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杜莎》，出自“Ricas y famosas”系列，丹妮拉·羅塞爾（Daniela Rossell）攝，1999年。
“通常情況下，我們的博物館更傾向於講述悲傷的故事，”位於華盛頓特區的全國女性藝術博物館（下稱NMWA）館長凱瑟琳·A·沃特（Kathryn A. Wat）在接受採訪時這樣表示。2017年，她把部分博物館藏品帶到倫敦的懷特教堂美術館，舉辦了一個叫做“身體地形”（Terrains of the Body）的全新展覽。沃特表示，歷代以來，女性畫家和雕刻家都頂著巨大的社會不公，努力突破重圍。“但在攝影方面，情況就不同了。從19世紀中期一開始，女性就開始大批從事攝影工作。我對女性攝影史的軌跡非常感興趣。”
“身體地形”中的作品全部來自NMWA，由一系列知名國際女性攝影師所拍攝，在充斥著厭惡女性氛圍的美國總統競選活動結束之後，隨著歐洲的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情緒高漲，這場展覽完美地順應了時代潮流。也許有人會有這樣的疑問，為什麼像這樣的展覽或者說像NMWA這樣的博物館現在還有存在的必要，我建議他們去懷特教堂美術館一樓參觀一下“遊擊女孩”（Guerrilla Girls）的調查成果展示。2016年，匿名女性主義活動團體向歐洲博物館與藝術空間發起問卷調查，這場海報展覽呈現的正是其中101家的回答數據（還有282家拒絕了）。一份發人深省的數據赫然顯現：“藏品作者中女性藝術家比例達40%及以上的只有兩家博物館。”
《無題》，海倫·範·梅內（Hellen van Meene）攝，2000年。
近年在歐洲舉辦的幾場展覽都把聚光燈對準了女性攝影師，目的是重寫一個更具包容性的攝影歷史，比如2015年在巴黎奧賽美術館和橘園美術館進行的展覽“誰在害怕女性攝影師？”，再比如歐洲巡展好幾年、最近在倫敦攝影師畫廊展出的“1970年代先鋒女性主義者”，其主題更為鮮明。這些展覽不僅聚焦性別主題，也有力說明了機構藏品性別平等的持續需求。
但是“身體地形”與上述展覽不同。首先，攝影師裡不乏當代知名藝術家，如斯瑞·娜莎特（Shirin Neshat）、萊涅克·迪克斯特拉（Rineke Dijkstra）、坎迪達·赫費爾（Candida Hofer）、安娜·加斯凱爾（Anna Gaskell）和海倫·範·梅內（Hellen van Meene）。這些藝術家在當今博物館和藝術品市場的強勢地位，與上世紀女性主義先鋒如辛蒂·雪曼（Cindy Sherman） 和弗朗切斯卡·伍德曼（Francesca Woodman）當時的籍籍無名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正表明了過去四十年中發生的巨大變化。其次是圖像本身。儘管在女性主義第二波浪潮中拍攝的照片往往以暴力、蔑視和徹底的“惡”為特徵，“身體地形”展出的當代攝影師作品則展現出了夢幻和超現實的一面。例如，賈斯汀·柯蘭（Justine Kurland）在大自然裡拍攝的伊甸園主題作品，其中的女性就如超凡脫塵一般。而安娜·加斯凱爾（Anna Gaskell）雙腿倒掛在樹上的靈感可能直接來源於童話故事，珍妮娜（Janaina Tschape）幻覺般的臥室場景或許也是如此，裡面的女人有一雙氣球般奇怪的手。
《與布萊恩的和服自畫像》，紐約，南·戈丁（Nan Goldin）攝，1983年。
沃特表示：“我認為這種夢幻感是在20世紀90年代暢所欲言自由自在的氛圍下推動產生的，這些女性正在打造全新的世界，她們選擇地點，尋找服飾，把控圖像。”對於這些藝術家而言，重塑女性身體的形象，從而打破那些女性身體應該是什麼樣子、做出什麼行為的刻板印象，仍然是一項重要的活動。海倫·範·梅內在大街上尋找普通的少女來拍照。“這些女孩並不擁有‘完美’的身材，但我想要的也不是一張單純好看的照片，因為單純好看的照片往往讓人過目即忘，”範·梅內解釋道。
《英雄》，瑪麗娜·阿布拉莫維奇（Marina Abramović）攝，2001年。
這次展覽中彰顯的女性主義，乃至當今許多藝術家作品中體現的女性主義，都並不像40年前那樣容易定義。它可能隱藏於坎迪達·赫費爾鏡頭下寬闊的威尼斯宮殿內部——湊近一點看的話，你就會發現赫費爾在鏡子裡的小小身影。而在姆旺伊（Mwangi）和海特（Hutter）攝影師二人組合的作品《皮膚光澤》（2001）中，女性主義的色彩就十分鮮明瞭。英格麗·姆旺伊（Ingrid Mwangi）和她的同伴羅伯特·海特（Robert Hutter）協同完成了很多攝影作品，關於姆旺伊，沃特評論說：“她作為一名從肯尼亞移民德國的年輕女性，曾經歷過種族歧視，因此她的表達都十分直接和尖銳。”
沃特和懷特教堂館長艾米麗·巴特勒（Emily Butler）一致認為“身體地形”是早期女性攝影時代的“外延”，而瑪麗娜·阿布拉莫維奇（Marina Abramović）和南·戈丁（Nan Goldin）就構成了過渡的橋樑。在沃特調查展覽時，她也觀察到了NMWA藝術家解構身體的慾望。尤其是三位藝術家——斯瑞·娜莎特、姆旺伊和海特組合、阿德里安娜·瓦萊喬（Adriana varejao）——都單獨拍攝了人的手。巴特勒說：“斯瑞·娜莎特對手的表現獨具一格，在伊朗，女人能夠展示的身體部分少之又少，手是為數不多的一個部位。”
《警戒》，出自“Turbulent”系列，斯瑞·娜莎特攝，1996年。
娜莎特的作品來得正是時候。2017年，美國和倫敦各地的抗議活動都在反對特朗普政府針對來自7個穆斯林國家的難民和國民實施的歧視性旅行禁令，其中包括伊朗，娜莎特的出生地。全世界還有數百萬人參加了婦女大遊行。
那麼現在要如何呢？現在我們需要做的還有更多：要讓更多的女性攝影師作品進入機構性典藏和私人珍藏；要舉辦更多的展覽，出版更多的書籍挖掘被遺忘的人物；要舉辦更多的個人展深度展示她們的作品。另外，正如“身體地形”中的姆旺伊和海特組合、斯瑞·娜莎特以及“先鋒女性主義”中的羅琳·歐格雷蒂（Lorraine O'grady）和安娜·門迭塔（Ana Mendieta）所提醒我們的那樣，對於有色人種女性攝影師，對於關注邊緣領域的藝術家，我們還需要提供一個更為廣闊的平臺，讓所有人都能暢所欲言。比如，在美國舉辦來自上面7個穆斯林國家的攝影師作品展覽，就是一個好的開始。用女性主義者艾米琳·潘克赫斯特（Emmeline Pankhurst）的話來說，是時候躁起來了。
（翻譯：朱雨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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