念，堂堂天朝與西洋夷狄進行貿易往來已經是皇恩浩蕩了。但這些夷人不知天高地厚，妄圖用鴉片來貽害我天朝國民。那麼就應該給這些夷人深刻的教訓，將其打得落花流水，方能大快人心。然而夷人的堅船利炮所向披靡，東南壁壘炮火連天，甚至來到了大沽口，打到了皇城腳下。這對於當時的士人是無法接受的，也是無法理解的，腦子一時轉不過來。鴉片戰爭時期的士大夫幾乎沒有人曉得世界的形式，自然不會想到問題的癥結就在他們引以為豪的文物制度上面。
但是為了解答心中的疑惑，腦海中浮現出了一個神邏輯。大力剿夷是沒有問題的，失敗的原因則是剿夷沒有盡力，剿夷不力是有奸臣在其中作祟，那麼在戰爭中妄圖與英夷妥協的琦善，伊里布這批人就浮出了水面。與奸臣相對立，林則徐，關天培等人禁菸剿夷則是大清的忠臣。當時要是堅持重用這些人，不聽琦善等人的讒言，則中國一定會取得勝利。最終的結論便是為了使忠臣發揮應有的作用，奸臣不再妖言誤國，則需要強化我們傳統的綱常倫理。
戰爭暴露的不是中國的落後，而是證明了天朝制度文化的先進和正確，只是壞在一部分奸臣沒有認真執行。因此，中國此時的任務，不是要改革舊有的體制，而是要加強舊的體制。於是士大夫們的心理釋然了，與此同時，中國從第一次鴉片戰爭到第二次鴉片戰爭二十年的時間，沒有一絲的進步。而且誕生了一個漢奸和一個民族英雄，影響到現在人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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