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三年，就在曾国藩在长沙创建湘军的时候，江忠源受朝廷之命往援江西。
七月，廷樾等至南昌，诸生见贼争搏战，死者七人。国藩虽闻败，颇悦，以为诸生果可任，非绿营巧懦者比也。
也就是说，夏廷樾率部在南昌战败，有七个领兵的书生战死了。曾国藩听了不仅没失望，反而“颇悦”，为什么呢？因为“以为诸生果可任，非绿营巧懦者比也”。这些书生确实可用，远比绿营那些闻风即逃的军官强。
显然，书生们表现出的血性远比他们的作战技术要宝贵。这场战役，坚定了曾国藩“选士人，领山农”的建军思想。
在传统时代，湖南属于边远地方，人民朴野，读书人也都朴实劲健，素来与空疏的乾嘉学风和神异的阳明学说无缘。所以，湖南人重“实学”。在道光咸丰年间，我们注意到一种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湖南的书生，不论是在朝还是在野，都喜欢看地图、读兵书。
曾国藩在北京诸部为官时，“尤究心方舆之学，左图右书，钩校不倦，于山川险要、河潜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喜欢研究地理，了解全国的山川险要。
而举人左宗棠和秀才罗泽南李续宾等人，在湖南乡下一边做着孩子王，一边也在研究地理和军事。左宗棠“胸罗古今地图兵法、本朝国章，切实讲求”，罗泽南“其所著地理水道书，多论兵家形要”。李续宾更为投入，“益精研兵事，恒以巨幅纸绘图，累数百”。
所谓“近日尤怪事，往往爱谈兵。”
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注意研究实际问题的读书人“深忧天下将乱”，他们从种种征兆判断，一场翻天覆地的大乱将要降临，需要他们及早进行知识准备。
正因如此，他们一旦放下书卷，跨上战马，马上表现出相当高的军事素养。比如做了多年孩子王的老秀才罗泽南，虽然以前从来没摸过兵器，但一旦领兵，居然卓有成效，征战四年，克城数十，历经二百余战，几无败绩，屡屡以少胜多。
除了实用知识的储备外，湖湘理学还给了这些书生强大的精神力量。他们在出山之前，已经解决了生死问题，因此一出山就能把生死放在度外，“由辞章之儒一变而成为帕首提刀的悍将”，湘军由此也树立起“踔厉敢死”的风气。
按理说，湘军队伍有着相同的知识背景和风土人情，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也极为相近，应该很容易做到团结统一吧？
不尽然。
去年我去了一次湘乡，地方政府为了接待我，特别请了一位当地研究曾国藩的人来陪我吃饭。整顿饭过程中，普通话说得不错的他基本都在用湘乡土话与当地干部交谈。虽然湘乡土话极难懂，但我听懂了他的潜台词，那就是曾国藩要由我们湘乡人来研究，没有你们外地人的事。
饭后，一位在湘乡工作的外地干部说，湘乡人最大的问题，是不团结。
毛泽东也曾经提及此点。他在《西行漫记》中说：
因为我不是湘乡人，又不为人所喜。做一个湘乡人非常重要，而且是湘乡的某一区人也很重要。湘乡分为上区、中区，与下区，上区的学生与下区的学生不断地打架，完全是因为乡土观念。双方好像要拼个你死我活似的。……
更有人总结说：
湖南人缺乏大局意识，有时窝里斗；不合群，团结精神差；性格急躁，气太盛，不能虚衷受益；不善于纳言和向他人求教……
其实何止湘乡人如此，何止湖南人如此，只要是中国人，都知道“窝里斗”这个词。甚至大而言之，整个人类社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一个领域内，最顶尖的几个人，关系往往处不好。曾国藩说：
忮……每发露于名业相侔、势位相埒之人。
曾国藩看得很清楚，声名和地位差不多的人，最容易相互嫉妒，你看不上我，我看不上你。
曾国藩后来在胪陈胡林翼功绩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大凡良将相聚则意见纷岐，或道义自高而不免气矜之过，或功能自负，而不免器识之偏，一言不舍，动成水火。
确实，相轻者岂止文人，各个领域凡才能出众者，多有恃才傲物、互不相下的毛病。一个集团内部的领导层内，出现矛盾和争执是非常常见的。
因此，带这样一支队伍，既容易，又不容易。
在不少人心中，曾国藩这个人往往是“权谋”的代名词，感觉曾国藩是一个老谋深算，甚至老奸巨滑的人。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曾国藩待人的原则，并非权谋。曾国藩有一句名言，“唯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唯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
曾国藩在处理湘军集团内部关系的时候，以“拙诚”为原则，尚拙，尚诚。他对待同事和下属，第一个特点就是不用权术。他说，“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要对同事下属推心置腹，曾国藩在自己集团内部，说话往往是很直接的：“凡正话实话，多说几句，久之人自能共亮其心。即直话亦不妨多说，但不可以讦为直，尤不可背后攻人之短。” 李鸿章刚到曾国藩大营的时候，曾国藩对他说：“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
胡林翼对曾国藩的这一点非常佩服。他说：“吾于当世贤者，可谓倾心以事矣，而人终乐从曾公，其至诚出于天性感人深故也。”也就是说，我想尽办法拉拢人才，但是人们还是认为曾国藩更有吸引力，这是因为他的至诚出于天性，所以感人至深。
曾国藩对待部下的第二个特点，是“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这句话有很多种解释，我的理解是，你想在这个世界上站得住，也要帮助别人站得住。你想有所发展，也要给别人制造发展的良机。
李鸿章来到曾国藩幕府的时候惊讶地发现，曾国藩的幕府像一个大学校。为什么呢？因为曾国藩除了带兵打仗之外，还兼当这些幕僚和将领的老师，每个月会出两次作文题，让大家作文，然后他在百忙当中，晚上点灯给大家批改。每天都会找不同的人，和他们进行谈话，教他们怎么做官，怎么打仗。
曾国藩说：
将帅之道，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待弁勇如待子弟，常有望其成立，望其发达之心，则人知恩矣。
曾国藩在保举下属方面非常努力。他曾经对皇帝说胡林翼之才胜臣十倍，说李鸿章才大心细，人才难得。李鸿章在安徽混了好多年，仕途一直没有起色，在曾国藩这呆了几年后才出掌一方。左宗棠当师爷当了好多年，最后犯了事，大祸临头，跑到曾国藩这里，不过三五年，就当上了总督。曾国藩的部下后来有二十六人成为总督、巡抚、尚书；有五十二人成为三品以上大员。因此所谓湘系“文武错落半天下”。夸张点说，天下一半的官员，都是曾国藩的部下。
第三个特点，则是一个“恕”字，用宽广的胸怀容纳人。
曾国藩晚年，给儿子写过一封遗嘱，什么内容呢？重点要求两个儿子，要避免犯两个错误。一个是嫉妒，另一个是贪求。接着“忮不常见,每发露于名业相侔、势位相埒之人”，曾国藩又说：
求不常见，每发露于货财相接、仕进相妨之际。
嫉妒与贪求，都是一定距离之内才能产生的。相距很近、地位持平的两个人，才会相互嫉妒。而在名和利的分配与争夺之际，最容易产生冲突。
因此曾国藩说，一个人必要的自我修炼，是克制自己的贪求之心。“忮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
在湘军内部，曾国藩在处理名和利的时候，非常注意把握平衡。他在给鲍超的信中曾国藩曾说：“凡利之所在，当与人共分之；名之所在，当与人共享之。”凡涉及到利益，一定要注意与人共分，你有好处，也要给别人一些好处；凡涉及到名声，一定要注意与人共享，不能自己垄断。所以曾国藩做事， “功不独居，过不推诿”。有了功劳，分给别人。有了问题，自己承担起来。“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曾国藩死后，李鸿章写了道奏折，表彰曾国藩的功劳，说他“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继而同僚谅之，终则各省从而慕效之。”这就是他能够吸引一大批人为他所用并最终成就自己事业的根本原因。
所以在处理人际关系上，曾国藩一直是主张退让一步。这在他与左宗棠与沈葆桢的关系时表现得最为明显。
曾国藩能做到这一点，当然是基于境界的高远和胸襟的广阔。曾国藩常说：“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惟胸次浩大是真正受用。”
这就是所谓的圣贤功夫。
本文内容选自《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3》
喜欢的朋友可以添加关注哦，小编会定时给大家更新精彩的内容，并且会在粉丝中抽取粉丝发送一些福利。 (以上图片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留言删除）
閱讀更多 愛看歷史的小麻雀 的文章
