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蛇口，與香港元朗隔海相望的海邊，海上世界文化藝術中心是一座高大現代的建築。它的三樓，是蛇口改革開放博物館。這是全國首家以改革開放命名的博物館，陳列展示的是蛇口在改革開放年代的那段風雲歲月。
1979年7月2日，香港招商局蛇口工業區為打通海灣之間通道而炸山填海，此舉被譽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一聲“開山炮”。
蛇口，曾經的中國改革開放的濫觴之地，與那個大時代緊密相連，許多改革由此起步並進而推至全國。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科斯曾說過：“中國的開放是從邊緣開始的。”蛇口正是中國大陸疆界的南方邊緣。蛇口既是一個地名，又成了一個符號，既是一片地域，更是一段歷史。
如何評價蛇口在改革開放四十年中的位置？
曾先後達16次到蛇口工業區進行視察的前國務院副總理谷牧在1994年給蛇口題詞：“中國改革開放的排頭兵。”
前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在他的回憶錄中曾把蛇口定位為“試驗場”。李嵐清回憶說：“特區是最早學習和實踐市場經濟的‘試驗場’。在成立之初，中央明確提出：特區主要是實行市場調節。蛇口工業區的建設就最先採用了市場化的辦法。”
1986年，蛇口工業區還在進行著轟轟烈烈的“試驗”，其掌舵者、靈魂人物袁庚在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亞洲研究中心發表演講時，則把蛇口比喻成為“中國開放政策的‘經濟試管’”。
袁庚說：“蛇口人幾年來不是在作天馬行空式的幻想，而是在從事著提高生產效率、增加經濟活力的實實在在的工作。我們希望人們把蛇口看作一根試管，一根注入外來有益的經濟因素對傳統式的經濟體制進行改革的試管。”
1998年，袁庚在又一次演講中回首蛇口改革二十年時，則把蛇口比作“愛迪生的燈”。
“1878年，愛迪生門羅帕克實驗室最初點亮的白熾燈只帶來八分鐘的光明，但是這短暫的八分鐘卻宣告了質的飛躍，世界因而很快變得一片輝煌。最初那盞古拙的燈泡，它的纖弱的燈絲何時燒斷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真真確確留給了人們對不足的思索，和對未來的希望。”袁庚說。
一
梁鴻坤第一次見到袁庚是在1978年6月，地點在香港幹諾道西招商局的那棟高14層的辦公樓裡。
彼時，袁庚61歲，梁鴻坤46歲。
梁鴻坤是廣東中山人，1960年代，他還在廣州鐵路局工作。1970年代，鐵道部與交通部合併為交通部，梁鴻坤被抽調到交通部下屬的香港招商局工作，任辦公室副主任。
見到袁庚前，梁鴻坤已在香港工作多年，他負責的主要業務是給國家買船。
在1973年9月獲釋之前，原在中央調查部工作的袁庚被關押在秦城監獄長達五年半，獲釋後他沒有回原單位工作，而是被安排到交通部，任外事局副局長。
1978年的一天，交通部長葉飛找到袁庚，問他願不願意到香港招商局去打開局面，袁庚當即答應，但他表示要先到香港看看，做點調查研究，有了發言權再說。葉飛即派袁庚到香港，要求他在招商局調查兩三個月，並拿出一套讓招商局走出困境的辦法來。
招商局乃百年企業，誕生於晚清洋務運動時期。但在袁庚被派往香港“打開局面”之時，招商局早已沒落。
梁鴻坤回憶，那時的招商局規模很小，有個辦公樓，有修船廠、倉庫以及另外兩個下屬公司，“加起來不到兩個億的資產，年年虧，要靠部裡撥錢，甚至要在銀行借錢。”
彼時的招商局在香港很不起眼，梁鴻坤說，“很多香港人都不知道還有這個招商局。”
袁庚隻身到了香港，馬上就找到了梁鴻坤。梁鴻坤回憶：“他之前在中央調查部，調查工作是他的本行，我們給他起了個綽號：‘老調’。他事先就已經知道招商局這邊都有些什麼人。”
袁庚讓梁鴻坤帶路去轉轉，梁鴻坤就帶他到了招商局下屬的碼頭、倉庫、船廠等調研。
聊起招商局現狀，梁鴻坤忍不住發了一通牢騷，他告訴袁庚，來招商局這幾年，只能抓買船業務，別的什麼都幹不了，天天端著茶杯看報紙，報紙也只能看《大公報》、《文匯報》這些，其他不準看，而他眼睜睜看著同城的包家、董家“這些跑船的一個個發起來了”。
“問題主要是什麼權都沒有，什麼事都要上報，不能經營地產，不能賣房子。”梁鴻坤說。
袁庚聽後，對梁鴻坤說，“你想幹就行啊。”袁庚向梁鴻坤問計，問他認為招商局今後該怎麼發展，梁鴻坤說，造小船這類事完全可以由招商局自己做，招商局有個船廠，因為沒有投資，一直搞不起來。梁鴻坤告訴袁庚，“買船還要繼續買，但是船上用的東西，如鋼絲繩、集裝箱、氧氣，以及對船隻的修修補補，以前都是在香港進行，為什麼我們不自己搞個廠來做呢？”
熟知粵港情況的梁鴻坤向袁庚建議：“廣東現在有很多地方是荒廢的，能不能在廣東搞塊地來建個廠。”
梁鴻坤說他是從華潤公司的作法得到上述啟示的，他知道華潤公司當時就在現在深圳羅湖那裡有一個基地，在內地採購的生豬，在深圳基地飼養好後，再供應香港，這樣可以不用在港購地，香港地價昂貴且不容易獲得。
袁庚認為梁鴻坤的主意很好，他也想給招商局購置一塊土地，以重振招商局。之後他便帶著梁鴻坤開始找地，最終否定了在香港和澳門購地的打算，決定在廣東去找。
1978年8月中旬，袁庚完成在港調研回京。聽了袁庚的彙報後，交通部決定讓招商局“放手大幹”，同意“放權”，“授予招商局就地獨立處理問題的機動權。”袁庚以交通部黨組名義執筆起草一份題為《關於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問題的請示》的報告，於10月9日上報中共中央、國務院。三天後，報告獲批。
1978年10月，袁庚以常務副董事長身份到香港主持招商局工作。投入工作後，袁庚帶梁鴻坤等人到廣州找到了時任廣東省革委會副主任的劉田夫，劉田夫對袁庚在廣東找地的想法很支持。梁鴻坤回憶：“田夫很爽快，他說找哪塊地，跟他說就行了。”
最開始，他們在毗鄰香港的寶安縣大鵬灣一帶考察後，覺得不行，“沒有路，都是大山頭。”後來找到寶安一個叫蛇口公社的地方，袁庚馬上就看中了這個地方，這裡有6個海灣。
梁鴻坤回憶，當時蛇口的田地全都荒蕪了，田裡蒿草灌木叢生。當地有一個漁村，有108戶人家。村裡的很多年輕人都偷渡到香港去了，只留下了老人和孩子，村裡的石頭房子已經破敗不堪。
“袁庚看到這個情況，熱淚盈眶。”梁鴻坤說。
二
1978年，改革春風吹起在中國大地。
當年5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引發關於真理標準的全國大討論，新時期思想解放的大幕拉開。同時，由國務院副總理谷牧率領的考察團赴西歐五國進行考察，希望借鑑發達國家先進經驗，醞釀全面改革對外開放。
蛇口工業區的成立，適逢其時。
關於此，袁庚在其晚年也曾有過一番總結。有袁庚“智囊”之稱的梁憲告訴界面新聞：“蛇口為什麼能夠搞起來，能做出一點成績呢？按照袁董的說法，是適逢其會。他說是天時地利人和。”
今年79歲的梁憲比袁庚晚了約半年到香港招商局，他原在交通部科技情報所研究交通經濟，袁庚到招商局後也把他調來，仍然主要負責研究工作。梁憲後來還曾任蛇口工業區管委會委員、董事會董事、培訓中心主任、招商局集團研究部總經理等職。在2016年之前，他還在中國國際海運集裝箱集團擔任高級顧問。
梁憲回憶，袁庚退休後，有一次接受歐洲一家媒體採訪，記者問他關於建設蛇口工業區的理念、目的時，袁庚帶記者登上蛇口的最高點微波山——在風起雲湧的改革開放時代，鄧小平、李先念等國家領導人都曾登上過這個山，它的對面就是香港——袁庚告訴這位記者：你問我建設蛇口工業區的理念、目的，我很坦率地告訴你，我就是想在靠近香港的地方，靠近資本主義自由經濟最發達的一個地方，在我們自己的土地上，看看我們能不能也把經濟搞好，能不能發展經濟。
袁庚說，蛇口的發展是天時地利人和。天時，是國家經過“文革”，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在1978年底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制定了改革開放的政策，進行了撥亂反正，經濟發展成為重點。在這樣的大的條件下，才有可能建設蛇口。
地利，就是地方政府支持。蛇口原來是偷渡之地，因為沒飯吃，很多人游泳偷渡去香港，有的被淹死。地方政府要改變這種面貌，袁庚到蛇口之初，廣東省裡的領導如任仲夷、習仲勳、劉田夫等，經常到蛇口做指導工作，深圳市的方苞、梁湘也都支持蛇口發展。
“人和，就是老百姓全力支持。本地人支持，全國人民支持。”梁憲引用當年袁庚的話說。
建立蛇口工業區的構想，也參照了“亞洲四小龍”的發展路徑。梁鴻坤回憶：“當時我們看到臺灣搞了一個加工區，新加坡也搞了，大家就提出來：我們招商局也搞一個工業區吧。我們還收集了人家搞加工區的資料。”
梁憲回憶，在1980年前後，他用了差不多一年時間集中研究世界各國建設加工出口區的歷史，“後來我們在蛇口基本上也是按照這個做的。”
1979年1月，香港招商局起草了《關於我駐香港招商局在廣東寶安建立工業區的報告》，在經廣東省革委會印為正式文件後，廣東省革委會、交通部聯名呈報國務院。
《報告》提出：香港招商局要求在廣東寶安縣臨近香港的沿海地帶，建立一批與交通航運有關的工業企業……初步選定在臨近香港的寶安蛇口公社境內建立工業區，這樣既能利用內地較廉價的土地和勞動力，又便於利用國際的資金、先進技術和原料，把兩者現有的有利條件充分利用並結合起來。
同年1月31日上午，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國務院副總理谷牧在中南海接見交通部副部長彭德清和招商局常務副董事長袁庚，聽取關於建立蛇口工業區問題的彙報。李先念在上述《報告》上批示：“擬同意。請谷牧同志召集有關同志議一下，就照此辦理。”
蛇口工業區的產生，本是出於香港招商局的發展需要，但它在日後的作為遠未止步在這個層面。梁鴻坤說：“後來中央拍板，就把這裡當成是改革開放的試驗了。”
三
梁鴻坤今年86歲，生活在香港島東區鰂魚湧的太古城社區。袁庚在1991年退休，他則在1993年退休，退休前他的職務是香港招商局發展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在招商局工作期間，梁鴻坤被認為是袁庚的“左膀右臂”，他見證了蛇口工業區從無到有的整個發展過程。
“我與袁庚，可以說是生死與共。”5月的一天，坐在香港太古城一家咖啡館裡回憶往事，梁鴻坤仍感慨不已。
蛇口工業區創辦之初，是堅持以工業為主，把工業項目當成其發展支柱。但是工業區從荒灘起步，毫無工業基礎，即便是買一顆螺絲釘都要到香港去，這使“開荒牛”們很擔心，萬一沒人來投資怎麼辦？銀行借貸以及投入的資金又如何回收？
袁庚更是提心吊膽。梁鴻坤回憶，一次，“三通一平”已經搞好，電是從香港拉到蛇口的，袁庚出面，要港督批，由梁鴻坤與中華電力公司的老總商定，“但是，大半年了，都沒有人來投資”。袁庚與梁鴻坤等幾個工業區的“頭頭”在蛇口工地一間鐵皮房裡，袁庚很嚴肅地說：看，曬太陽了，怎麼辦？
很多招商局的老人還記得，當時袁庚說：大不了，我回秦城監獄算了。
梁鴻坤回憶，袁庚之所以這麼說，是認為當時工業區已經投進去了數千萬港幣，“給國家造成損失，這個罪厲害得很，怎麼收拾？”
在袁庚主政招商局之前，招商局曾經的一個最大的發展瓶頸是沒有自主權。梁鴻坤回憶，在招商局起草《關於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問題的請示》時，其中一個內容，“就是要授權。”
當時的招商局已經在中轉代理、倉儲、駁運等經營方面有了一些收入。上述《請示》提出，每年約500萬港幣的淨收入，從1979年起留用5年，不上交財政，用以擴大業務。
“當時我們大家商量，留用10年不上交，袁庚很聰明，他的腦筋很靈，說先用5年吧，一步步來。”梁鴻坤回憶，《請示》獲批。為此，省革委會副主任劉田夫曾給袁庚開玩笑：袁庚同志，你可以有500萬，你當大總統了。“他這樣一說，後來很多人都叫袁庚‘袁大總統’。”
雖然要來了授權，但袁庚當時心裡也沒底。那一段時間，袁庚經常會跟梁鴻坤說晚上睡不著覺，“他如履薄冰。”而鉅額資金已經投進了蛇口荒灘，搞好“三通一平”，對於能有企業進駐投資，“開荒牛”們更是望眼欲穿。
蛇口工業區成立時，招商局成立發展部，後來改為發展有限公司，這個部門由梁鴻坤負責，主要是做籌資與尋求合作伙伴等工作。梁鴻坤回憶，為解決招商引資問題，他們在香港廣泛推薦，並組織外商實地來參觀。
對於招商局建立蛇口工業區，當時外商仍有頗多疑慮，比如：在蛇口實行的是什麼樣的政策？如何能“打破鐵飯碗”？工廠建成後誰說了算？能不能開除工人？能不能賺到錢？賺到的利潤歸誰？外匯能不能匯出境？如果去投資，招商局能不能做擔保？諸如此類。
在改革開放之初，這些問題無疑都是大問題。
對此，招商局通過各種渠道傳播蛇口工業區的理念，通過在港的中華總商會、香港總商會、香港廠商會、美國商會等組織各方面人士參加座談，現場回答前述各種問題。招商局還大量印發投資簡介，梁鴻坤回憶，他們在1980年1月印發的《香港招商局深圳市蛇口工業區投資簡介》，“後來成為中國經濟特區條例的藍本之一。”
招商局還邀請港澳、外國商人到蛇口實地考察，為此，招商局特別裝備了一條交通船用來接送客人。在廣東省公安廳以及港英政府海事處等有關部門支持下，蛇口港成為國內第一個實行落地簽證、簡化出入境手續的口岸。
1980年12月，對蛇口工業區感興趣的李嘉誠、霍英東等十多位香港企業家一起對工業區進行了訪問。袁庚與梁鴻坤陪他們一同前往。梁鴻坤還記得，那天是上午9時左右從香港出發，那時從香港坐船到蛇口不如現在快捷，約要兩個鐘頭才能到達，“都帶了飯盒，他們中途就吃飯，吃了才上岸。”
功夫不負有心人，從1979年7月“五通一平”開始，到1984年，蛇口工業區即已先後招商引進外資、港資20多億港元，興辦了合資或獨資工商企業達90多家。
蛇口工業區至此已初步建成一個以工業為主、綜合發展的現代化港口工業城。
“蛇口模式”一說也不脛而走。
四
蛇口工業區甫建，原是設想建設集裝箱製造廠、鋼絲繩廠、拆船廠、氧氣廠、玻璃纖維廠等幾個項目，但一旦發展起來，其遠未止步於此。
40年過去，成立於蛇口工業區時期的多家公司，跨出了蛇口，都早已是各自行業裡的領軍者，如保險業的平安保險、銀行業的招商銀行、集裝箱業的中集集團等。
當與界面記者聊起崛起於蛇口工業區的這個優質企業群，梁憲立即就想起2003年12月裡的一天，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來蛇口，與中集集團總裁麥伯良以及當時在中集集團擔任高級顧問的他之間的一個對話。
那天，吳敬璉也提到這幾家企業，他問：它們都產生在蛇口這塊土地上，這裡面有什麼道理嗎？
麥伯良建議由梁憲來回答這個問題，因為梁憲是最早參與蛇口工業區的開發者之一，在袁庚身邊工作多年，也當過招商局集團研究部的“一把手”，目睹了這幾家企業的誕生、成長全過程。梁憲便做了一番介紹。
平安保險、招商銀行、中集集團等幾家企業都是由招商局發起和參資的。在梁憲看來，這些企業之所以比較成功，“關鍵在於它們從一開始便實行了現代企業制度，實行了股份制。”而回溯起來，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期，當蛇口提出要實行股份制，特別是在國有企業之間搞股份制企業時，“還給人異想天開的感覺，”當事者都承受著很大壓力。
蛇口第一家由多個國有企業參股的股份制企業，是中國南山開發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當時南海石油開發在即，招商局爭取到了把蛇口赤灣作為石油開發的後勤基地，並獲國務院批准，由招商局負責籌組一個經濟實體。
這時蛇口工業區的建設已歷時兩年，雖然成績已經不小，但所遇困難更大，尤其是來自上級主管部門的行政干預之多，令企業苦不堪言。
梁憲回憶，這時的袁庚面臨著很大壓力，“到底要把這個新的經濟實體也就是南山開發公司組建成怎樣的企業呢？怎樣才能讓這家企業擺脫過多的、不必要的的行政干預呢？這是袁庚腦子裡盤算多時的問題。”
有一次，袁庚召集幾個助手討論這一問題，其中有梁鴻坤，也有梁憲。袁庚說：“在蛇口，工業區是全資國有的，過多的行政干預的苦頭吃夠了；蛇口鎮是集體所有制，我們管不著；這次開發赤灣，能不能來個更有效的方式、外頭用得好的方式？”
大家議論起來。
輪到梁憲發言，梁憲說：“什麼是‘外頭用得最好的方式’？外頭經營管理得好的企業便是股份制企業，上市公司固然是股份制的，非上市公司也大都是股份制的，連一些家族企業往往也搞成股份制，兄弟姐妹入股。”
梁憲回憶，當時他們心裡都明白，所謂“外面用得最好的方式”，都是這種股份有限公司。當時，中國銀行、華潤公司、海洋石油總公司和深圳市等都有興趣參股這家企業，組成股份有限公司並不難，“問題在於大家的錢都是國家財政部一個口袋裡的，有必要國有企業之間共同參股成立公司嗎？這樣的股份制有限公司能搞好嗎？它跟一家獨資的國有企業有什麼區別？”彼時，這都無先例可循。
袁庚在討論中說：“在我們蛇口，有國有獨資的，有以國有股東為主股份化的，也有集體所有制的，孰優孰劣，都來試一下。我們這個地方小，搞成功了讓經濟學家總結去，搞失敗了影響也沒有什麼大不了。”
與會者也都贊成不妨試一試。
梁憲回憶：“後來，我不只一次聽袁董講過，蛇口的成功與否，不在於有多少高樓大廈，而在於對經濟改革、企業改革能否做點貢獻。他寧可把蛇口當做一隻企業改革的‘試管’，可以認為，南山開發公司的成立就是這隻‘試管’誕生的‘嬰兒’之一。”
本來，招商局是“負責”組建南山公司的，完全可以成為控股股東，但在籌備過程中，袁庚竭力主張招商局主動放棄控股地位。梁憲認為，“正是由於不設控股股東，不但對南山公司日後的健康發展，而且對後來蛇口所有由國有公司參股的股份制企業的有效治理，都產生了積極、良好的作用。”
梁憲分析，本來世界上獨資或控股的公司非常多，並不會因為這些公司是獨資的或控股的便經營不好，但是，我國長期以來實行指令性計劃性經濟，往往把企業視為行政機構的附屬品並按照行政方式進行管理和經營，“在這種情況下，一家股份公司若被某一家國有企業控股或任由其一股獨大，結果勢必與國有獨資企業無異，不必要的行政干預仍然少不了。”
梁憲說：“在我國特定的歷史階段，在實行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對一般性的並非影響國計民生或國家安全的企業，不實行由一家國有公司控股是有特殊意義的。只有這樣，這些企業才能真正實行董事會領導下的經理負責制，才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環境中實行有效的公司治理。”
在蛇口，南山開發公司首先不設國有控股股東，後來的招商銀行與平安保險公司也跟著這樣做，而中集公司在引進中遠作為新股東時，招商和中遠也是平起平坐，誰都不具控股地位。而正因為有這樣的制度安排，蛇口的這些企業在後來一度被稱為“無上級主管單位的企業”，並都崛起為行業翹楚。
跟那些由於過多的行政干預而蒙受損失或衰落的國有獨資或控股的公司相比，招銀、平保、中集等企業表現得非常顯眼和突出，梁憲回憶，袁庚曾頗為風趣地把這一現象比喻為“勝利大逃亡”。
這是“蛇口基因”，梁憲說：“組建股份制公司，真正實行董事會領導下的總經理負責制，這是蛇口工業區對國家社會經濟的發展特別是企業改革發展貢獻最大的。”
五
沿著工業大道往蛇口港方向西行，在微波山下轉彎處，交通繁忙的馬路邊，至今仍立著一塊巨幅標語：“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
這是蛇口工業區曾極力倡導的精神之一。它曾經響遍全國，影響力巨大。
梁鴻坤回憶，從香港考察到正式任命，袁庚一直都在接觸香港人，“左中右各種方面的人物都接觸，實際上他是在學習，學習如何做生意，如何做人。這是這個口號來歷的底子。”
後來蛇口工業區成立了，“很多人都是慢吞吞，”不但袁庚看不慣，在香港工作多年的梁鴻坤也看不慣。梁鴻坤回憶起這樣一件事：
工業區內所有道路網絡是由招商局投資，最早建成一條區內幹道與深圳連接。當時條條框框仍舊很多，建公路必須要由交通部門的公路局來建。當連接深圳的這條公路快要建成時，公路兩頭還有大約10多米寬的一個口子，施工卻突然停了下來，工人撤走了。原來，是負責指揮施工的廣東省公路局的一位副處長提出要另加幾萬塊錢獎金，不給就不通車。
“幾萬塊人民幣，這個要命啊，”梁鴻坤回憶。當時他們誰都不敢答應，幾次登門去找這位副處長也不見人，聽說他是拿著鳥槍到山上打鳥去了。後來此事經新華社記者寫的內參，被總書記胡耀邦獲知，胡耀邦批示嚴查，才得以解決，那位副處長也被撤職。
後來，袁庚就提出在工業區樹立“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口號。他讓蛇口工業區副總指揮許智明寫個牌子，放在工業區裡。“最初那個牌子太小，後來又立了一個大的，越搞越大。”
梁鴻坤回憶，“當時已經給我們扣了很多帽子了，說我們崇洋媚外，出讓土地，是賣國賊。因為這個口號，又說我們只認錢，是拜金主義。”
1984年1月，鄧小平視察蛇口工業區，袁庚讓人做了一張書有這個口號的大牌子，放在鄧小平要路過的路口。梁鴻坤回憶，“鄧小平看到了，笑一笑，我們就認為他是贊同這個口號了。”
那一年的國慶節，寫有這個口號的蛇口工業區的彩車駛過天安門，更使它響徹全國。
回憶起來，見證了蛇口發展的餘昌民說：“歷史就是這樣，人們回首遠觀也許覺得淺薄可笑，可在當初，堅持推動哪怕小小的觀念革命，需要何等的勇氣、多麼堅挺的脊樑。”
也有人曾經問過袁庚：“蛇口是怎麼發展起來的？”袁庚的回答是：“是從人的觀念轉變和社會改革開始的。”
袁庚的這句回答，現在被書寫在了蛇口改革開放博物館門口的一面牆壁上。
六
回首蛇口工業區的歷史，梁鴻坤說：“在中國改革開放歷史中，蛇口所處的位置可以用兩個字來概括：突破。蛇口工業區在全國做了很多的‘第一’，都是突破。”
首先是觀念的突破。
在八十年代初，在蛇口進行的改革試驗非常密集，包括民主選舉、工程招標、職工住房分配、公開招聘、分配製度、金融創新等一系列的實踐。
曾任蛇口工業區企業管理室主任、發展研究室主任的餘昌民回憶說：“民主選舉幹部，輿論監督權力，以及活躍的社會團體，完善的社會保障，公平的經濟秩序，和諧的人際關係等，這些鼓舞人心的理想追求，在蛇口工業區都得到了生動的演練。”
蛇口工業區應該是在全國率先取消糧票的地方。
在此之前，糧食都是“統購統銷”，按計劃分配。梁鴻坤回憶，當時幾百人到蛇口，很多都是從大學裡畢業分配過來，他們一無戶口，二無用糧指標，如何解決吃飯問題？他和招商局總經理金石一起專程去省裡請示。
在廣東省委一間小會議室裡，一位省委副書記為此主持召開了有糧食局長、計委主任等多人參加的會議。梁鴻坤回憶，會上誰也說不出解決辦法，他們便提出“在蛇口這個地方取消糧票”，由招商局進口糧食，外匯自行解決。
這立即就得到了那位副書記的反對：“取消糧票”真是異想天開，招商局有外匯也不行，進口糧食得要糧食部、國家紀委批准。
經過多番周折，又開了幾次會，最後省裡才批准：由海關監管，暫時由招商局自籌外匯進口糧食和糧油副食品。
糧票就這麼在蛇口工業區取消了。“我們在香港買大米，買豬油、雞腿、雞翅膀，這些東西在香港多得很，也便宜，一個月買兩三次，用交通船一船船地運到蛇口。”梁鴻坤回憶。
1981年，全國城市還在計劃經濟下甦醒之際，蛇口便開始了職工住房商品化改革，區內企業職工統一排隊打分選房，銀行按揭購買。而國內全面住房改革是在遲了10多年之後的1994年。到2003年之前，蛇口工業區在55萬平方米用地上建成了37個職工住宅、宿舍項目。
生於1943年的陳難先在1982年10月到蛇口工作，去蛇口前，他在杭州電子工業學院教英語，妻子和孩子在上海。回憶起來，陳難先說他之所以會到蛇口來，動機“並沒那麼崇高”。他要解決妻子與兒子的戶口問題，要實現家庭團聚，並且，他在杭州時的工資只有68.5元，養家都非常吃力，而如果到蛇口，“會變成廣東工資，再乘以一個係數，就有160元，這比原來的工資多了99.5元。”
初來蛇口，儘管環境還很荒涼，但實現了一家團聚，周圍生機蓬勃的工作環境，都讓陳難先的生活充滿了新意與新機。他們一家先是住在圓壇廟一個小平房裡，後來住兩室一廳，因為岳父母來蛇口，兩室一廳不夠用，他們又租住進一個三室一廳的房子裡。剛搬進這個大房子裡沒多久，他就可以自己買房了。
陳難先回憶說：“現在看來簡直是天方夜譚，三房一廳，90平米，總價格是9700元，首付1700元，其餘8000元，工業區幫忙聯繫好銀行，我辦了五年的貸款。”
在蛇口，陳難先成了著名的教育專家。他是育才中學的首任校長。陳難先回憶，最初，蛇口工業區的孩子都是在原來蛇口的漁民小學借讀，但是很多孩子反映聽不懂廣東話，工業區就決定自己辦學校。
“蛇口有許許多多的第一，”陳難先回憶，“比如第一家律師事務所，第一家會計事務所，第一家保安公司，第一次商品房按揭，還有當地的報紙可以不經黨委同意批評同級領導人。有人統計了，大概有四五十項，是全國第一。”
餘昌民回憶，在袁庚力主之下，蛇口首先取消出國人員置裝費，繼而將出國、赴港人員免稅進口“大件”的指標集中另行平均分配。
“當時因為要與外商打交道，要經常到香港，因為是因公外出，按照國家制度，每次都要有置裝費，就是給去的人發幾百塊錢去做西裝，”餘昌民回憶，“這些在袁庚眼裡就很可笑。中國人就窮到這樣的地步，出去之前不能穿正常的衣服？袁庚取消了置裝費，他說蛇口不需要，蛇口人沒那麼窮。”
七
蛇口工業區隨著袁庚在1992年離休，結束了它的一個時代。
“一代人就做一代人的事，”袁庚之子袁中印說，“後代人怎麼做，怎麼生活，那是後代人的事。”
2013年上海自貿區橫空出世，新一輪改革開放備受期待。2014年12月，中國增設廣東、天津、福建三個自貿區，五大核心政策(人民幣國際化、離岸金融中心、稅收優惠、創新貿易模式、創新外貿)指導自貿區發展，推進服務業、投資、貿易、監管、商貿等領域改革發展。
2014年底，蛇口工業區被納入廣東自貿區，迎來新的發展機遇。新蛇口以自貿區整體上市，定位於“中國城市綜合開發和運營服務商”。
蛇口躋身自貿區行列被認為是蛇口歷史上的又一件具有轉折意義的大事，在金融改革、投資開放、科技創新、服務產業以及國際旅遊等領域將激發出新的活力。
2015年12月30日，招商局蛇口工業區在吸收合併招商地產後，在深交所上市，現在這個新公司的名稱叫做“招商局蛇口工業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是招商局旗下城市綜合開發運營板塊的旗艦企業，是招商局集團在國內重要的核心資產整合及業務協同平臺。”袁中印說。
袁中印還特別提到：“招商地產的股票代碼是001979，這是專門跟證監會要的。1979年1月，中央批准建設蛇口工業區。這個代碼是為了紀念這個日子。”
現在的蛇口已是深圳南山區的一部分。跟深圳其他城區一樣，蛇口現在也是高樓林立、馬路寬闊。作為一個移民片區，在這個約1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著20萬中國人和數千外國人。
一位居住在蛇口的企業高管告訴界面記者：“在深圳各城區中，蛇口的外國人最多。蛇口非常宜居。”
當然，有心之人留意的話，仍可以看到改革開放之初的那段風雲歲月留下的種種遺蹟。
在著名的明華輪“海上世界”，鄧小平1984年來蛇口視察興之所至題寫的“海上世界”四個大字仍舊高掛著。
2016年1月31日袁庚去世。後人們給予這位改革開拓者高度的評價。
在蛇口，海上世界文化藝術中心樓前，海邊的小廣場上，現在立著一尊袁庚全身雕像。袁庚塑像面朝大海，昂首闊步，神采奕奕。
塑像基座石碑上刻著袁庚的生平事蹟：締造了中國經濟特區雛形，是招商局蛇口工業區的靈魂人物，是招商銀行、平安保險、中集集團等著名企業的創始人，是百年招商局第二次輝煌的主要締造者，是中國改革開放具有標誌性的先行者和探索者之一。
這尊塑像揭幕於2017年4月23日。在2017年11月才開園的位於南山區後海片區的深圳人才公園裡，也有一尊袁庚塑像，這是一尊高大的半身塑像，袁庚被雕鑄得目光深邃、面容沉靜。
如今生活在蛇口的袁庚之子袁中印在向界面記者回憶他的父親時講到：“他生前經常說：歷史是由後人來評說的。”
八
當年以火熱的熱情積極投身於那段歷史中的建設者們沒有被歲月“打散”。在他們的人生暮年，又以一個叫做蛇口社區基金會的民間機構鏈接在了一起。
65歲的周為民是蛇口社區基金會的理事。他是上海人，1968年到內蒙古下鄉當知青。後曾擔任清華大學團委副書記。
1982年11月，周為民從清華大學調入蛇口工作。周為民回憶說：“當時我在清華，我妻子在蘭州，我已經是北京戶口了，她進不了清華，我要是調回去也很難。我們想調到一起，就想能不能調到一個第三地。”蛇口提供了這樣一個機會。
到蛇口後的周為民歷任蛇口工業區黨委宣傳處處長、地產公司副經理、工業區副總經理、旅遊公司總經理等職務。1997年，他離開蛇口到北京、上海等地工作，2013年退休。退休後周為民重歸蛇口，“當時比較了北京、上海、深圳三個地方，覺得還是深圳好，寬鬆自由。”
現在在蛇口，周為民的主要精力，是與一些“老蛇口”操辦蛇口社區基金會，這些“老蛇口”，包括了袁庚之子袁中印、陳難先等人。周為民說，操作這個基金會“也完全是袁庚的理念”，“袁庚說要把蛇口建成一個人類最適宜居住的地方，我們這批‘老蛇口’覺得還是要把袁庚的精神傳承下去。”
“老蛇口”們重新集結，是始於2013年4月23日，那一天，一群蛇口人自發為袁庚96歲生日祈福，舉辦“蛇口情結沙龍——延續蛇口的故事”。
早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蛇口的各種沙龍與社團曾經多達幾十個。“蛇口情結沙龍”的舉行，有人認為是蛇口傳統的一種復甦。
2014年12月14日，89位生活或工作在蛇口的社區居民，自發每人捐資1000元，創建了“蛇口社區公益基金”，並通過民主選舉產生了第一屆理事會。次年6月，理事會正式向有關部門提出申請，註冊成立深圳市南山區蛇口社區基金會（簡稱“蛇基會”）。
陳難先介紹說，“蛇基會”的重點工作在於社區建設。為了紀念改革開放四十週年，它主要參與了兩件事，一是籌資拍攝紀錄片《袁庚傳奇》，現在該紀錄片仍在拍攝製作中；再一就是承擔起了蛇口改革開放博物館文物的徵集工作。蛇口改革開放博物館開館於2017年12月26日。
在深圳市，像“蛇基會”這樣的社區基金會已有十多家。陳難先介紹說，在這當中，蛇口社區基金會的資金不是最多的，但是，“我們搞活動，很多人都會積極參加，一來都是幾十或者上百人，各種年齡段的都有。”這種凝聚力在其他社區是罕見的。
“我們懷念八十年代的蛇口。”周為民說。
（注：本文的寫作，參考了《袁庚傳》、《見證蛇口》、《爭議與啟示：袁庚在蛇口紀實》、《記憶蛇口：蛇口改革開放博物館展品徵集實錄》、《袁庚文集》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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