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浦奪淞”是什麼意思？“大上海計劃”又是什麼？這些多數本地人已經不知其意的名詞曾經深刻地影響了上海的命運。上海的命運，遠比“小漁村、開埠、改革開放三部曲”這樣的描述豐富。
地理塑造了歷史，歷史又改變著地理。在上海地理這一新開闢的板塊中，我們不止步於挖掘歷史遺蹟，也不簡單剖析政策規劃帶來的城市發展，我們關注的是在這片長江之尾、東海之濱的土地上，每一條街巷、河流和地塊裡值得繼續講述的過往、人物和事件，我們把這一切都歸結為地理，人文地理。
我們《上海地理》的圖卷，從蘇州河展開。
拍攝於1978年的蘇州河，在當時的上海，蘇州河還承擔著重要的航運功能。
如今的蘇州河在褪去了工業色彩後日益寧靜，成為一條具有鄉土風味的家常河浜。高劍平 早報資料
94歲山東老太劉春玉居住在蘇州河畔的北仁子裡，她20歲來到上海，幾乎見證了蘇州河由清變濁、由濁變清的全過程。 早報記者 高劍平 圖
河網密佈的太湖平原上，曾有兩條河流先後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它們攜卷著豐沛的太湖湖水一路向東注入東海，兩岸的村莊與城鎮隨著河水的起伏而興盛衰亡。吳淞江與黃浦江，在歷經數百年阡陌交錯的河道變遷中發展出各自的使命，前者弱化為一條具有鄉土風味的家常河浜，在褪去了工業色彩後日益寧靜，而後者成長為一條浩浩蕩蕩的航運要道，繼而孕育出一座在世界版圖中佔據重要地位的超級港口城市。兩條迤邐百餘公里的河流在近代交匯於上海，而蘇州河的故事也從這裡開始。
一、截然不同的命運
外白渡橋通常是命運的轉折點。劇情片中的鬧劇與糾葛在這裡開始與結束，而現實中，兩條上海最重要的河流在這裡涇渭分明。站在橋上向東面望去，遠處的黃浦江氣勢奪人互相推搡著靠近，而橋底流過的蘇州河黛眉低拂欲拒還休，兩者交匯處喇叭形的河口被一道不起眼的大壩生生隔斷。如果稍加演繹，儘可以把外白渡橋下的這一幕發展成痴男怨女的狗血劇情。然而，歷史往往比想象更加富有張力，誰能想到在數百年間，黃浦江與蘇州河的命運以這樣一種轟轟烈烈的方式彼此交織、互相置換，被一步步推向各自的高潮，而上海，不過是兩條河流旁的一枚腳註。
上海史學者鄭祖安從1980年代便開始研究上海。他關心的是，上海究竟是怎樣成為一個大都市的？他在上海社科院的研究生畢業論文是上海近代都市的形成，對他來說，蘇州河與黃浦江如同“兩條上海的命脈”，他從未放棄對它們的關注。2006年，他出版了《上海歷史上的蘇州河》，試圖澄清人們對蘇州河的誤會。
鄭祖安說，即便是土生土長的上海人，也未必釐得清黃浦江與蘇州河哪個是母親河。從今天的現實來看，黃浦江與身畔的東方明珠始終被當做上海的正統地標，而蘇州河與婁燁的《蘇州河》則固執地被主流之外的聲音認可為上海的“底色”。前者長113公里，寬300-700米，將上海分割為浦西和浦東，可以輕易地遠眺和辨認；而後者是吳淞江在上海境內的一部分，長54公里，寬40-50米，大多數時候隱匿在弄堂和高牆之內，偏居上海北部“發展中地區”。鄭祖安對蘇州河的感情更親近一些，這不僅是因為童年每每騎車在蘇州河畔遊蕩，更因為從學者的角度觀看，經歷了巨大歷史變遷的蘇州河與上海的關係更加親密，而人們卻並未重視它的地位。
《尚書·禹貢》裡有一句話，“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在古代，廣袤的太湖依靠三條大江宣洩入海，婁江、松江與東江。三江之中，尤以中支松江最為寬闊，據《松江舊志》稱，唐時河口處寬二十里，宋時青浦縣河段尚“面闊九里”。唐時的一里以李世民的雙步為尺寸標準，三百步為一里，換算成今天近萬米，是可以與長江黃河媲美的大河。這條聲勢浩大的大江就是後來的吳淞江，因地處吳地得名，其流經上海的部分便是人們所熟知的“蘇州河”。而黃浦江彼時只是吳淞江南岸十八浦中一條不起眼的河浜，“盡一矢之力”，一箭可以射到對岸。
不久，婁江與東江便相繼淤塞，吳淞江成為太湖主要的洩洪道，同時也是蘇州地區的出海航道。在吳淞江下游近海處，一個小漁村悄然發展起來。當地人用一種叫“滬”的捕魚竹柵捕魚，因而那附近的江域被稱為“滬瀆”，這也是上海簡稱“滬”的由來。小漁村北瀕吳淞江，向西可以上溯至太湖地區的政治、經濟中心蘇州吳縣，向東可以通往大海，南面與華亭縣城（今上海松江）之間也有極為便利的水運交通。隨著太湖流域商品經濟的發展，在天時地利的小漁村設立海上貿易港口成為順理成章之事，上海地區第一個對外貿易港青龍鎮應運而生。
“青龍鎮曾經歷過一個輝煌的時代”，鄭祖安說，鎮上最盛時有三亭、七塔、十三寺、二十二橋、三十六坊，放眼望去，街衢井序、煙火萬家，“市廛雜夷夏之人，寶貨當東南之物”，書法家米芾也曾任過鎮監。來自杭州、蘇州、湖州的船隻每月前來貿易，日本、高麗每年一至，宋朝曾單獨設立市舶務，繁華程度時稱“小杭州”。倘若不是吳淞江後來的淤塞令青龍鎮日漸衰敗，上海或許就將在這個繁華了數百年的集鎮發展起來。民間尚流傳著“先有青龍港，後有上海浦”的俗語，而在今天青浦白鶴鎮境內的“舊青浦”，唯有鑲嵌於水泥街道中的一排青灰石板路見證了這段久遠到幾乎讓人忘卻的歷史。
宋代以後，由於長江三角洲的下沉以及泥沙在河口地帶大量堆積，吳淞江在海潮的倒灌之下日漸逼仄，大船無法再駛進青龍港。當時的吳淞江水道迂迴，洩水不暢，形成了“五里七里一縱浦”的網格化河道，有所謂“五匯四十二灣”之說。譬如白鶴匯到盤龍浦兩匯之間步行才十里，河道卻迂緩四十里。為治理太湖流域氾濫，吳淞江曾多次裁彎取直，然而河水仍時常漫延過一道道彎，形成新的沼澤和塘浦。
在吳淞江淤積之際，南岸的支流上海浦漸漸成為上海的主要水道，來往的船舶寄錠下錨於今十六鋪附近的江岸，一時“人煙浩穰，海舶輻輳”。原本因河流交通而興起的聚落髮展為一座新興的集鎮，南宋末年，上海建鎮，標誌著官方港口地位的市舶務也從青龍鎮遷到了上海鎮。然而，上海命運的真正轉折此刻尚未發生。
明永樂元年（1403年），浙西大水，有司治不效，吳淞江流域水患已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有些河段淤塞甚至已是“茭蘆叢生、已成平陸”。戶部尚書夏原吉被派去主持治理，正是他徹底顛倒了吳淞江與黃浦江的關係，也從此改變了上海的歷史進程。他在《蘇松水利疏》中分析認為治水關鍵是疏浚下游河道，使洪水暢流入海。於是，他開浚范家浜，上接大黃浦，引澱山湖水自吳淞江南蹌口入海。范家浜就是如今外白渡橋至復興島一段黃浦江，初開時河道闊三十餘丈，在上游巨大水量的不斷沖刷下擴展到二里許，形成了今天的深水河流黃浦江。從此，太湖水經過黃浦江而入海，而吳淞江在江浦合流後逐漸成為黃浦的支流。這一河道變遷事件史稱“黃浦奪淞”，上海就此進入“黃浦水系”，日後轟轟烈烈的上海灘便在黃浦江的潤澤下成長起來。
或許我們可以這樣理解這段歷史：吳淞江的式微令原本可能孕育上海的青龍鎮衰亡，而它的支流黃浦江卻在替代了吳淞江洩洪與航運地位後，哺育了上海城。從歷史的角度重新考量上海的母親河，鄭祖安會這樣回答你：“黃浦江的前身上海浦是吳淞江的支流十八浦中的一浦，因此論輩分，蘇州河應是外婆河了。而在黃浦奪淞後，黃浦江成為上海第一大江，上海老城廂是在黃浦江邊成長起來的，而不是蘇州河邊，因此黃浦江與城市的關係更為密切，如同母親孕育小孩，稱黃浦江為母親河更加妥當。”可以說，蘇州河的式微成全了黃浦江，也成全了上海。兩條河流帶著截然不同的命運相遇在外白渡橋下，哪有比這更傳奇、更動人的劇情呢。
二、通往蘇州的河
蘇州河的名字從近代開始剛剛在上海灘流傳開來。在為它命名的同時，英國人也賦予了這條河流新的使命。如果說吳淞江仍然讓我們想起那條儘管起落不定但自然單純的古代大江，那麼蘇州河，這條“通往蘇州的河”，則更加暗示了它的貿易航運職能以及這個洋涇浜名字背後的複雜屬性。
1843年11月8日，一個叫巴富爾的英國軍人帶隊乘船抵達上海，一週後的11月17日，巴富爾以首任英國駐滬領事的身份宣佈上海開埠，由此拉開了上海被動通商的大幕。上海開埠後，日不落帝國的統治者們在劃定他們的居留地時，第一眼看中的就是黃浦江與蘇州河交匯處的黃金地段。他們在東起黃浦江、西至西藏路、北抵蘇州河、南至洋涇浜（現延安東路）的地方畫下了一個圈。三條河流圍成了天然的屏障，江河交匯的上下夾角瀕臨吳淞口入海處，為精明的政客和生意人提供了絕佳的方便。而大英帝國領事館就建立在蘇州河河口南岸，面向開闊的江河。
於是，就這麼決定了上海的未來。儘管當初這裡一片荒涼，唯有大片的農田、密密的蘆葦與蒿草，距離老上海的市中心——老城廂一帶亦十分偏遠，但在資本主義大刀闊斧的開墾下，蘇州河與外灘相連的河口成了上海現代城市的源頭。英租界設立後，美國人很快在蘇州河北岸設立了虹口美租界，與英租界隔橋相望，而法租界則位於洋涇浜以南和老城廂之間。河口位置的兩岸迅速集中了美、俄、德、日等各大領事館。租界的崛起帶來大規模的城市化和近代化，使原先中國政府管理的老城廂相形遜色，上海的市中心也由縣衙門、城隍廟逐漸轉移至南京路和外灘。
正是在這一時期，蘇州河被重新定義了。由於英美租界後來合併成為公共租界，蘇州河變成了租界區裡的內河。比起黃浦江的深闊遼遠，蘇州河無法形成港區和大工業區，於是漸漸成為居民區和小碼頭的聚集地。金融、外貿等業務大多集中在外灘沿岸的建築群內，而由戲院、公園、醫院、郵局等構成的外交、文化和生活服務區則自然而然地圍繞著淺窄的蘇州河展開，形成一條極具西洋風情的觀賞性河流。
1855年，蘇州河上建起的第一座現代橋樑加速了蘇州河口的華麗轉身。在此之前，蘇州河來回依靠擺渡船，一旦天晚或下雨就無法到達對岸，唯一可以通行的是建於雍正年間的浮橋“新閘橋”，十分不便。英國商人韋爾斯看此契機，在河口頭擺渡附近河面建造了一座木橋“蘇州河橋”，俗稱“韋爾斯橋”。由於韋爾斯橋要收過橋費，引起了民眾不滿，工部局將其購下拆除，另建一座木橋“公園橋”，因為地處外擺渡，因此稱“外擺渡橋”，又因為不要收費，因此它獲得了後來遠近聞名的新名字“外白渡橋”。外白渡橋建立後，橋上倚欄觀景的遊客絡繹不絕。一批高檔的飯店，諸如禮查飯店（浦江飯店）、百老匯大廈（上海大廈）在橋邊相繼矗立，成為蘇州河畔標誌性的景緻。比起寬闊的黃浦江，蘇州河過河更加自然而隨意，兩岸的隔閡隨著一座座橋的建立自然而然消失了，當你走在橋上，會感到橋就是路，兩地的大街小巷融為一體。
在天朗氣清的日子裡，租界區裡金髮碧眼的外國僑民常常在河邊散步，或成群結隊地前往附近的地方打野鴨、野兔。星期天，他們會去外白渡橋與乍浦路橋之間的基督教聯合禮拜堂新天安堂做禮拜。為了避免黃浦江和蘇州河水流對撞形成漩渦和生出淺灘，租界工部局在南口灘地闢建了一個公家花園，夏季的公園裡，衣著時髦的洋人常常在河邊乘涼、聽露天音樂會。而春秋佳日，波濤不驚，河水清澈之時，英國划船俱樂部也常在蘇州河上舉辦賽艇比賽，以為賞心樂事。此後，圓明園路口又建立了上海第一座西式劇場“蘭心戲院”，乍浦路橋下的光陸大樓則開辦“光陸大戲院”，專演西洋歌劇和放映英美電影。
征服者們試圖在中國的土地上覆刻他們心中的塞納河與泰晤士河。他們一邊改造城市，一邊變更了河流之名。他們固執地把這條河稱為蘇州河，而非拗口的吳淞江，因為它“通往蘇州”。外僑中的傳道者、醫生、商人常常從這裡坐船去蘇州。河岸邊建有整齊的欄杆和小碼頭，擁有小艇的人也可以在此上下，操槳盪舟，航行於蘇州河上。久而久之，“蘇州河”的名聲從租界內漫延開去。
奇怪的是，那些對吳淞江本不熟悉的本地人卻隨著外來者叫起了新的名字。更奇怪的是，儘管這個名字如此滑稽並帶有歧義，卻成為這條河流最為出名的稱號而流傳至今；然而當我們翻閱上海地圖，又會發現這個名字從未被官方承認過。蘇州河的名字，一如其夾雜在殖民與被殖民、西洋與本土之間的多重身份，標記了上海近代化過程中一段特殊的歷史。
在今天看來，名字所暗示的歷史遺留問題並沒有影響蘇州河命運的延續。蘇州河河口包括南蘇州路、虎丘路、滇池路、中山東一路在內的地塊被命名為“外灘源”，以表明源頭之意。作為上海重大工程項目，“外灘源”遵循“重現風貌、重塑功能”的原則，目標是成為“集商務區、文化區、歷史風貌保護區和現代高端商業聚集區等為一體的頂級高端風貌區”。百餘年前高端洋氣的河口如今依然充滿西洋風情和享樂主義精神。新娘在這裡實現自己的老上海情結，曾經的英國領事館和官邸變成金融傢俱樂部和百達翡麗遠東旗艦店，英國划船俱樂部成為河岸咖啡館，亞洲文會大樓改建為外灘美術館，而益豐大廈則成為奢侈品高級定製購物中心。
在蘇州河河口南岸的堤壩上，有一行不起眼的小字標註：左岸，這個地理學上意指“觀測員面向河水流動方向時他左方的河岸”的詞彙，冥冥中對上海的未來做出了城市規劃學上的指示。一百多年前，征服者們懷揣著塞納河之夢完成了對上海的現代化改造，而一百多年後，蘇州河正在以自己的方式漸漸成為上海的“左岸”。這一切，都從吳淞江變成蘇州河的那一刻開始。
三、租界內外
鄭祖安曾對蘇州河上的橋樑分佈做過一個統計。1949年，恆豐路橋以東3.65公里的河面上，有鋼筋混凝土及鋼桁架橋11座，但恆豐路橋以西至中山路橋9.35公里的河面上，卻只有6座木橋和1座鐵路橋。“這說明什麼？說明華洋兩界的財力、技術能力相差懸殊，蘇州河東、西部城市化和經濟發展不均衡，因此導致了蘇州河上的橋東密西疏。”韋爾斯橋之後，公共租界工部局在東段河面又接連造了許多座新橋，比如蓬恩橋（乍浦路橋）、裡擺渡橋（四川路橋）、自來水橋（江西路橋）、河南路橋（天后宮橋）。而華界政府建造的第一座橋是1903年與地方人士籌款所建的匯通橋（恆豐路橋）。在鄭祖安看來，租界與華界力量的抗衡始終伴隨著蘇州河的發展，正是這兩股力量引發了上海民族工業的崛起。
租界區裡最初的反抗與那個誤傳已久的“華人與狗不得入內”有關。事實上公園門口掛的是兩塊牌子，“華人不得入內”與“狗不得入內”，但不管怎樣，外國人建造的公家花園不準華人進入，激起了中國人的憤慨。於是租界工部局在四川路橋南堍的漲灘上專門另建了一座華人公園。“1927年五卅運動對帝國主義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從那以後，中國人可以進入外國公園，也可以參與到租界管理的董事會中。”鄭祖安說。
租界區內的許多示威抗議活動都是從河南路橋北堍的天后宮開始的，這是清政府在蘇州河畔建立的祭拜天地場所和出使行轅，土地屬於中國政府，於是在租界被抓捕的中國人只要逃進天后宮就可以萬事大吉。辛亥革命後，清廷設立的出使行轅改為上海總商會會所。作為舊上海最有影響力的貿易組織機構和工商界名流聚集之所，上海總商會曾經歷過辛亥革命、五卅運動，亦帶領華商抵制洋貨，維護華商利益，成為租界內權力鬥爭的第一線。
租界與華界的分界點在西藏路橋，這個在今天看來平淡無奇的地方，當年曾用一道鐵絲網將兩個世界隔成天堂和地獄。1937年“八·一三”事變爆發後，謝晉元正是在西藏路橋北堍的四行倉庫率領“八百壯士”激戰四日，而戰爭告一段落後，躲避在租界內的中國人跨過此橋回到閘北，只見滿目瘡痍。
閘北是蘇州河北岸最大的華界片區，它的崛起是華界與租界力量對峙中的一場勝利。1899年，位於蘇州河南岸的公共租界進一步大擴張，向西推進至小沙渡（今西康路）至靜安寺一線。這樣一來，閘北東面已與公共租界緊相毗連，工部局又在閘北東面與其連接之處的蘇州河上建造了多座橋樑，西、南面與公共租界也僅是隔河相望，處於公共租界的三面包圍之中，隨時有被侵吞之虞。此時，閘北地方上的有志之士為抵抗租界蠶食興起自治運動，提出“繁榮地方”，用市政建設的方式推進華界城市化和商業化的發展，令公共租界沒有藉口擴張。
1900年後閘北開發，閘北新區出現了。這裡不僅拔地而起繁華的商業區、居民區，淞滬鐵路上海站的站址也選擇在界浜北岸（今天目東路）建立，被稱為老北站。在此之前，英商所建的吳淞鐵路承擔著將貨物從吳淞口駁運到租界的功能，因此站址要儘量靠近租界，而淞滬鐵路為中國人主導建設，不必考慮租界，因此朝北側開闊帶移動至閘北。經過發展，閘北都市新區逐漸超越老態龍鍾的“老城廂”南市，在蘇州河北岸的廣闊腹地逐漸拓展形成，成為華界最繁榮的地方。於是，上海城市分為三段，北邊崛起的閘北與南市的老城廂將租界夾在中間，避免了租界的進一步擴大。“若不是因為1932年和1937年兩次抗戰，閘北處在前線被戰爭摧毀，現在將完全超過老城廂一帶。閘北的歷史地位被低估了。”鄭祖安說。
在閘北崛起之前，蘇州河的中段沿岸已陸續開辦了繅絲、修船、鋸木、煤氣、麵粉等工廠，並興建了各類行業碼頭與客運碼頭。進入20世紀後，一些銀行也陸續在蘇州河畔建立自己的金融倉棧。這裡因為聚集了17幢銀行和倉庫，而成為上海民族資本聚集地和物資集散中心，素有黃金走廊之稱，也被譽為上海的“清明上河圖”。
而閘北崛起之後，從恆豐路橋開始往西的蘇州河兩岸更加大興民族工業，形成了傳說中的“滬西工業區”。20世紀後，西方列強忙於戰爭無暇東顧，另一方面，戰區在打仗，一些供應性的物資生產轉移到了蘇州河西段相對安全的地方，為滬西工業區的形成提供了條件。鄭祖安告訴記者，這一段開設的工廠有多種情況，“一些投資者在創業之初，便看中了此地的水運優勢和低廉的地價，直接在此購地設廠；另一些企業主已在其他地方建有工廠，後因擴大生產的需要，或者不滿原地的投資、產銷環境，將原廠遷來此地；還有一些投資者出資盤下這裡經營不善的企業，整合改造後推陳出新。”
區別於楊樹浦工業區的重工業和公共事業，滬西工業區的工廠主要以輕紡、化工和糧食加工業為主，這與吳淞江流域的自然狀態、水運條件、原料產地和營銷市場有關。而考察這些企業的地域分佈，仍然會發現南岸的密集度明顯高於北岸，鄭祖安說，“這是因為南岸靠近公共租界西區，交通、通信、能源等基礎設施還是比後來崛起的北岸要發達一些。上海發展的整體規律是由西向東，由南至北的。”
到了1949年，蘇州河兩岸工廠密佈，僅滬西工業區內，就有各類工廠企業1914家。蘇州河邊最先興起發展的是麵粉業，1898年，安徽壽州人孫多森、孫多鑫兄弟在蘇州河西段叉袋角河邊（今莫干山路M50地區）購地80畝，興建了全國第一家民族資本機器麵粉廠阜豐麵粉廠。1913年，無錫的榮宗敬、榮德生兄弟在新閘橋西光復路創辦福新麵粉廠，此後榮氏在上海開設的麵粉廠達到8家，其中第二、第四、第八面粉廠也位於莫干山路，二者共同建起了蘇州河“麵粉王國”。1915年，榮氏兄弟又在西段周家橋創辦了申新紗廠，向紡織行業開拓，以後又陸續在西段開辦二廠、九廠，其中從楊樹浦遷來的申新九廠發展為舊中國最大的棉紡織廠。此外，還有民族資本家吳蘊初開辦的天廚味精廠、天原電化廠、天利氮製品廠，地方紳商李平書創辦的閘北水電公司，大隆機器廠、中央造幣廠、福新菸廠等等。
滬西工業區也吸引了眾多洋商。英商美查兄弟在小沙渡南岸開設江蘇藥水廠，生產三酸（硫酸、硝酸、鹽酸），誕生了後來著名的藥水弄。挪威商人在戈登路（今江寧路）、澳門路口開設斯堪脫維亞啤酒廠，生產“上海啤酒”，如今部分廠房改建為蘇州河夢清園環保主題公園內的夢清館，介紹蘇州河歷史。此外還有英商白禮士洋燭公司，美商在蘇州河談家渡南的勞勃生路（今長壽路）創辦奇異安迪生燈泡廠等。至此，國人以自己的方式實現了華界的中興。
四、穿過上海腹地
1928年，上海發生了兩件大事。第一件，國民黨南京政府正式設立上海特別市（直轄市），在此之前並沒有正式的市的行政概念。上海人口就是在這個時期增長起來的。第二件事，原先為華界閘北供水的閘北水廠因為水源汙染，被迫遷至黃浦江邊，成為蘇州河“黑臭史”的標誌性事件。
自1920年開始，蘇州河市區恆豐路橋以東至吳淞江口首先出現黑臭，1928年，閘北水廠遷至軍工路，改以黃浦江為水源，1948年，蘇州河水質輕度汙染範圍已達中山西路橋，1956年，汙染帶影響北新涇，1964年，汙染帶上溯到華漕，1977年，擴大到黃渡，1978年，汙染直抵青浦的趙屯白鶴，至此，蘇州河上海境內河段全部汙染。
與蘇州河的黑歷史同步發展的，是河流沿岸簡屋密集、狹弄泥濘的貧民窟棚戶區。最初，棚戶區是工業區的附屬品，因為貧窮而來上海謀生者居住在此。那些移民大多來自同鄉，往往同一座廠裡都是同一個地方的人。譬如，阜豐麵粉廠裡的職工大多都是安徽壽州人，麵粉廠在廠房前的莫干山路上建了一批里弄房子供職工及其家屬居住，被稱為“阜豐裡”。“一二·八”和“八·一三”兩次淞滬抗戰爆發後，這裡又成為流離失所的難民的避難所。大多數人希望逃到租界，僅“八·一三”當日，就有6萬難民湧入租界，租界當局考慮到安全問題，封鎖了大部分橋樑，並在租界沿線佈置了鐵絲網等障礙物，剩下的人，只能選擇棚戶區安置。在普陀區著名的“三灣一弄”，潘家灣、潭子灣、朱家灣和藥水弄裡，居民大多按同鄉、同族、同廠的關係聚在一起。棚戶用毛竹和茅草搭成，人均2平方米，房潮地溼，一關門只有從縫隙或屋頂破洞中射進點亮光。
直到上世紀80年代末，上海進入新一輪的歷史鉅變，從工商業城市向經濟中心城市轉型。這次鉅變的其中一個部分，便是將蘇州河西段的大量工廠遷離，將棚戶區的居民安置在這座城市光明的角落。最有代表性的案例，是潘家灣和潭子灣被置換成了中遠兩灣城，在49.5公頃的土地上聳立起了160萬平方米的宏偉的建築當量。蘇州河沿岸的碼頭被廢棄和拆除，上海也有足夠的經濟能力安裝汙水處理系統。1988年8月，國務院批准的上海市合流汙水治理一期工程開工，江澤民、朱鎔基出席奠基儀式，前者題詞：“決心把蘇州河治理好。”1996年，成立上海市蘇州河環境綜合整治領導小組及其辦公室。2000年，蘇州河基本除黑臭，河裡出現了浮萍、小魚等水生動植物。
2001年6月，上海市環境監測中心將上千條斑馬魚放入蘇州河干流青浦趙屯斷面取來的定點水樣，進行96小時河水急性毒性試驗，結果遠高於50%以上的斑馬魚存活，而未治理前的河水，24小時後就有魚死亡，96小時後斑馬魚全部死亡。2013年8月28日，記者在四川路橋和乍浦路橋附近的蘇州河段遇見一名垂釣者。據他說，每天下班漲潮時他便會來河邊釣魚，最多時一天能釣20多條黑魚。
94歲山東老太劉春玉居住在蘇州河畔的北仁子裡，她20歲來到上海，幾乎見證了蘇州河由清變濁、由濁變清的全過程。談及蘇州河，她興奮地說自己“很喜歡蘇州河，蘇州河太好了”。里弄裡另一位居民譚順林則記得小時候在蘇州河裡游泳的情形。
如今的蘇州河，除卻資本與利益的暗中博弈，歷史遺蹟與現實景觀的取捨掙扎，基本呈現出一片雲淡風輕的美好。靜安區在北蘇州河路、泰興路、康定東路建起了蝴蝶灣公園，普陀區在原斯堪脫維亞啤酒廠建起了夢清園環保主題公園，閘北區作為最後一個改造者，擬在蘇河灣流域重現上世紀聚集了民族資本金融倉棧的“黃金走廊”。上海總商會將成為寶格麗酒店的會所，天后宮將重現宗教文化改造成美術館，而蘇州河畔經典的石庫門建築群慎餘里即將成為另一個新天地。親水、公園、時尚、商業、酒店、奢侈品正在成為蘇州河新的關鍵詞，但是未來的蘇州河或許並不會太陌生。
每年6月，蘇州河上會舉行一年一度的龍舟賽，回想起開埠之初，旅居上海的外僑也是在這條河上成立“划船總會”舉辦賽艇比賽。160年後，蘇州河回到了它開埠之初的清澈模樣。從漁農時代的吳淞江開始到西方列強眼中“通往蘇州的河”，從承擔灌溉、捕魚到航運、納汙的功能，蘇州河在上海的腹地劃出一道由農業、漁業向商業、工業直至旅遊業發展的彎折曲線，客觀而真實地反映出人力與自然相互消長的亙古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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