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爾南多·科爾特斯何以憑藉
600人的兵力征服百萬人口的阿茲特克帝國？
1520年西班牙人埃爾南多·科爾特斯（Hernando Cortez）憑藉其區區不足600人的兵力就征服了人口數以百萬計的阿茲特克帝國（Aztec Empire）。如此少的兵力何以能橫行異域？這究竟是怎麼發生的呢？
通常的解釋似乎都很難令人信服。如果說蒙特祖瑪和他的同盟者開始時將西班牙人視作神明，然而一經直接接觸，現實情況就自然會讓原有的迷信不攻自破；如果說西班牙人的戰馬和槍炮在初次交戰時令對手驚慌失措，那麼一旦短兵相接，這兩種武器的侷限性不久也自會暴露無遺—當時的槍炮其實相當原始；當然，科爾特斯聯合其他印第安民族的“以夷制夷”之術對勝局意義重大，然而除非科爾特斯的那些墨西哥的印第安人盟友認定他一定取勝，又怎麼可能與他結盟？
實際上，征服墨西哥的傳奇只不過是更大的謎團中的一部分——不久，皮薩羅（Pizarro）同樣不可思議地征服了南美的印加帝國。相對而言，越洋抵達新大陸的西班牙人並不多，然而他們卻把自己的文化成功地強加給了人數多得不成比例的美洲印第安人。歐洲文明固有的魅力以及西班牙人無可否認的技術優勢似乎並不足以解釋古老的印第安生活方式和信仰的全面崩潰。譬如，為什麼墨西哥和秘魯的古老宗教消失得如此徹底？村民為何對那些多少年來一直庇佑他們的土地豐收的神祇和祭典不再虔誠了？或許，在基督教教士們的心目中，基督教的真理性是如此顯而易見，以至他們認為使幾百萬印第安人成功皈依根本就無須解釋，但事實上，他們的佈道以及基督教信條和儀式的內在吸引力似乎並不足以解釋這一切。
不過，在有關科爾特斯征服史的諸多解釋中，有一項不經意的說法：
就在阿茲特克人將科爾特斯的軍隊逐出墨西哥城，並予以重創的那天晚上，天花這種傳染病正在城內肆虐，那位剛剛率領阿茲特克人對西班牙人展開進攻的將領和好多人一道死於那個“ 悲傷之夜”（noche trista，西班牙人後來以此稱呼這場疫病）。
這場致命的傳染病所造成的毀滅性後果恰好解釋，為什麼阿茲特克人沒有乘勝追擊，而讓敵人得以喘息並獲得捲土重來的機會，進而聯合其印第安盟友完成對城市的合圍，贏得最後的勝利。
值得關注的，還有這場只殺死印第安人、對西班牙人卻毫髮無損的疫病對當時人們心理上造成的影響。對這種明顯的偏袒，當時只能從超自然的角度加以理解，很明顯，在這場戰爭中哪一方得到了神明的助佑似乎已不再是問題。在西班牙人的神祇展現了其“超自然的能力”之後，那些以古老的印第安神祇為中心構建的宗教、祭祀制度和生活方式也就很難維持下去了。難怪印第安人會如此溫順地接受基督教，並向西班牙人俯首稱臣。顯然，上帝站在西班牙人一邊，而且以後每一場來自歐洲（不久後也來自非洲）的傳染病的造訪，都在重複這一經驗。
可見，傳染病一邊倒地只對美洲印第安人造成傷害這一史實，為我們理解西班牙何以能輕易征服美洲（這種征服不僅是軍事上的，同時也是文化上的）提供了一把鑰匙。不過，這一假說一經提出，馬上就會引發相關問題：西班牙人何以且何時獲得了這種使他們在新大陸如入無人之境的免疫力？為什麼印第安人沒有屬於自己的本土疫病以對付入侵的西班牙人？只要嘗試對這些問題做出回答，隨之而來的就將顯現一個尚未被歷史學矚目的人類歷史中的新領域，即人類與傳染病的互動史，以及當傳染病逾越原有界域侵入對它完全缺乏免疫力的人群時，所造成的深遠的影響。
傳染病首次襲擊某族群的著名案例從來沒有被歐洲人遺忘，公元前430年-前429年，雅典和斯巴達之戰勝負難分，一場來無影去無蹤的瘟疫使得雅典失去近四分之一的士兵；14世紀的黑死病也是突出的例子；1870年普法戰爭之際，同樣是天花病毒，使兩萬法軍喪失作戰能力，而普魯士軍人由於做了預防接種而未受影響，戰爭勝負改變於朝夕之間。
疫病是人類歷史的基本參數和決定因素之一，一代歷史學家威廉·麥克尼爾從疫病史的角度，以編年的手法，從史前時代寫至上世紀前半葉，詳實探討傳染病如何肆虐歐洲、亞洲、非洲等文明發源地，而這些疾病又如何塑造不同文明的特色。他率先將歷史學與病理學結合，重新解釋人類的行為；他將傳染病置於歷史的重心，給它應有之地位；他以流暢的筆調、敏銳的推理和高超的技藝，娓娓道出傳染病在人類歷史變遷和文明發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1917-2016），當世最著名的歷史學家之一、全球史研究奠基人、世界歷史學科的“現代開創者”。與斯賓格勒、湯因比齊名，被譽為“20世紀對歷史進行世界性解釋的巨人”，開闢了一個西方世界史學的新時代。
《瘟疫與人》是威廉·麥克尼爾備受歡迎的一部經典作品，也是宏觀論述瘟疫與人類歷史關係的史學佳作，通過揭示各種疫病循環模式對過去和當代歷史的影響。他認為，不同社會人群之間的接觸不僅推動工藝和技術的傳播，而且也把外來的疾病傳播到沒有免疫力的人群中，對原有社會秩序造成巨大破壞。如14世紀的“黑死病”、16-19世紀歐洲殖民者把天花等傳染性疾病帶到美洲和太平洋群島，不僅毀滅性地削減了土著的人口，而且為歐洲人建立殖民地提供了機會。
英國牛津大學的凱什·托馬斯教授曾在書評中指出：“麥克尼爾是第一位把歷史學與病理學合併起來，重新解釋人類行為的學者；也是第一位把傳染病置於歷史的重心，給它應有地位的史學工作者。”《瘟疫與人》一書也是現在西方方興未艾的環境史學的開創性著作之一。《紐約書評》稱 “此書從此扭轉了人們看待世界歷史的角度”，《紐約客》則認為此書是 “一部真正的革命性作品”。普利策獎得主哈里森•索爾茲伯裡盛讚它提出了“富有創新也具有挑戰性的歷史概念，影響深遠”，而歷史學家威爾•杜蘭特有言：“看待歷史的嶄新觀點，我從《瘟疫與人》中受益匪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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