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飘萍是民国非常厉害的一个记者，当时候几乎所有的政界大腕都没能躲开他的笔伐。
邵飘萍长在晚清的末期，在浙江省立高等学堂读书的时候，开始了解报纸。在校期间就经常为《申报》撰稿，并被聘为《申报》的特别通讯员。
1912年，辛亥革命之后，他与辛亥革命时期的著名报人杭辛斋合作创办了《汉民日报》，并担任主编。任主编后，他就成了报纸的灵魂，他的风格，也就成了报纸的分格。
辛亥革命之后，在报纸上骂当权者是很危险的。因为袁世凯是一个对报馆很有办法的人。在1913年，也就是《汉民日报》成立的第二年，袁世凯将大量的报人杀害，三分之二的报馆封闭，制造了历史上有名的“ 癸丑报灾”。
这时正是风口浪尖之时，任何一个不当的文字就极有可能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但这没吓住年轻的绍飘萍。他不断的撰文揭露贪官污吏，不时的抨击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除此之外，袁世凯的卖国行径也不时就出现在报上。期间他三次被捕，袁世凯依然拿他没有一个点办法。
1914年，袁世凯终于忍不住，下令封馆了。已经抓了三次了，还这么狂，不封不行了！一共办了3年报纸的邵飘萍第四次走进了监狱。
有时候监狱倒是个安全的地方，一直想杀邵飘萍的袁世凯不得不顾及社会上那些名流的声音。统治者在什么时候都会被一部分人拌住，民主的程度就是由能拌住的这一部分力量的大小决定的。不久，邵飘萍被救出来了，但危险没有减轻反而增加了。为了逃避袁世凯的暗杀，无奈之下，东渡去了日本。
1915年，在日本的邵飘萍听到袁世凯与日签订了“二十一条”，立马驰援国内，成为反袁斗争的第一人。并于同年赶回国内，很快成为了《申报》、《时报》、《时事新报》三家报纸的主笔，继续他的风格，继续抨击袁世凯。
这时他的抨击，力量其实是很有限的，因为全国反袁的人已经很多了。没多久，袁总统没被谁打败，自己却扛不住了，一命呜呼走了。
袁世凯意思，邵飘萍的生命起码安全了。不久后他受史量才的聘请，赴京任《申报》驻京特派记者，负责撰写“北京特别通讯”。1916年7月，他在北京创办新闻编译社。
在1917年，黎元洪与段祺瑞闹矛盾，段不辞而别。几天后，黎元洪就被迫妥协，段凯旋归来。这绝对是个超大新闻，邵飘萍也不顾其他了，立马就去段祺瑞的府邸采访。经门卫极不愿意传报，段祺瑞爽快接见了邵飘萍。
我们不得不佩服邵飘萍的胆量和采访功力，采访居然一直进行到了凌晨3点。完全摸清来龙去脉的他在回去的路上就开始构思，一到印刷厂就开印，天初亮就见报了。可能段祺瑞也不知到自己透漏了什么。他就是凭着这样的本事，很快就在京津一带享有了大名。1918年，邵飘萍在北京创办了《京报》，并任社长，开始他的独立办报生涯。
同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应聘为导师，定期讲学，毛泽东就在这时一直坚持听他的课。“五四”运动时，在北京大学学生集会上公开揭露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卖国罪行。因为此，他触怒了段祺瑞政府，报纸被查封。邵不得不再次再次流亡日本，被聘为《朝日新闻》的顾问。1920年，段祺瑞下台，他又回到北京恢复了《京报》。
1918年2月，邵飘萍又惹上了一个枪杆子——张作霖。
那时，段祺瑞买了一批军械，张便抢了这些当时属于政府的军械。邵飘萍为此撰写了一篇报道《张作霖自由行动》：“奉天督军张作霖，初以马贼身份投剑来归，遂升擢而为师长，更驱逐昔为奉天督军现为陆军总长之段芝贵，取而代之。‘张作霖’三个字乃渐成中外瞩目之一奇特名词。至于今所谓‘大东三省主义’，所谓‘奉天会议’，所谓‘未来之副总统’，所谓‘第二张勋’，时时见之于报纸，虽虚实参半，褒贬不同，委之马贼出身之张作霖亦足以自豪也矣。”从出身到做派，邵飘萍对张作霖都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也为自己的安全埋下了隐患。为他的悲剧了埋下伏笔。
1925年底，邵飘萍在报纸上公开支持起兵倒戈的奉系旧部郭松龄，这是让张作霖最难受的地方。当邵飘萍知道郭松龄有倒戈反张之意时，他便抓紧在冯玉祥、郭松龄之间穿针引线，支持他们签立密约，联合起来反对张作霖。倒戈开始后，《京报》上发表了大量历数张作霖罪状，声援郭冯两位将军的新闻、评论，甚至还发过一大张两整版的《京报特刊》，以厚厚的铜版纸精印左右时局的人物照片，为倒戈造势，引得京城民论沸腾。
这时已被郭松龄搞得焦头烂额的张作霖，无奈之下拿出了30万元大洋，想堵住邵飘萍的嘴。
30万元，这个数字比袁世凯收买梁启超还多出了10万，开创了军阀收买舆论界的新纪录，直至现在尚未被破。可能有人会把这个30为万，和现在的人民币划等号，事实上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涨100倍仅仅只是一个保险的估计。那时候，北京买一套普通四合院仅需要一百多块大洋。可是，邵飘萍却并不买账，还高调回应：“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于是，张作霖“乃有飘萍必死之心矣”。
1926年4月，张作霖的先头部队，张宗昌率领的直鲁联军开进北京，第一任务就是抓邵飘萍。邵飘萍遭友出卖被捕。这时报界同仁一起去找张学良求救。但一切于事无补，张学良那边或许对其挑拨部下反叛也有不快。张作霖土匪出身，仅一天时间就胡乱定罪以“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的罪名将其枪杀于北京天桥，年仅4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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