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王碩 編輯/陳威】“延安五老”之一的吳玉章是我國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教育家、歷史學家、語言文字學家，中國人民大學的首任校長。他的一生經歷了舊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三個歷史時期。一生堅持革命，堅持辦教育，獲得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高度評價，得到了人民的愛戴。此外，毛澤東同志於1940年為吳玉章60歲壽辰的祝詞中提到：“一個人做好事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不做壞事，一貫地有益於廣大群眾，一貫地有益於青年，一貫地有益於革命”。這正是吳玉章一生的寫照。
近日，吳玉章嫡孫女、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吳本立接受了大白新聞專訪。她在採訪中回憶道：“公公是位非常嚴格的人，在他面前不禁要正襟危坐。從不沾菸酒茶的他深深的影響了我們，在共同生活的16年裡，近乎完美的他雖‘不懂生活’，卻教育我們成為了對國家有用的人。”
赴日留學不忘國家榮辱，險成黃花崗起義第73位烈士
吳玉章（資料圖）
近日，吳本立接受了大白新聞專訪。“我們把爺爺叫公公，因為我們的祖輩是福建人”據她講述，公公吳玉章於1878年出生在四川省榮縣雙石鄉蔡家堰。1903年，25歲的吳玉章為謀強國之策東渡日本，在東京選擇了學風嚴格的成城學校自費學習，這段經歷影響了他一生的教育觀念。據悉，當時成城學校剛剛停止招留學生，經吳玉章等人的不懈努力，成城學校對中國留學生破格成立了中國留學生文科班，並將學制由5年壓縮至2年半，吳玉章還成為了一班班長。
1904年元旦，日本人根據傳統習俗在這一天懸掛萬國旗，成城學校固然不例外。然而，吳玉章在成城學校懸掛的萬國旗中，沒有找到中國的旗幟，於是他帶領自願跟隨的學生們向學校抗議，要求學校道歉。校長找他談話問：“學校從不催促你學費的問題，讓你正常學習，對你這麼好，為什麼還要反對學校？”吳玉章對此答道：“我知道學校對我很照顧，但在國家榮辱的問題上是另外一回事，我不得不站出來。”最終，學校為此事進行了道歉。
1905年，早已熟悉日本留學環境的吳玉章與孫中山等人共同組織了同盟會，任評議部評議員。1911年，同盟會在中國廣東發動了黃花崗起義，在起義前夕，組織讓身在日本學習的吳玉章運送武器到國內。“公公的身體一直不好”吳本立稱，有一次他為將武器秘密送到目標地點，便把沉重的槍支和手榴彈綁在和服裡。當時天降小雨，腳穿木屐的他走起路來相當笨重，而就在路途中，他碰到了站在不遠處的日本警察。當時吳玉章的內心十分緊張，但還要表現出正常的走路姿勢，並時刻告誡自己保持鎮定。那一次的經歷使吳玉章印象頗為深刻，吳本立稱，公公在跟她描述這段故事時還記得當時是如何走路的。
遺憾的是，當吳玉章將武器送到目標地點後回國時，起義已經失敗。黃興負傷撤回香港，喻培倫、方聲洞，林覺民等革命志士犧牲，犧牲的中國同盟會會員有名可考者八十六人，其中七十二人的遺體由潘達微尋獲安葬於廣州紅花崗（後改為黃花崗）。而吳玉章險成為第七十三位烈士。
留法深造培養人才，義不容辭入黨解散自立組織
吳玉章在學生中間
民國初建，吳玉章代表蜀軍政府赴南京，應孫中山先生邀請出任大總統府秘書，助其建政。
第二次革命失敗後，吳玉章於1913年11月至1914年初乘著日本的船隻前往法國，在1914年元旦時，日本的船上掛滿了萬國旗，但中國的旗幟仍不見蹤影，不僅令人想起了10年前的成城學校……這次，吳玉章的身邊沒有同學、沒有相識的人，但他還是站了起來，發動船上的中國人向船長進行抗議。令吳本立敬佩的是，公公在船上誰也不認識，但看到有損國家利益的時候，孤身起來說動大家向船長抗議，最終讓船長承認了錯誤，她不知有多少人在當時的情況下有膽量站出來並這麼做。
只是這次經歷讓吳玉章非常痛苦，他感慨：“十年了，我們為了祖國奉獻那麼多，但十年後，我們仍被別人看不起。”
此後，來到法國的吳玉章同蔡元培、李石曾組建了華法教育會，為國培養人才。在自傳中，他將自己定位為“職業革命家”，從此走上了職業革命道路。1916年，吳玉章回國後，在北京創辦留法儉學預備學校，選送留法學生近兩千人，周恩來、鄧小平、王若飛、陳毅、聶榮臻、趙世炎、蔡和森、張申府等留法學生，都成為了中國革命的棟樑。
吳本立認為，公公將包括道德品德在內的中國文化同世界文化結合在一起，他在日本、法國、蘇聯等多個國家生活學習了20多年，使他對民主自由、封建主義、資本主義都有著清晰的看法和理解。
1924年，吳玉章同楊闇公一起在成都創建了中國青年共產黨，這是他革命道路上的新起點和對中國革命探索的結果。此時，吳玉章並不知道中國共產黨已經建立。
1925年1月，吳玉章來到北京，見到了在北京任要職的趙世炎，得知中國共產黨已經建立。1925年4月，經趙世炎、童庸生和李國暄的介紹，吳玉章以個人名義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隨後他感到中國青年共產黨已無必要繼續存在，便告知楊闇公中國共產黨已經成立，隨後二人同意解散了中國青年共產黨，不少成員先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在家嚴格要求平等禮節，晚年住在破舊的院子裡
朱德、林伯渠、徐特立、吳玉章、謝覺哉、董必武（從左到右）在中央檔案館門前
吳本立於1941年出生自四川，1949年父親因病在醫院去世。1950年4月，吳本立的母親在炮火聲中帶著她和三個弟弟乘著解放軍的卡車從四川來到了北京，跟著時年72歲的吳玉章一同生活。此後，吳玉章一直撫養他們直至1966年去世。
吳本立的公公及父親都是理工科出身，在這樣的家庭環境及以科技振興國家的背景下，她成為了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第三屆學生，授業於錢學森，學習工程熱物理、近代力學等。
吳本立入黨時間很晚，究其原因便提到了公公。大學時期，吳本立看到很多同學、朋友都先後入了黨，於是回家向公公提出自己也想入黨的意願。令吳本立沒有想到的是，吳玉章並沒有同意她入黨，而是提了一個問題——“你對黨有多少認識？”他還說：“戰爭時期人們入黨是會有犧牲和危險的，然而現在很多人當黨員是為了升官，為了利益。你對黨有什麼認識？”當時吳本立單純的覺得公公是黨的元老，他這麼好，所以入黨是好的。吳玉章聽後告訴吳本立，等你對黨有了多一些的認識時再說。
據吳本立回憶，公公對自身的要求很高，他屋內的所有工作材料都是收好的，工作的內容、材料也決不允許其他人過問及翻看，更不會隨意跟他人透露。
公公是一位教育家，在吳本立的印象中，她沒有聽公公談論過一句“張三長，李四短”，他會給我們講歷史、講他的經歷及經驗教訓。在公公對自己的教育中，名與利是絕不能列入的，所以吳本立也從未對名利有過概念和想法，只有輩分上的觀念，沒有職務上的觀念，她認為所有人都值得尊重。
同時，在公公家中，每個人都是絕對的平等，包括秘書、廚師、司機等工作人員。吳本立舉例稱，她平時不能使用公公的汽車，只有在生病時才可使用，然而家中無論親屬還是工作人員在生病時都可以使用。“公公曾告訴我們，家不是旅館，到家後須先到他屋內報道，見到工作人員要喊‘叔叔阿姨好。’”吳本立稱，這些都是規矩，處處體現了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和禮節。
“我永遠不會喜歡那個四合院”，吳本立回憶起與公公共同居住的時期，住宿的環境給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她描述稱，公公住的房屋很破舊，雖然是正房，但支撐房體的柱子都彷彿要倒，下水道散發的氣味臭到屋裡點香都掩蓋不住，正廳的一張方桌子同時用來辦公和吃飯，陽光照不進臥室，所以連白天也要開燈。
吳本立同母親和三個弟弟早先住在後院，最小的弟弟由保姆照顧住在房屋左邊，其他人住在右邊，擠在一張床上。冬天時，他們的房間冷到窗戶結厚冰，用手在窗上按一下，點五個點就可以畫出一個“小腳丫”。而洗澡也只能用一個小盆來潑，直到後來才能到公公的屋內的浴室排隊洗澡，她至今還記得那個洗澡用的鋁盆破了又補、補了又破。
1950年至1968年，吳本立在這個她又留戀又“討厭”的四合院裡生活了18年。
吳本立：公公唯一的“缺點”是“不懂生活”
吳玉章嫡孫女吳本立（資料圖）
吳本立透露稱，“我兒時性格叛逆，當時公公的威望很高，便想他真的有那麼好嗎？沒有缺點嗎？結果鬧了笑話，不過我還是找到了公公的一個‘缺點’就是‘不懂生活’。”
在接受專訪時，吳本立以茶待客，然而她向大白新聞透露自己受爺爺的影響從不喝茶。公公不沾菸酒茶、沒有任何嗜好，剛在一起生活時知道他會喝一點醪糟，到了晚年連醪糟都不喝了。去中央開會都會帶個盛著白開水的暖瓶。
公公也不會玩，開車出去郊遊，卻到莊稼地問農民莊稼的情況。她與弟弟拉著公公打撲克牌，但他不會只能現教。公公唯一的愛好是看京戲和川戲，有一次看白蛇傳，看完便把吳本立叫去，向她講白蛇傳其中的意義和知識。吳本立稱，任何事物在他眼裡都不是單純的娛樂，而是有著不同的意義。
在吳本立眼中，公公是位在品德上挑不出任何毛病的人。近年來，吳本立一直在追尋公公的足跡，瞭解他此前的生活經歷，希望可以與不同時期的他“對話”。最後，吳本立認為自己可以生在這樣的家庭裡是幸運的，也感到榮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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