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音杂谈:《达尔文和他的妻子埃玛》

如果你知道达尔文,那么你就应该知道他的妻子;没有他的妻子,也许就没有达尔文。达尔文说:“她是世界上最好最善良的妻子,她的价值比相当于她体重的黄金还要宝贵。”

她的名字叫埃玛。

为了事业推迟婚期

旧音杂谈:《达尔文和他的妻子埃玛》

第一次在舅舅家里认识埃玛时,达尔文还是一个刚满十岁的少年,比埃玛还小十个月。那时候,他常俩在一起散步、谈天、诵诗、钓鱼、找昆虫。

22岁那年,达尔文准备参加“贝格尔舰”科学考察。临行前,他去舅舅家告别,本想向埃玛求婚,但他想这一别,不知何日才归,又咽话肚里。埃玛姑娘聪明而又痴情,她看透达尔文的心思。达尔文出海五年,她等了五年。

1836年10月,达尔文风尘仆仆回到家园。此时,埃玛姑娘多么盼望达尔文一回家来就向她求婚。可是,达尔文已经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之中,他打算处理从科学考察中带回来的数量浩大的资料,撰写几篇论文,以便参加伦敦的一个学会。他不想立即结婚。

一年后,达尔文写完了第一本关于物种起源的笔记。这时,他面临着选择科学事业还是结婚成家的矛盾。他想到婚后会有更多的亲友来往,这势必会浪费很多宝贵时间,如果有了孩子,晚上更不能专心读书……他在笔记本上列上一张结婚和独身生活利弊的对照表。但是,每当他想到埃玛时,他总是抑制不住感情的潮流:我要结婚!结婚!结婚!

两个月后,达尔文来到舅舅家。埃玛伴随他一道到野外游玩,愉快地度过了十天。但是,这时的达尔文还是没有向他求婚,因为当时他没有职业,他不想用父亲的钱养活妻子。

1838年,他写了好几篇论文在伦教地质学会上宣读,受到好评。由于地质学会主席赖尔的推荐,他担任了该会的秘书长,有了工资。这年秋,他痛快地向埃玛求婚。埃玛高兴得跳了起来,满面笑容地对达尔文说:“我一直认为你是我见到过的真正热情、坦率、表里如一和言行一致的人。”埃玛全家都非常高兴,一致同意他们的结合。次年1月,这对有情人在埃玛家乡的梅庄教堂举行了婚礼。这时,达尔文已经接近30岁,而埃玛则已接近31岁。

总揽家务支持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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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以后,达尔文带着新娘到威尔土度过了短暂的蜜月,然后到伦敦高尔街12号住了下来。这是一所简朴的伦敦式房屋,室内的摆设仅是些难看的家具和破旧的地毯。后来埃玛的父亲送来一架钢琴,成了家里最豪华的设备。

达尔文把全部精力倾注在科学研究上面。从1839年到1841年,他出版了《航海日记》等著作,完成了《珊瑚礁》一书的写作。年轻的达尔文名声越来越大,他终于成了社会上声誉最高的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之一。

访问达尔文的著名人士渐渐多起来了,这几乎使达尔文应接不暇。幸好,埃玛承担起了全部的家务。她从没有怨语,有条不紊地接待客人。不久前还是腼腆闺秀女的埃玛,现在变成了一位大方的家庭主妇。她一次次为丈夫的朋友们举行各种简朴而实惠的宴会,受到了来宾们的好评。

这年年底,埃玛生下了第一个胖乎乎的男孩,取名威廉。降临的小生命,不但增加了家庭欢乐的气氛,而且成了达尔文研究人类表情问题的观察对象。从威廉出生的第一天起,达尔文就观察儿子的表情,详尽地作了记录。一天,他指着儿子的小脸蛋对妻子说:“通过对小威廉的观察,我完全可以推翻贝尔的理论,并将写一本有关人和动物表情的著作。”埃玛兴奋地吻着儿子,开玩笑地说:“小威廉呀,你爸爸把你当成观察对象,你的妈妈就是你这个小生命的饲养员了!”达尔文乐了,威廉也傻乎乎地笑了。

他们婚后,生下六个儿子、四个女儿,其中有三个孩子不幸天折。达尔文非常喜欢自己的孩子。每连星期日,他总要和孩子们一起散步或游戏;每天晚上,孩子上床之前,他就讲故事给他们听,这些故事是他在科学考察期间的见闻,生动感人。人们也许要问:在这样一个大家庭中,达尔文怎么能安静进行科学研究呢?这一点,埃玛处理得很好,她想尽一切办法使她不受到任何干扰。她规定:父亲的书斋任何人不准进去,只有特殊情况才能破例。她让孩子在育儿室玩,在花园里做游戏,还嘱咐他们:“当父亲在工作时,你们必须象老鼠一样,悄悄地不出声响地走过去。”

体贴关怀战胜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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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刚刚三十二岁,健康明显恶化,出现了周期性的胸痛、胸闷和眩晕,疲倦无力,上街时经常发生剧烈的头痛和虚脱。显然,他不适应于生活在喧哗繁杂的大城市里了。经过埃玛的奔波,终于在距伦敦十来里路的唐恩小镇,找到一所房子。达尔文的后半生就在这儿度过。

寂静的乡村生活给达尔文的生活带来了益处,埃玛的细心安排,使他工作、生活得很有规律。每天早餐后、午餐前以及工作间歇,他风雨无阻,坚持散步。埃玛是个贤惠的妻子,全力照顾他,为了使达尔文身体康复,她真是费尽心思。每当达尔文患病时,总变得急躁、烦恼,她就体贴他,安慰他,为他弹钢琴、读小说,陪他散步,与他一起到海宾疗养,耐心地照顾他。有时,她还有意与他讨论科学问题,驱散他的痛苦。达尔文长期失眠,特别是在写作《物种起源》时,精神非常紧张,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埃玛每天每夜为他焦虑,试验各种办法,但都没有奏效。有时,她急得不知怎么办才好,自言自语地说:“上帝呀,让我分担他的痛苦吧。”

1845年,达尔文病倒了,卧床两个星期。埃玛除了无微不至地关怀和照顾之外,还限制他读书,劝他安心地休息,使他较快地恢复了健康。

为了保证达尔文的健康,她负责执行严格的作息时间。这就是,早上七点起床,七点四十分作早餐,年餐之后休息一会,晚上十点就寝。就是来了客人,她也毫不例外地执行。有一次,达尔文的一个老朋友拜访他,达尔文预先写信告诉他,“无论我是怎样想和你长谈,但我不能和你或其他任何人谈很长时间。”开始,老朋友不明其意。午餐后,他们讨论科学问题,兴趣正浓,埃玛笑着走进来,虽然她没有说什么,但达尔文赶忙对老朋友说:“你先看看报纸,或者你愿意的话,到花园散散步。”说完,他便休息去了。

正是由于埃玛的细心关照,达尔文才能够长寿,活到73岁高龄,为人类科学事业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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