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段召旭
當外表就像其照片一樣清心寡慾的肖斯塔科維奇走進我的琴房的時候，我很意外，因為我並沒有彈奏他的作品，更別說一千遍了。他告訴我，他聽到我在練習他當年音樂學院畢業時曾彈過的一首貝多芬奏鳴曲，所以就來了。
Q（訪談者）：在作曲家之中，和您關係最密切的應該就是格拉祖諾夫了吧？他是您的老師，並曾經多次大力幫扶過您。關於格拉祖諾夫先生您有什麼有趣的回憶嗎？
S（肖斯塔科維奇）：簡直太多了。記得有一次，格拉祖諾夫聽我和一個朋友視奏勃拉姆斯的《第二交響樂》。我們彈得很糟，因為我們沒有聽過這首樂曲。格拉祖諾夫問我們過去聽過沒有，我老實回答說：“沒聽過。”他嘆了口氣說：“你們真幸運，年輕人。有那麼多美好的事物等著你們去發現。而我呢，什麼都已經涉獵了。不幸啊。”
Q：對於格拉祖諾夫這樣一位您無比敬重的恩師，您會無條件地贊同他的一切觀點嗎？
S：格拉祖諾夫對我有著極大的影響，從他那裡我學到了太多。但是自然，也有一些他的看法我不能認同。比如有一次他說音樂是作曲家為自己以及“少數幾個人”而創作的，我就堅決反對這個說法。
Q：格拉祖諾夫的審美趣味比較偏向19世紀，他對您的創作是如何評價的呢？
S：他曾在和別人聊起我的早期作品時說：“儘管我不喜歡，可時代是屬於這個男孩兒的，而不是屬於我的。”
Q：（我取出一張指揮家托斯卡尼尼指揮肖斯塔科維奇交響曲的唱片）尊敬的大師，這張唱片您聽過嗎？
S：是的我聽過。托斯卡尼尼把他指揮我的《第七交響曲》的唱片送來給我，我聽過後非常生氣：什麼都不對頭，精神、性格、速度都不對，拙劣的粗製濫造，毫無價值。我寫了一封信跟他說了我的看法。我不知道他收到了沒有，可能收到了，但是假裝沒收到——這完全符合他的虛榮和妄自尊大的習性。
Q：您對托斯卡尼尼其人是什麼印象？
S：我討厭托斯卡尼尼，他是典型的獨裁者和暴君。我從來沒聽過他指揮的音樂會，但我聽夠了他的唱片。我認為他對音樂的處理是可怕的。他把音樂剁碎了，然後在上面澆上讓人噁心的調味汁。他在排練時的舉止令人生氣，對音樂家又叫又罵，並且以最不顧體面的態度大吵大鬧。可憐的音樂家們必須忍受這一切，否則就會被解僱。
Q：您和普羅科菲耶夫給人的感覺就像是那個時代蘇聯作曲家中的雙子星，您可以談談他嗎？
S：普羅科菲耶夫和我始終沒有成為朋友，大概是由於總的來說他不喜歡交朋友。他這個人無情，除了他自己和他的音樂之外，好像對什麼都不感興趣。他從小就很幸運，他想要的都能得到。他始終有錢又有成就，從來沒有我那些憂愁，結果是養成了被寵壞的神童的性格。普羅科菲耶夫笨得像只鵝，而且愛吵架。有兩句口頭禪，一句是“好笑”，用來評價他周圍的一切，包括人、物和音樂。第二句是“懂嗎？”那是在他想知道自己是否把意思說清楚了的時候用的。
我看普羅科菲耶夫從來沒把我當作作曲家來對待。他認為只有斯特拉文斯基才是他的對手，所以從來不放過任何機會向他開炮。
在俄國的重要作曲家之中，只有斯特拉文斯基和普羅科菲耶夫知道怎樣推銷自己的東西。這並不偶然，因為他們倆都在某種意義上說是西方文化的兒子，雖然是過繼的兒子。我認為，他們愛出風頭喜歡出名，所以不能成為十足的俄羅斯作曲家。他們贏得了聲譽，但是失去了某些同樣重要的東西。
Q：說到普羅科菲耶夫，我就會想到作曲家斯克里亞賓，您如何評價他的音樂？
S：斯克里亞賓對配器的認識就像豬對橘子的認識一樣多。我個人認為斯克里亞賓的交響詩——《神聖之詩》《狂喜之詩》和《普羅米修斯》——全都不知所云。
Q：您那時的作曲家很多都曾受到瓦格納的影響，您對瓦格納怎麼看呢？
S：我對瓦格納的看法是矛盾的。俄羅斯作曲家從他那裡學到了一種新的配器方法，然而沒有學他如何大規模地為自己謀名，如何勾心鬥角用心計。他的《齊格弗裡德》第一幕中的鑄劍是天才之作，但是幹嘛要動員自己的支持者大張旗鼓地反對勃拉姆斯呢？他欺負自己的一個同行並不是出於一時之氣，而是出於靈魂中一種本質的品性。卑下的靈魂必然會反映在他的音樂裡。
Q：我很想知道您的作曲方式，是不是像很多作曲家那樣在鋼琴上進行創作？
S：對我來說，用鋼琴作曲是一種退而求其次的方式。這種方式適用於聽覺不好的人和樂感很差的人，他們需要一些聽覺上的幫助。也有些“大師”養著一幫秘書為他們劃時代的大作寫配器，我永遠理解不了這種“增產”方式。一般來說，我都是先在腦海中有了總譜，然後用墨水把它定稿——不打草稿。我無意自誇。歸根結底，每個人都是按照他自己認為最合適的方式作曲。但是我總會嚴肅地提醒我的學生不要在鋼琴上找曲調。我小時候犯過這種即興作曲症，險些不治。
Q：我知道您也是一位非常棒的鋼琴演奏家，還曾經參加過第一屆華沙肖邦大賽並得到榮譽證書。因此我特別想請教您，鋼琴家應如何在演奏中實現創造性？
S：對於這個問題，一位有名的演奏家曾有一次向我抱怨說，彈奏眾所周知的樂曲實在困難，因為：“要找到新的處理方式太難了。”我當時就對這個說法有不同意的反應。我是這麼想的：怎麼能埋怨“新的處理方式”難找呢？“新方式”是什麼？是裝滿錢的皮夾子？你能在街上走著走著找到一個“新方式”嗎？有人掉了，你去撿起來？我認為找是找不到新的方式的，得要它來找你。我不斷地看到，對於一首音樂作品的新的處理方式總是被那些對生活的其他方面、對總的人生有新的態度的人所得到。
Q：對於您這樣已經“離開我們”的作曲家，我特別想問一個問題，就是您對於“死亡”是怎麼看的？
S：我想人在活著的時候，怕死可能是最強烈的感情了，甚至可能沒有比這更深沉的感覺了。然而奇怪的是，人們的很多詩歌、散文和音樂，都是在這種畏懼的影響下創作出來的。這其實是人們想要加強與生者的聯繫，並加強他們對生者的影響。
我建議用理智的態度對待死亡，否認死亡和它的力量是無用的，它是自然規律，沒有人能避免。應該多想到死亡，習慣於死亡的想法，不能讓對死亡的恐懼出其不意地向我們襲來。我們要對這種恐懼習以為常，一種辦法就是描寫死亡。
Q：大師，能否請您告訴我如何區分好的音樂和不好的音樂？
S：從根本上說，什麼是好的音樂，什麼是不好的音樂，我不知道，無法給你肯定的回答。比方說巴達捷夫斯卡（Tekla Badarzewska，1834-1861）那首《少女的祈禱》，按照所有的規則來衡量，它都應該屬於不好的音樂，但是我每次聽它的時候，淚水就湧上眼眶。我想這首曲子一定也感動了契訶夫，否則他不會在他的《三姐妹》中那樣使用它。也許無所謂好的音樂或不好的音樂，只有令你激動的音樂和使你無動於衷的音樂，如此而已。
Q：最後，請讓我向您這位20世紀最傑出、最天才的作曲家表示最衷心的感謝……
S：不，不，您之所以做出這樣的評價，只是因為您是一個善良的人。
大師說，在他腦子裡出現了一部新作品的總譜，匆匆起身告辭了，想必一定是回去用墨水將其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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